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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格浮躁、情绪不稳定、决策草率。民营企业家有此性格特征的人，要进行自我反省，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提高个人素质之外，别无它法。
六、虚荣心强、名利观念强、一切荣誉归自己。虚荣心强的人，无论如何也要装饰门面，徒有其表地做些超过本人实际能力的事情。如一私人装潢老板，在企业经营极端困难，即将陷入破产的边缘时，还借钱买了辆“奥迪”，虽然有了轿车但日子却更加难渡。这类人的特点是虽然自己有强烈的虚荣心，但却极力否认。他们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就会陷入危险境地。
七、小富即安、农民心态、无拼搏斗志。进攻也是经营的基本策略，而懦弱的人却害怕进攻，他们对改变现状感到不安，总是采取一种消极的姿态，希望工作中尽可能不起什么风浪，“维持现状就是退步”。民营企业家如果没有拼搏斗志，忘记进攻，公司经营就会变得失常。
八、不尊重他人的思想和尊严。民营企业家给人以干巴巴、冷冰冰的印象，不能得到员工的真正信赖。员工都希望得到庇护，虽然不能说什么事情都讲义气和人情，但如果民营企业家和员工之间一点没有义气和人情仍然不行。民营企业家对人冷若冰霜，什么时候会怎么样，总是令人提心吊胆，怕误了前程，所以趁现在还年轻的时候换一别的什么地方。大概是这一心理的重要因素，才诱出这种不安与恐怖。
九、漠视知识，抱残守缺。大多数民营企业主不读书、不看报，不钻研管理理论，忽视知识更新。全国工商联在国内21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显示，有70％左右的民营企业主竟然不懂财务报表，90％以上的民营企业主不懂英语和计算机。即使在企业有所发展，积累起一定的财富后，能有几个人舍得投资去读书深造，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相反在赌桌上一晚上输掉几十万，在酒吧里两小时消费几万元却心安理得。吃喝嫖赌已成了不少民营企业头头的主要业余活动。
十、封建帝王心态，民营企业家根本不讲法律原则、无视基本的道德标准、完全不理会市场规则、不遵守任何市场游戏规则；牟其中没有正义感、没有责任感、没有起码的道德良心，有的只是一腔炽烈燃烧着的出人头地的欲火、只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权术手段、只是带着浓浓的中国封建专制色彩的御人术。
自由不仅是不被别人辖制的自由，自由更深的含义是不去辖制别人的自由。一个民营企业家，当他想努力去辖制别人时，他就失去了生命本有的自由，成为辖制别人的想法的奴隶了；而一个想成为辖制所有人，权倾天下的人，他就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奴隶了，他的企业也不会长久。
第二节 权术不是管理
美国人喜欢玩桥牌，善于互相配合，讲究团队的能力。日本人喜欢下围棋，善于深谋远虑，讲究长远的目标。中国人喜欢打麻将，吃上家，盯下家，还得算计着对家的，只能勾心斗角。
哈耶克曾经说过，“要成为一个对专制主义国家的运行有用的助手，一个人单单准备接受那些为可耻行径而进行的巧言令色的辩护还是不够的；他自己还必须积极地准备破除他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道德的约束，如果这对达到为他们所设定的那个目标似乎是有必要的话。他们首先必须无保留地委身于领导者本人；除此而外最要紧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到不择手段。他们绝不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他们应当没有可能会妨碍领导者意图的是非观念。唯一得到满足的爱好，是对权力本身的爱好，也就是对有人服从和对成为这个运转良好的、其它一切都为其让路的强大机器的一个部件而感到愉快。”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管理模式都是权威主义、个人英雄式、高层运作神秘化，无所不包的全能领导方式。19世纪伟大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所有的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民营企业家亦然。力帆集团老总曾经说过，他就是要做个企业强人，因为历史是由英雄推动的。我想，这样的话未免太过于狂妄，是不是也正印证了过分的权利导致头脑不清这句话。
从希腊罗马开始的欧洲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经济，从一开始，欧洲就发源于海边，土地贫瘠，空间狭小，农业发展潜力小；必须从外界输入粮食。发展航海，开展对外贸易，几乎是必然也必须的选择，农业社会的变化少，造成中国人的性格比较保守，农业社会比较不过分的追求精确；造成中国的自然科学是一种经验积累式的技术；而不是严格的理性的成体系的一种科学。中国的社会科学就是一部研究怎样统治人；怎样限制人民以保障统治者利益最大化的科学；而且商业社会的人们讲究责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所谓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从古代刚刚踏入文明的门槛；东西方就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正因为欧洲没有像中国这样无所不能的绝对君王，所以欧洲的商人没有受到中国那样的压榨，当国王欠商人的钱时，不能把商人全家抄斩。国王收税的时候要小心别把上人们惹火了。
