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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进一步
想要认识香港的独立出版社“进一步”，你可以从它的朋友开始，也就是所谓的“进一步之友”。有一天，人称“江总”的“进一步”总编辑江琼珠很高兴地通知我：“恭喜你，我们的股东一致决定，正式接纳你成为‘进一步之友'。”听她的语气，似乎这是天大的恩典。可是我早就从古琼诗和吕大乐那里了解到了“进一步之友”的真相，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划算的事。就拿吕大乐来说吧，他替“进一步”写书，不只拿不到分毫版税，甚至还要出一笔“赞助费”。意思就是你出书的成本得由你自己负担，万一（只是万一）书卖得不错，竟然赚钱，那么这笔钱就该捐给“进一步”。你先别问这是为什么，我还没讲完呢。
据说有一次百事缠身的吕大教授迟交书稿，只是迟了一天，江总就电告他：“由于你没有按时交稿，导致我们损失惨重，所以我们一致决定你要缴交罚款，以作赔偿”。虽然吕教授位居学院厅堂，薪高粮准，但他平日奉公守法，实在没有随时交罚金的预备，于是他只好以实物代替现金。没多久，“进一步”的办公室就多了一座挺巨大的冰箱，上面贴了一张纸，写着“吕大乐敬赠”。这就叫做“进一步之友”了。不要以为“进一步”是个专门坑害友好的层压式诈骗传销机构，他们的股东不只严以律人，自己也很交足货。
为了庆贺“进一步”成立十周年而不倒之喜，他们不只在2007年一口气推出了“一步十年”系列的十本小书，还在相当高尚的中环SOHO区找了家法国餐馆祝捷。这天晚上除了十本书的作者，庄陈友社长暨全体股东，座中还有我等一众“进一步之友”，全场任食任饮，豪到你唔信。请吃饭的是大导演邱礼涛，在港片“滥拍王”雅号的背后，他真正的身份其实是“进一步”股东。请喝酒的是梁柏康，平常拿药房东主的职业做掩饰，实际上也是热衷各项示威*的“进一步”股东。这两人不得了，平常再忙，也不忘“进一步”进步大业，随传随到，花钱如流水。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家应该捱得了十年的出版社。我想不出什么精确简洁的解释；答案，或许就在“一步十年”这套书里。平常圈里人谈起这家独立出版社，想起的就是它很“关心社会”，爱出一些其他人不大愿出的书，胸怀天下，鼓吹运动。果然，“一步十年”本本硬桥硬马，绝无废话，没有无病呻吟，更不讲市场噱头，一派孤身走我路的风范。就算其中有个人感怀，那也是铁汉柔情。看张炳良指点江山，在《管治香港的难题》里痛思回归十年路，身在行政会议，心是学人本色。再看许迪锵《老师没有告诉我，我也无从告诉学生的历史与文学片断及其思考》，他开宗明义地说自己从小的志愿就是当老师，至今不悔，这等豪言现在又有谁吐得出口？更厉害的是这十本书里起码有七本可以算作社运见证，从七十年代的女工夜校到内地民工的劫后余生，由轰动一时的保钓和艇户上岸，直到方兴未艾的独立媒体，加起来简直就是“四代香港社运人”的故事（正好吕大乐也贡献了一本《四代香港人》）。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内地媒体，如果今天香港有任何值得他们称羡的好处，那都是香港人自己争取回来的。这套书就是这个争取过程的侧记与见证了。为什么“进一步之友”老是引颈就戮？为什么“进一步”股东总是开开心心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进一步”还撑得下去？理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场社会运动，参与者有理想有热情，但又足够成熟宽容，始终相信大伙纵有分歧却还是道上的同志。遇到风浪，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彼此扶上一把。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很多人批评香港社运成果不彰力量不大，但请回首来时路，其程何以道里计？我们又岂能妄自菲薄？才走了十年，前路正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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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老板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出版社老板。把公司设在吉隆坡市内的中产住宅区，太阳之下，一幢平房，几棵果树，悠闲得没有一点做生意的意思，但是马来西亚华人圈子里的社运搞手和进步知识分子还是管他叫“老板”。于是我们来到了“老板”的基地，推开纱门，换了拖鞋，一走进去就听到他说：“先等一下，我得先安排好这位朋友的事”，然后他就继续和他的菲律宾朋友交谈。原来这菲律宾人曾是菲共游击队员，出狱之后虽然放下了机枪，从事性质和平的社会运动，但菲国政府还是不放过他。比方说这回他从香港串运归来，入不了菲律宾国境，只好取道马来西亚，找“老板”帮忙。“老板”要安排的就是他秘密归国的路线了。没错，这真是一家出版社，满房子的书和坐在地上正在包书籍的工人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只不过“老板”张永新不是普通人，五十九岁的年纪了，仍然充满年轻人的气息，一副高大但瘦削的身架闲散地放在木椅上，说话的时候一边用脚轻踢地上的拖鞋，一边晃动夹着香烟的右手。我听他说故事：“坐牢很好玩的，五湖四海来的都是*，大家每天读书讨论，不知学到多少东西。我坐了八年，出去的时候还觉得时间不够用。”
