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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这个福利国家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它的思想体系促使政府不断增加支出。……可是，对于瑞典公民来说，赋税负担则有其饱和点，一旦达到饱和点，他们就会起来反对进一步增税。……瑞典人抵制高额赋税的方法，有损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日益增长的政府支出是在挖福利经济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墙脚。
为什么特殊利益占优势
如果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潮流已达到顶点，继之而来的不是极权主义社会，而是较为自由的社会和权力较为有限的政府，那么，公众不仅必须承认当前状况的缺陷，而且必须认清这种状况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为什么政策的目标很好，而结果常常适得其反，采用什么方法能阻止这一进程，或者使它倒转过来，
集中在华盛顿的权力
每当我们来到我国首都华盛顿的时候，都对集中在这个城市里的巨大权力惊叹不已。漫步在国会大厦，我们很难看到那四百三十五名众议员和一百名参议员，因为这里有一万八千名政府雇员，平均每个参议员约有六十五名雇员，每个众议员约有二十七名雇员。另外，还有一万五千多名正式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身后经常跟着秘书、打字员、调查研究人员或者他们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国会大厦里串来串去，伺机施加影响。
而这仅仅是冰山之巅。联邦政府雇用着近三百万文职人员（不包括穿军服的武装力量）。有三十五万人以上在华盛顿以及附近的郊区工作。还有无数人间接地被政府雇用，雇用他们的是同政府订有合同的名义上的私人机构。另有一些人被劳工组织或资方组织或其他特殊利益集团所雇用，这些组织或集团都在华盛顿设有自己的总部或者至少设有一个办事处，因为华盛顿是政府所在地。
对律师们说来华盛顿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全国许多最大的最富有的法律事务所都设在这里。据说在华盛顿仅在联邦机构或管制机构中工作的律师就有七千多名。一百六十多家其他地方的法律事务所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①
①《新兴工业》，载《华尔街日报》，1979年6月12日，第1页，第5栏。
和苏联、赤色中国或邻近美国的古巴等集权主义国家的权力不同，在华盛顿的权力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铁板一块的权力。权力被分割为许许多多的小块。全国各地的每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都试图尽可能地把它们的手伸到力所能及的不管什么样的权力上面。其结果是，政府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脚踏两只船。
例如，在华盛顿的一座大楼里，一些政府雇员正在整天工作，试图制订和执行各种计划，用我们的钱劝阻人们不要吸烟。而在另一座距离不太远的大楼里，另外一些同样具有献身精神并且同样努力工作的雇员，整天工作以便用我们的钱补助农场主们去种植烟草。
在一座大楼里，工资与物价稳定委员会正在加班加点工作，试图用软硬兼施、连蒙带吓的方法迫使企业家降低产品价格，并用同样方法迫使工人降低他们的工资要求。而在另一座大楼里，农业部的某些下属机构则正在执行各种计划，以维持或提高食糖、棉花以及其他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在另外一座大楼里，劳工部的官员们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正在确定所谓“普遍实行的工资”，以此提高建筑工人的工资率。
国会建立了一个雇用二万名职工的能源部，以促进能源的保护。国会还建立了一个雇用一万二千名以上职工的环境保护局，它颁布了各种规章制度和命令，其中大部分要求使用更多的能源。无疑，在每一个机构里面，又各有一些下属单位，它们的工作目的也是互相矛盾的。
如果造成的结果不是如此严重的话，所有这一切似乎是非常荒唐可笑的。虽然上述各种机构的许多作用可以相互抵消，但它们的花费并不能相互抵消。每一个计划都要从我们口袋里掏钱，这些钱我们本来可以用来购买满足我们各种需要的商品和劳务。每一个机构都使用着能干的、技术熟练的人员，这些人员本来可从事生产性活动。每一个机构都挖空心思制订出各种条例、规则、繁琐的办事程序和需要填写的表格，这一切都在折磨着我们大家。
集中起来的利益与分散的利益
权力的分散和各项政府政策的相互矛盾，其根源在于民主制度的政治现实，这一制度是通过制订详细而具体的法律而运转的。这样一种制度往往把过大的政治权力赋予利益高度集中的小集团；往往比较重视政府行动的明显的、直接的和即刻显示出来的效果，而不重视政府行动的可能更重要的但却是隐蔽的、间接的和迟缓的效果；往往为了特殊利益而牺牲普遍利益，而不是相反。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也有一只无形之手，其作用恰好与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之手的作用相反。本意想要普遍利益的人们，受这只无形的政治之手的指引，促进了并非他本意想要促进的特殊利益。
