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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香港文学为主的《愔斋书话》何只不赶潮流，简直是在拾破烂。陈智德除了是位诗人，也致力于研究香港新诗的历史，考掘失落的片段，搜寻绝版的书籍刊物，这十年来可谓费煞苦心。看他这本书话，最有意思的就是他提及的许多诗刊如《秋萤》、《九分壹》和文化杂志如《工作室》与《越界》等，看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古老，皆是我曾读过甚至参与过的，哪算得上历史。但再细心一想，才醒悟到原来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俱已过去，我们这一代人竟在不知不觉间渐渐成了上一代。如果不是有心人刻意收藏记录，它们又怎能不淹灭？这等刊物书籍正如近二十年来盖起的楼房，根本不入刻意求古者的法眼，也不会有人起意保留。智德难得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只是一头栽进报纸堆，还时时以为历史存证的眼光看眼前的一切物事，就像看着当下身边的建筑却遥想它五十年后的光景。故此，他笔下总有一股历史的温情。
访问藏书家许定铭的时候，他说藏书是为了写书话，书话写好了也就尽到责任，书也就可以散去，再漂流到另一人手。智德书话亦然：“藏书是生活的另一面相，书话是读书和觅书的历程，二者同样漫长，但藏书终必散尽，留下的是一则又一则书话。”或许有人会质疑，凡是绝版的书埋没的人岂不都是历史淘汰的残余？智德在述介叶辉《新诗地图私绘本》时这样说：“香港新诗不论在任何时代，都拥有最多最无名的诗人，或者说在香港写诗，就几乎自动成为无名诗人”。这是我同代诗人之哀，必有此哀，方有《愔斋书话》。且存鸿爪于后，凭人自辩。
叫他们去闻自己的秽物
听说乔治·惠特曼（GeeWhitman）先生仍然健在，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吧，这位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前两年我还在一部纪录片里看见他对两个女孩示范自己理发的方法：点燃一根蜡烛，然后把它凑近头顶，烧一阵子，再不慌不忙地用手拍熄头发上的烈焰。
他这家店已经成为巴黎的地标了，读书人去了巴黎可以不逛铁塔，但不能不去一趟“莎士比亚”。假如你是个年轻而贫穷的作家，觉得有朝一日必成大器，还可以去他那里短住，就睡在二楼的书架旁边搭起来的小床上。不用付费，只要帮他打杂（同时忍受他的怪脾气）。此外，他还提供早餐，你则必须留下照片和作品；也许你有天会真的成名，他的书店就多了一项活见证了。
现在实际营运“莎士比亚”的，其实是他那年轻迷人的女儿毕奇（SylviaBeachWhitman）。光看这名字，就知道惠特曼先生多么崇拜上一代的毕奇，又是多么地希望自己创办的这家书店能够接得上老“莎士比亚”的荣光。
那当然，早在一九四一年结业的那一家“莎士比亚”根本就不是个卖书的地方，它是现代主义的震央，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产房。且看看当年那位老板雪维儿·毕奇（SylviaBeach）的顾客名单：纪德、莫杭、庞德、曼·雷、艾略特、梵乐希、拉尔博、海明威、阿拉贡、乔伊斯、安塞尔、葛楚斯坦、费兹杰拉德、艾森斯坦……他们在这里看书、聊天、抽烟、朗诵、办公，甚至在无聊的时候走进来看看自己今天会碰到谁。于是毕奇多了一项奇特的新业务，就是帮人收发邮件和电报，因为许多寄居巴黎的文人干脆把“剧院街。莎士比亚书店”当作自己的通信地址。
然而，真正令到“莎士比亚”名垂千古的还是出版。毕奇推却了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把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转介给人；可是，她出版了《尤利西斯》。她怎样全心全力地协助乔伊斯，怎样让这部文学史上的巨塔突破重重限制进入市场的故事，要知道的人早都知道了，不知道的人就该好好看看她的*《莎士比亚书店》。
不知道为甚么这本出了半世纪的老书要等到今天才有中文版，难道是里头的故事不精采吗？看看达达主义大诗人阿拉贡，他和其他人一样，迷上了毕奇美丽的妹妹；但是他上一个爱慕的对象是埃及艳后的木乃伊。
这本*最有意思的还不是一大堆著名文人的奇闻异行，而是它们都过度符合大家对这些人的既有印象，典型得不得了：阿拉贡果然是这么地超现实，萨提果然是这么地冷静节制，而且不论晴天雨天总要带一把伞上街。至于费兹杰拉德，就和传说一样地挥霍。“总是把钱放在他们住家大厅里的盘子上，如此一来，那些要来结账或者要小费的人就可以自己动手拿钱”。