难道坐牢不苦吗？“最要紧的是专心，不要想外面的事。如果你天天念着外头，日子自然很难过。可是你若是用心坐牢，好好学习，时间就会过得很快。我换了三次拘留营，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八年了”。然后他又解释：“我们不是一般作奸犯科的罪犯，他们能拿我们怎样？至于吃，反正我本来就穷，牢里的饭比我以前吃的还要好。”
“老板”原名张永新，他这家出版社叫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不只自行出了一批另类的好书，还是各国左翼出版社的大马代理（我在他的货架上就看到印尼翻译的阿尔杜塞《保卫*》）。虽然他在五十岁那年才转行做书，虽然马来西亚的政治气氛很不妙，但还是给张老板找到了一条生路，如此一家小型出版社居然愈做愈兴旺。他想到一种“微型的全球化贸易”，串连了几个国家的左翼出版商（例如英国的Zedbooks），一齐推出大家同感兴趣的书目，然后你这里卖几百本，我那里卖几百本，环球一圈绕下来就是几千本了。原本没什么市场的另类书籍这下子不只有机会面市，甚至还能为这些出版社带来满足理想之外的金钱报答。为什么出版社的名字是“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呢？那是“老板”的终极理想，赚了钱之后要赞助学者研究马来西亚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问题，为社会运动奠下坚实基础。他说：“其实也不用太多钱，我会找那些退了休的学者，一来他们有退休金，可以养活自己有余；二来他们也不用再受政府的限制，能够研究敏感的课题。”他轻松愉快地说了一句：“人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对不对？这样子才快乐。”其实他这间小房子老早就是个中心了。
同行的朋友也曾当过“问题学生”，他们在“老板”还没开业之前就来这地方混，关心社会策划行动，夜了就横七竖八地睡满一地。“老板”的院子停了一辆红色的生锈破车，就在其中一棵果树荫下。朋友还记得：“这车早该报废。有一次我们逃离示威现场，警察追得很紧。就是它，居然在一段上坡路死火。结果害得我们全部被捕。”不怕，张老板今非昔比，他搞左翼串连搞得风生水起，如今换了一辆Volvo，恐怕就连载人越境都没问题了。
喧嚣城市里的孤独
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一个结业书店的老板，后来已经走到了连移动电话费都付不起的地步，大年二十八独自在拥挤狭小的货仓清理藏货，被意外坠下的书籍层层叠叠地压住，死去。几天之后，开始有臭味传出，但左右邻户尚不能确定它的来源。再过十天，气味渐浓，才有人破门而入，发现他的遗体埋在书堆之下。
朋友立刻想起了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我们都很喜欢的一本小说。主角是个处理废纸的工人，在十五年来每天要压毁无数书籍文献，外表肮脏的他竟然在这三十五年里饱览群书，遍读遭到极权政府禁制的经典，成了一个学问极大的人。他最后的结局是走进压纸机里，抱着心爱的诗集，让机器里的沉重书籍渐渐压断自己的肋骨……
我们的二楼书店。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逛书店的路线图，到了港岛，湾仔的“青文”一定是核心。我后来也没再见过这样的店了，马国明开的“曙光”专售英文书，与后期由罗志华主理的“青文”共同占据巴路士街楼上的一个狭小单位，一间书店其实是两间书店。一开始我总是光顾“青文”，“曙光”看看就好，英文书我还买不起。而“青文”曾经是诗集最多的一家店，店面虽小，文学书的种类倒是很齐全。这些书后来一直没怎么动过，十年，二十年，它们还在。店面成了货仓，乃一家书店开始朽坏的迹象。渐渐地，我一进门就往“曙光”的方向走，总是抱了一堆书出来才觉得内疚，好像有责任要帮罗志华买点书，不管是否重复，不管是否喜欢，我还是得捎走几本书才好。现在的“二楼书店”只是名词，真正的楼上书店甚至已经搬上十一楼了。
我们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大陆文化热，金观涛的“走向未来”与甘阳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两大丛刊书系不只冲击了整片神州大地，也让我们香港读书人看到了一丝希望。而台湾正是解严前后，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方兴未艾，民进党还是股青春的*进步力量；当年的台湾出版物记录了这一切，总是叫我们大开眼界。至于香港，新左余威犹在，“新文化人“与年轻的本土学人正吹着欧陆风、福柯、罗兰·巴特、阿尔杜塞乃至于后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