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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不能因为某些经典的名字常被人挂在嘴上，就假定它们早已为人读烂；正如我们都会说话，但人类言语能力的原理对大部分人来讲还是陌生的，有关它的研究永远令人惊讶永远叫人神往。我原本以为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读《战争与和平》但依然大言不惭地谈论它，绕了一圈，我才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战争与和平》原来是本新书，读它不是为了一尽文化的义务（若单从文化角度来说，它其实是不用读的），而是因为它应该是本很有趣的新书。大部分经典都是有趣的，因为传说和真实往往差得太远，发现这个强烈的对比自然是种趣味盎然的旅程；这是段只有你一个人走的旅程。问题是称得上经典的书实在不少，我们该从何处着手？
我没读过《战争与和平》，也很想读它，可是我为什么要把有限的时间先花在它的身上呢？我一直不能体会可读之书的数目会随年岁增长而渐渐减少的说法，它的前提是经典有限，人寿更有限，所以在活着的日子已经不多的阶段更该集中精力攻读少数几部经典。我的经验却不是这样子的，先别说布鲁姆（HaroldBloom）的《西方经典》里那些我可能连书名都没听过的长篇经典目录；其实只要看过的书愈多愈杂，就一定会发现一些闻所未闻的经典守在远方。例如神学，外行人只知道《神学大全》；可一旦涉足，你就会知道还有《罗马书释义》、《神学美学》……又如演化论，以前我只晓得达尔文，后来才知道不可不读的还有古尔德跟道金斯。经典绝非有限的水池，它是大海，每游出一尺，你就发现前面还有一尺，无穷无尽，足可在不知不觉间溺死不懂疲倦的好奇读者。怕累，或许也是不读经典的理由。但比起怕累，我们一般更怕死。所以还是读书好，起码读着读着不知老之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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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态度与常识
———《（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
读当红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⒚oisJullien）的访谈录《（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发现一个非常罕见的奇事，作者竟然和译者公开闹矛盾，而且全都呈现在这本书里。根据书前《译者的话》，译者曾多次保证中国出版译书的程序能够“出精品”，但作者于连教授就是不放心，而且不放心到了一个地步要另外写一封《作者告读者书》，并且指明要一个他信得过的人中译之后连法文原件刊印，以正视听。他想告诉读者什么呢？他说：“虽然我十分感谢译者对我思想复杂性的阐述所显示出的极大耐心，我还是拒绝对该书中可能出现的误解和错误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声明！”再回到《译者的话》，译者隐晦地表达了他的感受：“译者庆幸本书在中法文化交流年内出版，其宏观意义在于交流两国文化，这个《作者告读者书》也可视为对本书的一个不无意义的脚注。读者不仅可知其书也可知其人，由此更充实了文化交流的内涵”。
我不懂法文，实在没有能力判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晓得到底是译者的水平果然有限，还是作者的为人太过麻烦。就算遇上了令人看得莫名其妙的章节，我也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好在我还有丁点常识，可以藉此摸出些蛛丝马迹。在这本书的第八十九页，于连提到他七十年代在香港新亚研究所就读的经验；可是译者似乎没听过“新亚”这个名字，于是直接按原文音译把它写作“Xinya研究院”。此外他也不晓得“启德机场”，因此就有了“Kaitak飞机场”。如果说他没来过香港，不知道什么叫“新亚研究所”，也不知道香港曾经有个新亚研究所，那倒也罢了。但接下来，这位译者竟把一代中国思想史名家，于连的老师，徐复观先生，译成既有福气又有官运的“徐福官”，而且还标明这是“普译”。这不是一本谈中国哲学思想的书吗，译书的人怎能连徐复观是谁都没听过呢？就算没有这方面的背景知识，随便上网查一下，也不难找到“徐复观”这三个字吧？如此苟且的态度，难怪连教授如此不满，如此不信中国翻译能“出精品”了。读到此处，我总算知道了于连教授的“为人”是何等的认真，这次“文化交流的内涵”也实在太充实了。