叶芝一如既往地扶掖后进，他是最早为《尤利西斯》下订单的顾客之一。他的爱尔兰同乡萧伯纳就是萧伯纳，当大家都以为一向支持言论自由的他必定也会赞助这本禁书时，他却回信给毕奇：“当《尤利西斯》连载刊登出来的时候，我就读过了一部份。它以令人厌恶的方式记载了一个恶心的文明阶段，不过里面写的都是实话。我还真想派一队人马去包围都柏林，特别是包围城里面十五到三十岁的男性，强逼他们看这本充斥着脏话以及胡思乱想的嘲笑与*之作。……我在二十岁之际抛开这一切逃到英国；四十年后的今天，我透过乔伊斯先生的书知道都柏林还是老样子，年轻人还是跟一八七○年代一样，满嘴说着乡巴佬的流氓混话”。“在爱尔兰，人们把猫弄干净的方式是压着他的鼻子去闻他自己的秽物。我想乔伊斯先生也是想要用同样的方式把人弄干净吧。我希望这本书能大卖。”可他自己就敬谢不敏了。
一家书店被海明威解放了——《莎士比亚书店》
《莎士比亚书店》不是雪维儿·毕奇的自传，它的结尾也是莎士比亚书店的尾声。可是就算到了末日，它仍然是传奇。
二战爆发，德军入城，毕奇那些说英语的朋友多半游回老家，而说法语的那帮则全部成了地下反抗军。一开始书店还在营业，直到有一天，一位德国军官走进来指名要买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记》（多高的“品味”呀，就和我们印象中的纳粹一样，就算满手血腥照样可以弹一手漂亮的贝多芬）。可是毕奇不卖，她说店里只剩一本了。于是这位军官火了，声言要带人来充公整家店的东西。最后毕奇进了集中营。
1944年8月尾，盟军快要打进巴黎，毕奇也早被释放，那阵子她还回到了剧院街。26号那天，一辆吉普车停在书店门口，毕奇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叫喊：“雪维儿”，那声音传遍了整条街道，原来是海明威“我冲下楼去，撞上了迎面而来的海明威。他把我抱起来转圈圈，一边亲吻我，而街道窗边的人们都发出欢呼声”。然后海明威问她还有什么可以做，她就请他解决仍在剧院街屋顶放冷枪的纳粹狙击手。一生以好斗的男子气自豪的海明威二话不说，招呼了几个同行的大兵上楼，接著传来的是剧院街最后一次枪响。海明威和他的人马下来后又开著吉普车走掉了。海明威说，接下来要去解放丽池（Ritz）饭店的酒窖。这一天，史称“海明威解放剧院街的那一天”。
就是这样，巴黎光复了，莎士比亚书店的故事也结束了。心灰意冷的毕奇没有再把店子办下去，二十年后，她把这个神圣的名字交托给乔治·惠特曼，让他延续一家巴黎英文书店的血脉。虽然后者也是群贤毕至，声名大噪，但始终及不上第一代的光采。书店凭读者留名，毕奇的莎士比亚以纪德为第一批会员，以海明威的解放而告终，一般书店往来无白丁，它却是往来尽名家，恐怕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书业史上都找不到第二家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撇开店子办得好，店主有魅力这些难以深究的理由不谈，我想主要还是时代使然。回想二战之前，巴黎仍是全球文化首都，英语世界有点志气的文人作家都想去那儿混一阵。当他们到埠之后，这家罕有的英文书店自然成了会馆。更可注意的是一座文化首都的包容与自信。读《莎士比亚书店》，你会发现许多法国本土精英居然都是它的常客，他们不像最近妄言美国没文学的那位诺贝尔奖评审那么自大，以欧陆为中心，相反地，他们对爱尔兰人和正在崛起发亮的美国文学充满好奇心。
有时候那种好奇心甚至热烈到了明明不懂英文也老要来逛的地步。例如诗人列昂·保罗·法格，他来书店不是看书，而是为了碰那帮包括英语作家在内的好家伙。其中一个住在楼上的好家伙因为工作不愿开门，一抬头竟发现法格从窗外盯著他瞧，原来他弄来了一道梯子，自己爬到人家视窗！
老世界的英语书店既然聚汇一群新世界的新锐，它自己的英杰也就自然跟着过来凑热闹了。这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契机，大战一过，欧洲尽成废墟，美国趁势而起，纽约渐渐取代巴黎，曼·雷等人也都到了大洋彼岸定居，莎士比亚的故事就很难继续说下去。
一个老外开书局，我们当然会联想起在上海卖日文书的内山书店。雪维儿·毕奇替乔伊斯出了《尤里西斯》，山完造也帮鲁迅出版了不少东西，乔伊斯把莎士比亚书店当办公室，鲁迅也用内山书店来会客。一部英文小说要在巴黎出版，是因为当时的英语世界太封闭，鲁迅的中文作品要在上海这个半殖民地面世，而且得靠一个日本友人协助，则是那年头中国政治情势的悲剧。保守的英语世界把自己的天才赶到了巴黎，比较新潮的日本却用它的出版品引来一群求知若渴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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