这个问题的性质只需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让我们先来看政府帮助海运业的计划，该计划的内容包括向船舶建造和营运业务提供补贴，以及限定大部分沿海运输业务由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来经营。据估计纳税人每年为该计划支付的费用大约六亿美元——或者换句话说，纳税人每年要为积极从事这一行业的四万人当中的每个人花一万五千美元。船舶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他们的雇员，受到强烈刺激去获得并保持这个份额。他们毫不吝惜地出钱对议员进行游说以及捐助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六亿美元分摊到二亿多人口上，平均每人每年出三美元，一个四口之家每年出十二美元。我们当中有谁会投票反对一个国会议员候选人，只因为他把上述费用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认为值得花钱挫败上述措施，或者甚至认为值得花时间了解这类事情？
另一个例子是，各钢铁公司的股东们、这些公司的总经理们以及钢铁工人都很清楚地知道，钢铁进口量的增加，对他们说来将意味着收入下降和工作机会减少。他们很清楚，政府排斥进口的行动会给他们带来好处。而出口行业的工人则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威胁。他们将失掉工作，因为减少从日本的进口必然减少对日本的出口。当他们丢掉工作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丢掉工作。汽车或厨房的火炉或其他钢铁制品的买主们，可能抱怨他们不得不付较高昂的价格。限制钢铁进口迫使工厂主采用高价的国产钢铁以代替低价的外国钢铁；但有多少买主会把价格的提高追溯到这种限制呢，他们责备的对象很可能是“贪得无厌的”工厂主或者“得寸进尺的”工会会员。
农业是另一个例子。农场主们为了获得提价的支持，开着拖拉机来到华盛顿游行示威。政府作用的变化使得他们出现在华盛顿成了自然的事情，在此以前，他们只会责怪恶劣的气候，到教堂祈祷，而不是去白宫寻求帮助。甚至对于象食品这样必需和明显的产品说来，在华盛顿也没有消费者游行以抗议支持提价。尽管农业是美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农场主们并没有认识到事情到了这一地步是政府干预对外贸易造成的。例如，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可能因限制钢铁进口而受到损害。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完全不同的即有关美国邮政局的例子。解除政府对第一类邮件（即不受检查、邮资最贵的密封邮件）垄断的每一个行动，都遭到了邮政工人工会的坚决反对。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对私人企业开放邮政业务可能意味着他们会丢掉工作。防止出现这种结局对他们是有利的。正如罗彻斯特的布雷南夫妇经营邮政业务的实例所表明的，如果废除政府对邮政事业的垄断，将会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的私人邮政行业，该行业将由几千家企业所组成，雇用几万名工人。那些可能在这样一种行业里找到好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知道废除国家垄断会使他们找到好工作。他们肯定不会去华盛顿向有关的国会委员会作证。
一个人从某一项与他有特殊利益的计划中获得的好处，可能不足以抵偿对他有轻微影响的许多计划使他付出的代价。可是，对他有利的却是支持某一项计划，而不是反对其他计划。他很容易看到，他和具有同样特殊利益的小集团，花得起足够的金钱和时间促使对他们有利的计划得以通过。不促进对他有利的计划，并不会阻止其他对他有害的计划被采用。要做到这一点，他得象主持自己的计划那样，竭尽全力反对其他每一项计划。这显然是一桩赔本的买卖。
公民们是注意赋税的——可是就连这种注意也因多数赋税的隐蔽性质而被分散了。公司税和货物税包括在人们购买的商品价格之内，而没有单独的账目。大部分所得税在发工资以前就被扣除了。通货膨胀是最为恶劣的隐蔽赋税，不容易被人理解。只有销售税、财产税和超过扣除额的所得税，能够直接被人痛苦地感觉到——人们所怨恨的正是这些赋税。
官僚机构
政府的单位越小以及分派给政府的职能所受到的限制越多，政府的活动不反映普遍利益而反映特殊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少。新英格兰的市镇会议是我们所想到的典型。被治理的人民了解而且能够控制进行治理的人们；每一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议事日程很小，以致每一个人不仅十分了解大事项，而且也十分了解小事项。
随着政府活动范围和作用的扩大——不论是由于统治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还是由于职能范围的扩大——在被治理的人民与进行治理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将变得越来越少。任何一部分公民都不可能十分了解大大扩大了的政府议事日程上的全部事项，甚至不可能十分了解所有主要事项。管理政府所必需的官僚机构成长起来，它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全体公民及其选出的代表们之间。官僚机构既是特殊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