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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把自己的看法通知了纽约的公司，并建议他们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我敦促他们赶快卖掉手里所有的商业流通证券，并请他们联系我组建的证券辛迪加的所有成员，本来组建辛迪加是为了购买证券，但现在我劝他们放弃购买，因为我相信一场大战即将爆发，政府债券肯定会大幅下跌。
第二天早上我去见蔡斯先生并对他说，我认为一场长期而血腥的大战马上就要爆发，我必须考虑辛迪加成员的利益，从我的角度看，我要收回前一天提出的报价。
对于我认为战争将是持久战的观点，蔡斯部长表示坚决反对。
但是，事后蔡斯先生却成了我的一位热情和珍贵的朋友，我在华尔街的早期生涯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他的认可和帮助。
蔡斯部长认为，他认为债券的价格不会低于面值，并且很快就会达到甚至超过面值。他有这种观点是因为他预期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得到改善，不用60天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困难。
对现在的人来说，他们已经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所以一定会觉得蔡斯部长如此乐观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和蔡斯部长看法一致的人并不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低估了南方的持久力。
部长对待任何人都用自己独特、高贵的方式，而且非常体谅别人，每一个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对他待人接物的方式拥有长久的好印象。告别部长后，我也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事实上，他的举止细致而且有吸引力，赢得了几乎所有和他见过面的人的尊敬。他是一位伟大的人，总能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并且能让人保持这种良好印象。
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去华盛顿，就不能正确判断和预见即将出现的危机，那么我的公司就会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就像当时很多投资在政府债券、商业流通证券、股票和其他不稳定资产的人那样。对于自己能够在华尔街生涯的初期逃脱这样危险的灾难，我有理由感到庆幸。侥幸躲过这次灾难，也让我能够在后来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为政府提供服务，通过为财政部筹集资金维持军队的战斗，为联邦的最后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林肯执政前不久，我第一次涉足政府债券交易，当时科布（Cobb）先生担任财政部长。当时发行了利率为5％的20年期美国国债，科布部长宣布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将获得发行权。我的公司投标了20万美元，希望能从快速周转中获得一些利润。按照惯例，购买者需提供5％的定金。
包括我在内的多数竞买者都获得了债券。这批债券中很大一部分都给了洛克伍德公司（Lockwood & co．），当年它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大、最成功的证券交易公司。
乔治·S．罗宾斯公司（Gee S．Robbins ＆ co．）、约翰·汤普森公司（John Thompson）、玛丽考斯公司（Marie & Kaus）以及其他一些我忘记了名字的公司都参与了投标。
随着政治形势很快变得严峻，政府债券开始贬值。因此在上述的这些公司中，只有我的公司最终真正购买了债券。其他认购者最初的5％定金都损失了。由于政府没有对这笔国债进行强制索赔，所以这些债券保持了现状。
但这一事件使得蔡斯先生后来入主财政部时面临国库空虚的局面。科布先生因此被民众广泛谴责，当然这也是合理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蔡斯部长和财政部（3）
我公司按照面值认购的20万美元债券多数都以95美元及更低的价格卖出，但是，我认购并履行了买进债券的责任，这个事实让我的公司在战时初期赢得了政府的信任，这对公司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我再次前往华盛顿的期间，我的公司进行了商业流通证券的大笔交易，超越了其他任何一家华尔街公司。
我来到华尔街之后就开创了一个体系：根据市场上的货币主导利率和通常的佣金率决定价格，彻底买断各种商业承兑票据和应收账款。
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我的公司迅速成为商业流通证券的最大经销商。这项业务此前已经被其他两家公司控制了至少25年，我的创新体系击垮了它们陈旧僵化的那一套方法。
当时的生意人必须到这些贴现公司，在那里销售应收款项单。应收款项单分拆开销售出去之后，他们才能拿到自己的应收款项。
我采用了更加快捷的做法，只要这些人拿来应收款项单，就可以获得一张即期支票。这种做法赢得了他们的普遍认可，因此我就掌握了这种交易的主动，我的竞争对手们只能懊恼却无能为力。
