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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春天，杨澜即将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毕业，经过两年的系统学习与专业训练，此时的她自信地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我所处的位置，我要去做一些超越意识形态的事情。”她的这种“超越意识”和总策划蒋昌建的“多元融通”，在中美关系特别节目过程中实现了契合。
在对布热津斯基的分析中，蒋昌建给予这位嘉宾的定位是“一个典型的冷战老战士”，固执的近乎顽固的“斗士”。当杨澜从布氏《大棋盘》一书中的内容开始提问时，对方的回答完全印证了他的这个特质。
杨：您说中国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外部世界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而非俄罗斯或印度的支持，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更需要美国，而不是美国更需要中国？
布：我的回答可能听上去有些自负、有些霸道，确实，在某些方面中国更需要美国，但是美国也非常需要中国，但是我不会为了讨好中国观众就说：“是的，中美两国同样重要、同样强大、同样富有、在技术上同样领先、在军事上同样强大。”因为这并非事实，因此，如果我们的关系恶化，我们双方都会遭受损失，中国遭受的损失可能会大一些，但是我们也会有损失，我们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因此保持稳定正常的关系很重要。千万不要随意夸大问题，比如去年3 月击落一架飞机。
杨：不是击落，是撞机。
布：对，是撞机。
布热津斯基对中美关系的态度非常实际，在他眼里国家之间永远利益为重，与私人情谊无干。在杨澜看来，这是一个深谙地缘政治的实用主义者。对于布热津斯基脱口而出的“击落”，杨澜马上纠正“不是击落，是撞机”。作为中国记者，杨澜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她眼里，“撞机”才是真相，事实不容许口误。。 最好的txt下载网
真相（4）
但布热津斯基显然不是口误，而是他的观点。面对各自观点里的“真相”，杨澜所能做到的超越就是将双方的观点不带偏见地呈现给观众。在《杨澜访谈录》中美关系特别节目的开场，杨澜评论中美两国是“好了又吵，吵了又好”。在世纪之交，两国关系更是进入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1999 年5月7 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射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2001 年4 月1 日，中美发生撞机事件。2001 年“9 ·11 事件”的爆发是个转机，共同对付恐怖主义的袭击使中美两国发现彼此的需要，也使得两国关系出现了改善迹象。2001 年10 月19 日，江泽民和布什在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举行了会晤；2001 年12 月27 日，布什签署命令，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一时间，中美两国的外交上空可谓是“雷暴夹杂着彩虹”。
2002 年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发布30 周年，布什也选择在2 月21 日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很多人乐观地估计这次访问之后中美关系有可能进一步好转，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所料。一时间，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吊诡毕现。但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政治演义无疑是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杨澜访谈录》迅速将“中美关系特别节目”的制作计划提上了日程，并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嘉宾名单：从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到任期最长的驻美大使，从两国最高学府的知名教授到战略研究所的中美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哈里· 哈丁、李希光、李道豫、阎学通、西摩· 托平。
杨澜一一和这些历史现场的当事人、一流的专家学者们对话沟通，从政治、外交、学界等多个层次和视角对中美关系进行观察和剖析。
恰如汉斯· 乔治· 伽达默尔所言：“口含一词欲说之际，你必须知道，它并非一般工具那样，效用不好即可弃之如敝屣。相反，你却被它锁定在一个思路之上。这个思想来自远方，不在你驾驭之内。”一场谈话一旦进入核心地段，所谓真相大门的轮廓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起来，因为它们总爱隐匿于所谓的灰色区域，作为访问者要接近这个区域，有时需要跨越的不仅是历史的空间，还有语言的疆界。譬如台湾问题。
那么在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最复杂、最敏感，甚至最富有爆炸性的问题背后，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真相与秘密？《杨澜访谈录》选择布热津斯基作为采访对象是相当有眼力的，因为此人在1977－1981 年期间曾经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中美建交过程中卡特与邓小平的中间联系人，并亲自出使北京，最终就台湾问题与中国政府达成了协议。谈起当年签署第二份《联合公报协议》，双方为何要将“对台军售”问题放在一边时，杨澜提问说：“你们是不是原本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样的话，很多其他问题就可以避免了。”此时的布热津斯基立马反问道：“怎样解决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杨澜不置可否，回答“我不知道，你是……”的时候，布氏给出了答案：“我们其实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同意双方保留不同意见，是的，我们向中国政府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宣读《联合公报》的那一天，我们也这样告诉他们，我们对协约的理解是：我们同意终止防御条约，但是我们依然保留在历史过渡期对台出售武器的权利。”
