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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他发表的通电最多，内容最广。他“左一个通电，右一个通电”，可谓“无日无时无吴之通电”。他的行动完全控制了舆论界。对于他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史学界评价不一。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还是要坚持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结合的原则。在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矛盾时，还是要尊重客观效果。五四运动时，吴佩孚的激进表现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尽管他以后发生了质的蜕变。直皖战争和直奉一战之后，吴佩孚已代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目空一切，骄横狂妄。１９２２年２月７日，在汉口，他下令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死３７人，伤二百余人，开除一千余人。造成二七惨案。他的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二七罢工的教训是深刻的。曹锟和吴佩孚联手篡夺全国最高领导权。通过贿买议员，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０日，曹锟终于坐上了总统的宝座，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的。但由此，曹锟也名声扫地，声望一落千丈。上海举行“双十节讨曹游行大会”，散发“下半旗，讨曹锟，诛猪仔，惩政客，打倒万恶军阀”的传单。可见，直系军阀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各省的直系军阀敲骨吸髓，民不聊生，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二次直奉战前，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的呼声，日益高亢，成为政治交响曲的主旋律。在财政上，直系军阀也罗掘无门，陷入绝境。吴佩孚于９月１３日黄昏，乘专车由洛阳出发。列车三十余辆，宛若游龙，从者云集。午夜抵郑州，也许是要表现出自己的儒将风度，也许是为部下此行壮胆，他在列车上，当着上车请示机宜的靳云鹗的面，展纸泼墨，挥毫画竹。他是很喜欢画竹的。但是，此次画竹，颇不顺利。大概因心中有事，屡画屡败，皆不满意。最后，勉强成幅，送给了靳云鹗。列车在此耽搁了４个小时。１６日破晓，才慢慢腾腾地迟至北京。吴佩孚所有这些表现，都在向世人显示，他没有把张作霖当作平等的对手。这也许是攻心为上的战略吧！在北京等待他的是由曹锟新改组的内阁。这个内阁对直奉二战，毫无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最主要的是财政部一文不名，财政部长王克敏束手无策。曹锟昏聩无能，只知道把吴佩孚调到北京，对军费和军械一概不予过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军队需要开拔的费用，官兵需要正常的军饷。吴佩孚当务之急是筹备战争军费，这使吴佩孚一筹莫展，焦头烂额。王克敏筹款无着，气得吴佩孚要枪毙他。可见，军费让吴佩孚十分难堪。为解燃眉之急，吴佩孚只得命部下百般筹措，细大不捐。先后着手进行的有８笔：以外交部哈记存款２５万元作押，息借２５万元；借用中日实业公司存余官款１２万元；追讨山东盐商海防经费本银２５万两，另算息钱；责令承办东省官引４３县之３公司报效１００万元，由盐运使柴勤唐办理；责成河东盐商代筹２５万元，随课带缴；责令长芦盐商认筹１５０万元，均由盐运使张廷谔（即张直卿）办理；没收卢永祥在烟台所办济通银号二万余元，由张镇守使查抄，就近拨付关际堂经办之民船雇用费；向阎锡山乞助，仅拨到三门桥款５万元。这８笔款项，都带有强迫性质，类乎劫夺。最后，小数办到了，大数落空了。总之，仍然没有筹到应需款项。
奉胜原因（2）
吴佩孚到京二十余日，日日为军费着急。前方战事吃紧，又传来九门口失守的坏消息，令吴佩孚更为焦灼。当时直军财政组主任参议是谢宗陶。他追问谢宗陶：“今事已急，款无从出，奈何？”谢宗陶反问了一句：“为之主者不出力，为之宾者有何力也？”吴佩孚追问有无非常办法，能于一二日内立刻拿到巨款。谢无奈出了个下策：“请财神耳！”吴佩孚问财神指谁，怎么个请法，谢直言答道：“由曹锟出名约北洋宿将，如张敬尧、陈光远辈，以及李纯、王占元之后人筵宴，即席勒请各借助军饷若干万元，事后由财部筹还。”这真是个馊主意。吴佩孚认为曹锟不会同意，不成。追问还有别的高招没有，谢宗陶被逼无奈，出了一个更馊的主意：“召中交两行负责者至本部，勒取尚未发行之中交币钞各２００万元，加印军字，作军用券行使，或者勒借各１００万元，亦事后由财部筹偿。”这是向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强借巨款的损招。吴佩孚认为这个办法可行，让谢去办。