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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要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之后，就全力以赴，目标只有一个，让当事人最大限度的得到从轻、减轻处罚，或免予处罚，或无罪。
有个前提，无“后顾之忧”，如果我在前面“冲锋陷阵”，当事人或其亲属在后面“放冷枪”，这样，都不好。对我本人不好，对案件的结果也不一定有利。
有一个案子，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不服，上诉了。
他父亲想委托我，作为二审辩护人。
见面，相互介绍，对方拿出了一些材料，请我看。说是卷宗材料，从一审辩护人那里复印的。
我没有接这些材料，更没有看。
当时，我就决定，不接这个案子。
对方问为什么。
我向他说明了原因：
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是不能够外传的，尤其是案件没有结束的时候，如果因外传，出现了问题，律师及相关人员是要负责的，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律师让当事人复印材料，本身就证明不懂刑事案子。
当事人亲属，拿着材料叫别人看，从一个方面说明，处世的“严谨性”值得琢磨。
所以，我不接这个案子。
建议，把材料送回去，或毁掉。千万不要再给别人看了，否则，不但对案件没有好处，甚至会起负面作用。
又通过中间人来找我，我，还是没接。
一心想挣钱，什么当事人也交往，什么案子也接，长远看，是不妥当的。
和当事人面谈的另一个理由：
我承接案子，都要先看一下辩护效果如何，律师不能随便表态，但是，自己要大体有一个数，特别是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案子。如果案件判死刑的几率非常的大，又没有很有利的辩护情节，一般我是不接的。当然，也有意外，后面再谈。
自九四年从事刑事辩护业务以来，所有我辩护的被告人，都保住了命。
可能有不同的声音，但，截至目前，我还不想改变我的“收案原则”。
扯远了。
几天后，姓张的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三十六岁左右，一米七，看上去还算厚道。
接待当事人亲属的时候，只要不是太啰嗦，我一般是先让对方说完，然后，再根据不同的案子，就重点情节，再问几个问题，心里面就案件的结果，在大面上，就有底了。
有时，当事人或亲属有意或无意说的不全面、不真实，只要提几个问题，就能弄清案件事实。
我还是比较相信我的判断的。
关于案情，他说的很简单：
他弟弟因为抢劫被抓了，具体案情不了解。
然后就说家庭困难：
父母多病；自己刚盖了房子，欠了很多债；给别人开车，挣钱很少；妻子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急需花钱；他弟弟没有工作，不挣钱等等，看能不能少交点律师费。
在这之前，我也不了解案情，认为只是普通的抢劫案子，没想到会杀人，现实生活中，因抢劫而杀人的确实极少。
家庭困难，确实值得同情。
我请示了所里，减了部分律师费。
作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我们单位，制度全、落实严。委托律师有一套严格的手续：填表说明情况、委托人签名、承办律师签名、相关领导签字、到办公室交钱、开发票。
就在我填表的时候，他坐在沙发上哭了。
很多年，没有遇到别人在我面前哭了，特别是三十多的小伙子。
他说和弟弟关系很好，感情很深，得知弟弟出了事之后，吃不好、睡不好，很着急。
我感动了。
虽然说手足情、兄弟谊，兄弟间感情很好的不少，但也不能说是很多。
我又找了所里，再次给他减了部分律师费。（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他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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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提供法律咨询
第五节：提供法律咨询
案子还在侦查阶段，律师介入是“咨询律师”，不是辩护人，这个阶段，不能看卷宗材料，和办案人员交流，是了解案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办案人员接过我提交的委托手续，说了一句话：“这个杀人案子，委托你了？”
“不是抢劫吗？”
“是抢劫，抢劫出租车，也把人杀了。”
我心凉了。
“他不止有前科，还是累犯。”
我心又凉了一截。
“他们这次作案，只是练习一下，是为抢劫某一个老板做准备”。办案人员说。
这样的动机，这样的后果，又是累犯，。。。。。。正当我想的时候，办案人员又说：“事实很清楚，证据很扎实，得枪毙。”
当时，非常后悔接了这个案子，甚至想到了解除委托。
既然来了，先见一下犯罪嫌疑人再说吧。
会见手续办好后，到了看守所。
会见前，看守所民警告诉我，张辉被关进看守所后，情绪不稳定，为了防止出问题，派专人关注他，现在情绪稍好一点，请我在咨询的时候，注意不要刺激他。
人被带了出来。
皮肤白、算瘦小、一米六八左右，表情安静。
作为咨询律师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说明了他哥哥委托律师的情况，说明了律师的职责，说明了能够为他提供的法律服务，说明了他涉嫌的罪名、法律规定、刑罚、法定构成要件，说明了相邻罪名、法律规定、刑罚、法定构成要件。
他同意我作为他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对我表示感谢，问了家人的情况。