真相（5）
作为中美上海公报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当年对台湾问题的处置方法是“求同存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苏格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在20 世纪70 年代冷战背景之下，基于对付来自北方的危险，建立统一战线的国家利益的融汇，才有了互相的妥协，两国政治家运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逾越”了“台湾问题”这样一个难关，而实际上台湾问题就是暂时地被搁置了。无论是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面对面探求真相，还是聆听国际政治领域专家的深度观点，杨澜个人的观察总是有着英语语言专业上的敏感。在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中，她关注到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方用recognize 这个词，后边谈到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时，则用了acknowledge 这个词，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可能两个都是承认，但是acknowledge 在英文也可以翻译成认知，意味着“知道有这么一个现实”。类似于这样在语言上的不同运用，成为《联合公报》在法律文本上的灰色地区，对于它们的不同解释，也成为双方各执一词的一种来源，或者是一种依据。
大到实用主义的传统思维，小到修辞语义上的微妙差异，跨体制、跨文化之间的沟通显然不是可以轻松实现的，而对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的交流瓶颈，《杨澜访谈录》致力于做的事就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亮出这只瓶子。
2001 年11 月，在中国“入世”前夕，WTO 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上海接受了杨澜的采访。回顾中国“入世”的艰难，他打趣说：“我的英文名字是Mr。 Long，所以外国人说，你做的这个事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16 年的谈判生涯，失望与惊喜并存，挫折催熟了成果。其中最令龙永图感叹的是，在最初6 年里，“入世”谈判的焦点竟集中在“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上。1986 年，根据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方给出的定义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是英语中并不存在的词汇，如何表达出来才能让对方明白？
杨澜：“商品经济”，英文怎么说呢，美国人能理解吗？
龙永图：modity economy，英文他们搞不懂。
中美两方的“入世”谈判就像是在自说自话。对于中方翻译过来modity economy，美方谈判代表根本无法理解。直到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谈判代表终于找到了一个打破对话迷阵的缺口：将“商品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可是“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主义的”限定词，仍然让对方迷惑不解。他们不知道何为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
杨：那么这个定义他们就能够认同吗，“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什么意思呢？
龙：我说我们在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更注重social justice，注重社会的公正、公平，所以我们中国一个方面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搞社会保障体系。
Mr。 Long 的解释最终得到了美方的认同，双方的谈判才得以继续进行。
语言哲学奠基人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语言的边界，是我世界的边界。”游走于两个体系之间做一名沟通者，语言的能力是具备超越性对话的关键因素。杨澜记得当年自己考大学前夕，本打算报考艺术类或者社会学、历史学专业。经过许多的犹豫和彷徨之后，父亲最终帮她做了一个决定。父亲告诉她：“你还是去学英语吧。中国正在改革开放，正在逐渐与世界融合。无论将来在哪个领域，英语都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且等到你再成熟一点之后，还可以有进一步选择的自由。”于是，杨澜选择了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专业。
直到现在，杨澜都深深感谢自己的父亲，是父亲的抉择给予了她语言的优势，并因这个优势得以走进电视主持行业的大门，又在今天《杨澜访谈录》的对话平台上，与东西方的各路精英们谈古论今，从容交流。就在这个过程中，杨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