按照这种方法，我的公司累积了约50万美元的票据，它们都在各家城市银行和国有银行做了担保。
如上所述，我在华盛顿之行中认识到战争将非常持久和艰巨后，立即回到纽约处理自己手中的票据。我积极而且不知疲倦地工作，终于成功卖掉了绝大部分票据，只剩莱恩·波奥斯公司的1万美元短期票据和爱德华·兰波特公司500美元的票据。
从华盛顿回到纽约不久，我就以比买入利率更高的利率水平卖出了我持有的债券，将它们温和地分担到更多其他人身上。回到纽约不到一周就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萨姆特要塞开战了。
开战的消息立刻像野火一样蔓延传播，华尔街和整个商业界到处都是激动和惊恐的疯狂景象。很快，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恐慌。
股票价格飞速下跌到恐慌价。仅在几个小时内，财富迅速蒸发，百万富翁转眼倾家荡产。资金的缺失使华尔街上充斥着不信任的氛围。
因为时间有限，我没能卖出去那两家公司的债券，它们很快就破产了。那些开票人和背书人和我已经谈妥了票据支付协议，但是在票据到期前，这些公司就纷纷倒闭了，无一幸免。
幸亏我的运气好，及时卖掉了自己持有的债券，不然肯定会从高空坠落，就像吉尔雷的风筝那样摔下来。
我之所以能在这次事件中安然无恙，必须归功于我的灵感。我之所以能够在华尔街走到现在，首先就是因为这种灵感。
我不是唯心论者，也不是泛神论者，随便你怎么称呼它，但是我时不时能利用这种上帝的眷恋。我之所以能一边收集市场的“消息”，一边过滤不良消息的影响，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就是因为我有这种灵感。看到那些慷慨地四处散布所谓重要的“秘密消息”的朋友，我只能表示最深切的同情。不论灵感来自何处，是人为还是神赐，我的灵感让我每年至少免受两三次经济崩溃的困扰。
我并不像老范德比尔特那样沉迷于“沉思”或“通灵”，但每当经济风暴来临的时候，这种奇怪而特殊的警告总能适时地提醒我做出正确决定。
我知道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有这种神秘的预知能力，但他们却对这种警告置若罔闻，因此当他们碰到投机的突发事件，往往会遭遇灾难。
所以，我还要重申，要警惕那些被散布的“消息”。它们就像是“鬼火”，引领那些不幸的投机者走向破产的深渊，其他所有因素相加也比不上它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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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和它对价值的影响（1）
投机是对未来价格变化的信息的最佳利用。投机总是有两面性。基于事实和形势的一方最终会占得上风，双方冲突的结果产生了最接近正确值的价格。所以，总体而言投机有利于国家的经济稳定。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和工会联盟、曼哈顿联盟等社团组织类似，并不受制于议会的特别宪章。因此，证券交易受到特别保护，不受议会的集体干涉。
虽然总有人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一次次企图对证券交易征税，或使用其他手段干预投机和投资，但立法院的这些企图目前为止都是徒劳的，这算是幸哉！
1881年，轰动一时的汉尼拔和圣约瑟夫（Hannibal and St． Jo． ）“垄断案”发生不久，议会又一次企图迫使华尔街臣服于奥尔巴尼的政客和说客的控制。
有关“垄断”的新闻报道一直吸引着立法院的眼球，在这些高贵、正直而廉洁的机构中，有一批有识之士抓住群情激愤的时机，利用这次“垄断案”的绝佳机会，开始声讨繁荣的投机行为。
为此，参议院专门成立了一个针对“垄断”和“期货”的委员会，传唤华尔街上的各种人前来为这个焦点话题提供证词。我有幸成为了被传唤证人之一。为了避免因为“藐视委员”而被停业甚至非法监禁的后果，我马上接受了传唤。听证在大都会饭店进行，我站在委员们面前，没有像其他金融家那样用“我忘了”来搪塞，而是镇静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甚至还给调查委员会做了有关“垄断”的简短演讲。后来我曾收到作为委员会成员之一的休伯特爵士写给我的信，信中他赞扬我非常清晰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因此我才会说：“休伯特爵士对我的称赞才是真正的称赞。”我之所以鼓足勇气在本书里写下当时的发言，并不是想证明自己是个可以载入史册的成功演说家，而是希望能用一种更持久的方式记录下委员会对我解释“垄断”合理性的赞许。
当时的发言如下：
“垄断”和“期货”委员会的各位先生：
投机现在是用来调节各方对产品或证券的预期价值产生分歧的一种方法。这些年来投机比前些年更为普遍，这是因为随着商业信息的增加，获取信息的能力增强了，速度也更快了，并在各行各业里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信息现在可以通过电报和电话更加便捷地传递，这也促成了投机的繁荣。
以前，只有等农产品进入市场后，人们才知道收成。现在，在收获农产品前，我们就可以相当精确地掌握农产品未来价格的决定因素。这些提前获得的信息自然成为投机交易的主题，而以前投机是没有条件存在的。
投机是对未来价格变化的信息的最佳利用。投机总是有两面性。基于事实和形势的一方最终会占得上风，双方冲突的结果产生了最接近正确值的价格。所以，总体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