谢怕吴佩孚事后推卸责任，特意写了一个请示，得到吴佩孚的手书批准，然后去办。谢宗陶于１０月９日，电约张公权、钱新之二位总理来部议事。二位不知何事，不敢不到。谢宗陶说，中交两行代理国库，并独擅钞权，值兹国难当头，协助饷项义不容辞。首先讲了一篇大道理，然后再接触实际问题。开始商议借用新发行的钞票，二行长支吾不肯；继之商以息借款项，又都说库无现金，严词拒绝。谢宗陶眼看事成僵局，就故意露出了无赖嘴脸，严厉地威胁道：“两君有款可去，无款即留，愿三思之。”说罢，拂袖径出，喝令二护兵守门，严禁其外出。实际是把二人软禁了。到了中午，谢进屋询问他们想好了没有，二人仍然不答应。张公权特别气愤，当面对谢喊道：“尔能枪杀我否？”谢却以市侩的口吻说道：“急矣？所求者钱，非命也！”说完，就退了出来。天到黄昏，谢忐忑不安，不知能否从他们手里弄出钱来。硬着头皮，进得屋去，探问究竟。钱新之知道打破僵局，只能妥协，便附耳对谢说道：“经与公权熟商，两行愿各借５０万元，共１００万元。”谢却故意强调非２００万元不可，再三商量，又各增加１０万元，共得１２０万元。谢原来担心不好收场，现在目的基本达到，乐不可支。又对二人致歉道：“司令部初非绑票，不过强借而已，千乞原谅。”①其实，这种强借和绑票有什么不同。谢把借款情况报告给吴佩孚，吴大喜。第二天，两行共送来４０万元。有了这笔钱，吴佩孚才得以开拔。这个强行借款的经过，是当事人谢宗陶亲自写的回忆录里谈到的，是真实无误的。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直军在财政上困窘到何种地步。和直军财政上的捉襟见肘相反，奉军则财大气粗、粮饷丰盈。两者相较，直军已经露出败相了。在军事上，直军的武器量少质差，和奉军无法相比。虽然英美给了吴佩孚不少援助，“给吴成立了飞机队，又卖给曹锟３万支枪，２５０挺新式机关枪”。但直军的武器多系汉阳兵工厂制造，质量差，数量少。直系各军不仅枪炮深感不足，尤其子弹更形缺乏，除向汉阳、巩县两兵工厂尽量调拨外，又向山西督军阎锡山索要子弹６０万发。其飞机队的飞机，也仅为航空学校的实习飞机，不具备空战和轰炸能力。各师的装备极不平等，稍好些的是二十三师，枪支较多，但手榴弹也不够用。冯玉祥师的枪支就更少。在重武器上，直军的炮兵也不如奉军。“奉军的迫击炮极多，用高弧线的瞄准法，成三角形而直入直军战壕”。奉军的飞机均为新式，机枪大炮也是从俄、德两国购买的。在军队的管理上，直军漏洞百出。即以军饷发放为例，可见一斑。当时曹锟的四弟曹锳为军需总监，即后勤部长。李彦青为军需副监，兼兵站总监。这两个人，朋比为奸，贪婪成性。平时发放军饷，李彦青都要克扣。直军共２５个师，每师扣２万元，每月扣５０万元，两人私分。平时在曹锟前没甚面子的，不行贿送礼的，则不发饷。发饷随其喜怒，有的一元不发。冯玉祥的部队就经常不发饷，最后被逼上梁山。有的只发几成，聊以塞责。有时设下陷阱，令你上套受骗，有苦说不出。有一次胡景翼去领饷，李彦青假意亲切地说：“你先将收条开下，我随后给你送去。”胡景翼信以为真，当即开了收条。但等了几天，不见军饷送来，就亲自去问。李彦青假惺惺地说：“待我为你查一查。”李彦青装模作样地查了查后说：“这钱你已领去了，这不是有你的收条吗？”胡景翼大怒，两人争吵起来，惊动了昏庸的曹锟，问是怎么回事。曹锟偏袒李彦青，也认为胡不对，责问胡道：“他没给你钱，你怎么开收条给他？”胡景翼无言以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恨恨地骂道：“我得了手，一定要枪毙李彦青。”因此，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的反吴三角同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被克扣的军饷，再经军官层层剥皮，到士兵手中就所剩无几了。由此，士兵士气低落，都牢骚满腹地说：“到了前线，给他发两枪，就算对得起他。”在外交上，直系虽然得到英美的支持，但当时的直军已经病入膏肓，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为了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内阁总理颜惠庆邀请各国公使在国务院，召开茶话会。吴佩孚出席，说明此次讨奉，纯系以扫除割据，谋求全国统一为宗旨。日本公使芳泽当即表示，日本对于交战双方抱不偏不颇的态度。这引起吴佩孚的不满，吴说：“奉张为叛逆，中央明令挞伐，彼方实无对等之可言。”日本外务省虽然对外声称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日本军部却暗中支持张作霖。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前线一时缺乏弹药，张学良同日本联系，日本提供枪弹４０００万发，炮弹１０万发。对攻打直军阵地起了很大作用。张作霖还聘请了一个由１０人组成的日本军事顾问团，亲临前线，帮助制定作战计划。日本也经常把探得的情报，及时通报给奉军。
奉胜原因（3）
吴佩孚把外交争取的重点，放在日本上。“吴佩孚此时认为应予注意及者厥惟近邻日本，对之特下一番工夫。吴在十余年前曾识日人冈野者，延充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常居洛阳，此番一同来都，因广为介绍日人来见，其中引进有小谷氏。在表面上一时与此方似亦有接近之趋势，而其为脚踏两只船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