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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能如此选择它们的策略，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策略。
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观察。如果每一个生物（植物、虫子）就是一种不同的策略，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生命样式呢？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不同的生存策略呢？为什么不存在一个最佳的生存策略呢？为什么没有一个能优于所有的他者，成为唯一的生存者，独中“最适者生存”的大奖呢？当然，达尔文已经处理了这一问题，解释了不同的生存优势如何被自然选择所利用，使生命多样化，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物种（就像亚当·斯密所提到的大头针工厂里的专业工种的不同分类一样）。然而，梅纳德·史密斯将达尔文的解释拓展到一个更深的层次，使用具有数学严密性的博弈论证明了为什么进化不是一个“赢者通吃”的博弈。
在研究这些时，梅纳德·史密斯发现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对经典博弈论进行修饰：用“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来代替效用；用“自然选择”来代替理性。他注意到在经济学的博弈理论中，“效用”是某种人为意义上的；它是一个概念，试图“将一系列定性式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分配于线性标度上”，比如说一千美元，“失去女友，失去生命。”然而，在生物学中，“适应，或者后代的预期数目，可能是很难测量的，但它也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只有一种正确的综合不同成分的方式——例如生存的机会和繁衍的机会。”梅纳德·史密斯认为，“合理性”作为人类博弈者的策略，呈现出了两个小问题，“很难决定什么是合理的，而且，人们不是理性地行事。”因此，他声称，“这些变化的影响使得博弈论更好地应用于生物学而不是人类科学。”
为了解释他的观点，他设计了一个聪明的但却简单的动物相争的游戏——著名的鹰…鸽游戏，它证明了为什么一个单一的策略不会产生稳定的群体。设想有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只有鸟类栖居的“鸟的星球”。这些鸟能够表现得要么像鹰一样（好斗，经常为食物而打斗），要么像鸽子一样（总是被动的，爱好和平的）。现在，假设这些鸟全部决定“像鹰一样”是它们最佳的生存策略。无论何时，它们中的两个看到食物，它们便会打斗直到分出胜负，赢的那方吃掉食物，输的那方就得处理自己的伤口，忍受饥饿，甚至面临死亡。对于赢的那方来说，它们也有可能受伤，这样也减少了它们从食物中得到的利益。
现在假设这些像鹰一样的鸟中有一只发现这样的争斗是索然无趣的。他开始决定像鸽子一样行事。当发现食物时，只有没有其他鸟在周围时它才会吃掉食物。如果有任何一只鹰出现，它便会立刻飞走。这只鸟可能会失去一些食物，但是至少它避免了在战斗中失去自己的羽毛。而且，假设有一些鸟都尝试以鸽子的方式行事，那么当它们遇到食物的时候会一起分享。当鹰们互相厮杀的时候，这些鸽子却在享受美味。
因此，梅纳德·史密斯认为，一个全部都是鹰的种群并不是一个“进化稳定的策略。”一个全部都是鹰的社会容易受到鸽子的入侵。同时，一个全部都是鸽子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第一头转变的鹰会享受美味，因为其他的鸽子见到它都会飞走。只有当更多的鹰出现时，才会有在战斗中面临死亡的危险。所以问题是，什么才是最佳策略？选择当鹰还是当鸽子？
事实证明最佳生存策略取决于在这个群体里有多少头鹰。如果鹰的数目很少，鹰式策略便是最佳的，因为其大部分的对手是鸽子，鸽子一见到鹰便会远离争斗。但是，如果鹰的数目较多，它们会陷入代价惨痛的混战——这时，鸽式策略是明智的。因此，社会会进化成既有鸽又有鹰的共同社会。争斗的代价越高，鹰的数目就越少。梅纳德·史密斯用纳什均衡在生物领域相对应的理论——进化稳定策略展示了如何用博弈论来完美地描述这种情形。
当一种进化稳定策略类似于纳什均衡时，它并不总是精确地对等。在许多类型的博弈中，可能有不止一个纳什均衡，并且它们中的一些可能也并不是进化稳定策略。一个生态系统由有着固定行为策略的不同物种组成。在没有受到突变体引入新的策略到竞争中时，一个生态系统处于纳什均衡。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并不是进化上稳定的。但是这些鸟是不可能意识到这些差别的。无论如何，这些鸟必须选择充当鹰还是鸽子，正如鸭子必须选择到哪个扔面包片的实验员面前。最好的混合——进化稳定策略——将是把种群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鸽子，一部分是鹰。