又有一本书，是已故美国思想家萨义德（EdwardSaid）的《人文主义与*批评》。我是在书中译本的编者前言里看到这么一句话：“在另一个界标上，为了突出那句塞讷卡人格言的重要性，萨义德从一开始就投入了这个主题……”谁是塞讷卡人呢？他们又说了些什么格言？我在这篇前言的上一段又找到了这一句话：“‘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这句格言尽管已经是老生常谈……”看来这就是塞讷卡人的格言了。至于塞讷卡人，本书译者很认真地提供了一条译注，他说：“塞讷卡人（Senecan），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联盟中最大的部落，主要生活在美国纽约州西部。”我非常惊讶，原来这支部落竟有一句美国学界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而我却一无所知，于是赶紧找回英文原版学习学习。一学习我就发现原来“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原来是“Nothinghumanisalientome”这句名言的中译。译得对不对，姑且不谈；但这句话又哪里是什么印第安人的格言呢？但凡受过西方人文学训练的，大概都知道这句格言其实出自剧作家特伦斯（Terence），但他可不是什么印第安人，而是两千多年前的罗马人。由此推断，所谓的“塞讷卡人”（Senecan）指的应该是著名的古罗马人文主义思想家“塞内卡”（Seneca），暴君尼禄王的老师。这篇前言的作者的意思应该是说“Nothinghumanisalientome”是句“塞内卡式”的格言，拥有塞内卡式的人文主义精神。看来《人文主义与*批评》的中译者对人文主义的传统所知有限，才会把一个古罗马人当成了印第安人。难得他还要很认真地去提供一条译注，生怕读者看不懂，尽管是条错得离谱的译注。
失书记（1）
——《失书记》
一
朋友搞书展搞了好几年。与困处室内人声鼎沸的官办书展不同，他喜欢在露天空旷处晒书，任一家大小如游园般地穿逡其中。白天在上，足下绿草，所以不叫它“书展”但称之为“书节”，意思很好。去年书节，朋友又想出了新招，请几位读书的“名人”公开所藏，拿十本“对我最有意义的书”出来展示。蒙不弃，忝列名人，于是挑了又挑，干脆凑足十一本给他。两个月后，这事早就结束，不见音讯，就打电话去问。录音留言又过两日，再直接找上吾友查询，这才知道那十一本书连同其他人的藏品一并给人盗去了！朋友当然很愧疚，但他底下的人大概觉得无所谓，要一再催促之下才给我一张失书名单，并保证替我一一购回。购回？我想他们大概不太知道什么叫做“对我最有意义的书”吧。德希达有本悼友文集，书名改得好，《死亡，每一个世界的消逝》。同样地，每一本书的失去也都是一个世界的消逝。
收到部分偿书之后，就更证明了我的担忧。且看柏拉图对话集之《苏格拉底的申辩》，我失去的那本是上世纪古典学名家伯内特（JohnBurnet）翻译的《Euthyphro，ApologyofSocrates，Crito》，英文希腊文对照，与他们替我补回的那个今人新译版根本是两回事，这是不懂行情。再看《胡适文存》，我那四卷本是民国七十二年的翻印，不算什么好版本。可原书精装四册，朱红封面，是伴我多年的启蒙书，如今独遗首册，又能去哪里寻回呢？《百年孤寂》英文版当然买得回来，然而我借出的是2006年英国FolioSocietv精印重制，装帧雅致，插图秀美，虽非签名首版，其价值也非一般市面通行者可比。其余各书若非昔年师长赠赐，就是别有故事。比如说库恩（Thoma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我在柏克莱一家老书店买的，这家令人难忘的老店现在已经停业了。那本周作人编的《明人小品选》，曾经塞在背包里伴我走过长江蜀道，旅次中不时翻阅辄有所得。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当年我既没听过这位大家也不知道这部名作；但在洛杉矶的阳光底下，商场喷泉反照出的彩虹旁边，书里的欲望之城Isidora的甜美清泉与明艳色彩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对文学的看法。书中的折痕，字行间的画线，这一切全都消失了。每一本书的失去，都是一个世界的结束。生气吗？我当然生气。还好我重读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新近收集在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失书记》里），乃明白失书亦有大小，我的小小损失比起郑先生的劫难真算不了什么。
二
任何失书之人都该看看郑振铎先生的《失书记》，乃知失书有大小，自己的珍藏尽散为小，整个文化的泉源断绝是大。所以止庵在《失书记》的序文里说：“我读《史记》，见《儒林列传》所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每每感动不已。”因为这段话说明的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种精神传统，不忍往圣所传尽散于吾辈之手，故有兴灭继绝之志。
伏生一介书生，以身犯险，最终虽“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然而就是这二十九篇使得齐鲁之地重新得聆古人之教，奠定了汉儒乃至于后来整个中国思想传统的基础。当年伏生把书藏在墙里，本是件多么不起眼的小事；可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又是个多么伟大的成就呀。更重要的是，就算伏生也料想不到他偷偷藏起来的那些书日后竟有这么大的影响吧，他就只是凭着一股感觉，一股不忍之情，把那些书埋在砖土之中，再看着它们渐渐消失眼前，也不知日后自己身在何处，不知它们是否还能重见天日。但这一刻，他唯一要做也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