涉及到案情时，他什么也不说。
按现行法律规定，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通常办案人员在场，这种情况下，作为犯罪嫌疑人，不想谈案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没有多想。
之后，和他拉“家常”，谈心。
这是我一贯的做法。
一是可以增加相互之间的信任，为以后辩护工作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取得当事人及其亲属的信任，是律师成功辩护的基础。】
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希望律师扮演“律师”角色，也希望律师扮演“家人”角色，有时，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希望律师扮演“家人”角色，和他谈心，帮他宽心。
当他被刑事拘留、被逮捕、被关押到看守所，失去自由时，最迫切的愿望之一是见到自己的家人。
刑事案件，从立案到判决生效数个月的时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不可能和其家人见面的。
所以，律师有时候要扮演“家人”角色。
扮演“家人”角色可以，但不能做“出格”的事情。
【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辩护律师有时要扮演“家人”角色，但不能做“出格”的事情。】
征得他本人同意，结束了第一次会见。
和他哥哥通了电话，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简单说了一下会见情况。
谈到受害人已死时，听他哥哥的声音，先是吃惊，再是颓丧。
看来确实不了解案情，不是对我故意隐瞒。
我，打消了解除委托关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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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目标 保命
第六节：目标、保命
既然不解除委托关系，就要全力以赴。
要么不接案，接了，就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要么不接案，接了，就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侦查阶段，律师不能看卷，无法了解案件全部事实。
这类案件不外乎三个思路：
如果卷宗材料反映不是被告人所为，则，作无罪辩护；
如果卷宗材料达不到法定标准，则，作“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
如果卷宗材料反映是被告人所为，则，作罪轻辩护。
首要的目标基于：保命。
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够为当事人提供的法律服务之一：
提醒当事人亲属，准备民事赔偿。
他哥哥开始强调家庭困难，最终同意了。
也许有人说，到审判阶段再提这个事不行吗？现在，是不是早了一点？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被告人家庭条件好，可到审判阶段再准备，但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就应该提前准备。
刑事案件的审理是有期限的，提前准备很有必要。
有这样一个案子：
一女孩，在网上认识了俩男孩。
到旅馆见面。
俩男孩欲将女孩“卖”到按摩房。
起争执。
女孩被杀。
俩男孩被抓。
我以受害方代理人身份参与庭审。
受害方要求：追命。
作为受害方代理人，庭审中，我指出了许多依法应从重处罚的情节，说明被告人罪大恶极，应判处死刑。
两被告人的律师也发表了辩护意见。
结果：
第一被告判死刑，另一名被告因系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判处无期徒刑。
这样的判决，是受害方追求的理想结果。
作为律师，多少有点“意外”。
就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这样的判决是可以的。
但是，根据卷宗材料、根据庭审调查、根据全案证据状况，判处死刑，值得商榷。
这是庭审后，我的观点。
受害方的一个朋友全程旁听了案件的审理，他是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他的观点，和我一样。
因为：全案证据按照法定要求，但达不到能够支持一个“死刑判决”的标准。具体：
一是卷宗材料反映两被告人的供述，在作案过程的细节上，不尽一致；
二是第一被告庭审否认参与杀人，与卷宗材料供述不一致；
三是第二被告庭审中的有罪供述，与卷宗材料记录的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具体细节不尽一致；
四是第一次庭审时，公诉方没有提供作案工具，更为当庭质证，而作案工具在一个刑事案件中、在故意杀人案件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证据。
还有其他。
为什么，做出了死刑判决呢？
一是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后果使然；
二是被告人及其家属在民事赔偿方面，没有达到最起码的法定要求。
第一被告家庭困难，虽然审判机关最大限度的给他留出了准备时间，最终不足法定标准的六分之一。
第二被告的家人，知道其子系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