确切地说，鹰与鸽的比例取决于争斗确切的代价和逃跑时丧失食物的代价。下面是一个博弈矩阵显示代价的可能权重。
如果两头鹰相遇，因为要相互厮杀，所以双方都是失败者（各得到…2“分”）。如果鸟一是鹰，鸟二是鸽子，鸽子飞走得0“分”，鹰得到所有食物，得2“分”。但是如果两只鸟都是鸽子，那么它们一起分享食物，则各得1“分”。（或者你可以说一只鸽子一半的时间顺从另一只，每只得1“分”代表每只获得食物的概率是50％）。如果你计算出结果，你会发现最佳混合策略（对于这些代价的值而言）2/3的是鸽子，1/3的是鹰。（记住，数学上，可以是一群鹰和鸽子，或者仅仅是玩混合的策略的一类鸟。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假定你是该情形中的一只鸟，你最好是1/3的时间充当鹰，2/3的时间充当鸽子。）
显然，这是一个相当简化的生物模型。即使对鸟类而言，鹰和鸽子也并不是唯一可能的行为策略。但是如果你能明白最基础的想法，你将同样理解如何用博弈论来描述更为复杂的情形。
假设，例如，当别的鸟在打斗时，“鸟中的观测者”在一旁看着。事实上，像人类拳击迷和橄榄球迷一样，一些鸟也喜欢观看群里的格斗者在斗争中与对手决一雌雄（正如一些鱼也喜欢这样）。那种观看暴力的渴望可能成为一个线索，解释为什么社会中提供那么多可观看的暴力。进化史可能使观看暴力行为注入到动物基因中，可能博弈论与这一现象也是有关的。
乍看，旁观提供了一个明显的生存优势——旁观不像打斗，旁观中你不可能被杀死。但是你并不必为避免打斗的危险而做旁观者，你可以尽可能地远离争斗，那么为什么还要旁观呢？答案很自然地可以从博弈论中找到。某天，你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场无法避免的争斗中，在这种情况下知道你的对手的记录无疑是个好主意。
面对它：你不一定总是战斗的逃跑者。那些懦弱者遇到任何一个对手都会退缩，这样并不能提高它们生存的机会，因为它们在竞争中会失去食物、配偶和其他一些必需的资源。另一方面，一有机会就挑起战争也是不明智的——与得到资源相比，争斗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代价。聪明的鸟类意识到它们在某天不得不打斗，所以它们有意识地观察它们潜在的对手在争斗中的表现。这些观察者（或者是在生物学上的“偷听者”）在轮到它们打斗时，它们充当鹰还是鸽子取决于它们对敌人的观察。
鲁弗斯·约翰斯顿，来自剑桥大学，将偷听者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扩展了鹰…鸽博弈论中的数学理论。在这种博弈论下，偷听者知道它的对手在前一次打斗中是赢了还是输了。一个偷听者如果遇到一个失败者，那么它在打斗中的行为会像鹰一样，但是如果该偷听者遇到一个胜利者，那么该偷听者会采取鸽式策略，放弃赢得资源的机会。
“个体在一轮中获胜，那么在下一轮它更有可能获胜。因为它的对手很难超越更高级别的挑战，”约翰·斯顿总结说道。
因为偷听者知道何时才打斗，所以有很大的优势，这样它避免和危险的敌人交手，当然在社会中你可能已经猜到：因为偷听的存在减少了暴力冲突的次数。另外，可惜的是，数学证明并不如此。对鹰…鸽游戏增加偷听者这一角色提高了“有等级”的打斗的概率——这时打斗者都采取鹰的方式。
为什么呢？因为旁观者的出现！如果没有人观看，充当鸽子的选择并不是很坏。但是在丛林中，声誉是一切。有旁观者观看，如果表现得像只鸽子，那么在下一轮的斗争中你将会面对一个强劲的对手。不管怎么样，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你是一只凶猛的鹰，那么下一个在你面前的对手会自愿拜倒在你的脚下。
所以旁观者的出席激励暴力现象，今天观察暴力的旁观者有极大的优势成为明天的战斗者。换句话说，一个偷听者的好处就是帮助它避免高风险的战斗，同时也会促使在社会整体中出现高水平…高风险的斗争趋势。
但是不要忘记，增加的旁观者仅仅是复杂化的情形之一。更多的复杂化情形仍然可以被考虑到简单的鹰…鸽游戏中。战斗不仅取决于好斗性，规模和技巧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一个研究声称：鸟类对自己的打斗技巧的估计也能决定是斗争或者飞走。如果鸟类确切地知道它们自己的技能水平，所有的战斗可能都会消失（你可以设想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版本的鹰…鸽游戏：鸟类知道它自身的局限性）。
无论如何，政策制定者基于博弈论会认为倡导战争是正当的，但是他们应该停下来，去认识到现实的生活远比生物学家的数学游戏要复杂。毕竟人类已经进入文明的国度，在这里根据丛林法则所得到的并不是最后的决定。事实上，博弈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文明的国度是怎样产生的。博弈论描述的是使合作和交流成为种族成员间相处之稳定策略的环境是如何产生的。在没有博弈论时，合作性的人类社交行为很难被理解。
第三节 地景上的进化
博弈论阐释不同的策略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