历史告诉我们，天灾不如人祸，专制才是人类社会一切灾难的总根源。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盛世的到来意味着奢靡的开始。腐败猖獗的开端。由此便堕落下去，从东汉到唐代，又到宋、明清、直至近代国民政府，无不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史就是一部无程序、无规则的权力确立、行使和更替的历史，权力无限膨胀，不受任何约束，掌权者操纵着芸芸众生的生杀予夺大权，胜者王侯败者寇，人民财产不受任何保护，权利高于一切，社会上没有独立的公民社会，没有独立合法的民间团体，没有独立的商人阶层。始皇造骊山陵，一次性将一万名官女、三千名工匠全部活埋；刘邦之妻吕后在刘邦死后将其爱妃砍去双手双脚，割去舌头，刺瞎双眼，戳聋双耳，置于瓮中，放在厕所中任其死亡。这种无人性，不人道，残酷无情的事例翻开一部中国史比比皆是。
唐朝的长安城，繁荣是繁荣，但是却也反映了当时的政府对于平民的控制，近乎于无限，先看城市的布局，纯粹的四四方方，显示出当时的规划水平，但是如果没有对于普通民众的无条件控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在欧洲几乎是不可想象，他们的城市往往都是不规则的形状）。长安城里面分成几百个坊，这一个个的坊的布局就是一个个长安城的缩影，一样的城墙，一样的城门，一样的作息制度，每天晚上击鼓若干下，就城门，坊们关闭，全体市民的社会生活停止，每天早上，击鼓若干下，社会生活才开始。在街道两旁不准开辟店铺，所有的买卖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地区，按照行业所属，穿戴相应的服装，长安城几乎就是一座军事化管理的城市。
历代都有典章制度，都有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甚至刻于石上、铸于鼎上的种种规则。这些规则是冠冕堂皇的，是可以摆到桌面上的，是要对大众宣布的，因此是光明正大的。如果人们都能按照规则办，那社会就要清明许多。遗憾的是，对于权柄在握的统治者来说，规则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在历代朝堂的“光明正大”的牌匾之下丛生着密密麻麻的阴谋诡计。以权谋私，徇情枉法不计其数。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在权力场上，古人称之为“名利场”，有两种东西得到了极端发展，专制体制与权谋智慧。专制体制是为了强化集权统治，是为了强化权力至高无上的绝对性，权力主宰着一切，包括一切规则在内。
民营企业家中公开或半公开地以曾国藩为榜样的大有人在。如果目前那些在舞台上依然风光的民营企业家，如果其中哪个不是深谙公司政治的高手，那恐怕他自己早就下台了。曾国藩的东西基本没用，因为我觉得民营企业家迷恋曾国藩其实是个假象。也就是说，在民营企业家迷恋曾国藩的背后，其实暴露出的是民营企业家对现代企业运行逻辑的某种陌生或隔阂。或者说，在民营企业家迷恋曾国藩的背后，是民营企业家选择了一种对现实十分有效，但却对企业未来发展十分有害的领导方法。而选择这种领导方式，并不是曾国藩有多高明，而是我们的企业家对另一套简单而有效的科学管理方式的不懂或不熟。
有时候，我们发现，正确地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在如何管理公司这一问题上，我觉得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把问题提错了。在他们那里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员工才能做大企业；而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应该如何管理员工做的事才能做大企业。
这两个问题好像差不多，但背后的逻辑却是天壤之别。基本的区别在于，在迷恋曾国藩的民营企业家那里，问题的出发点是人，而在我看来经营企业的出发点是事。在迷恋曾国藩的企业家那里，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人搞定，而在我看来，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在于把做事做好。
什么是管理？管理是一种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科学与艺术。而什么是权术？权术是对人际关系进行把握的技巧。管理无疑需要极少量的权术来增加综合和协调能力，但无限制的运用权术却会将企业运行变成政治的游戏。
这就是商业与政治的本质差别。所谓政治，本质讲的是权力的安排与行使。而所谓商业，本质却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交换与争夺。凡是关于权力的就是政治，而凡是关于经济利益的就是商业，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由此，我们就发现所谓的公司政治，其本质是商业而不是政治。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把公司中的权力斗争叫做公司政治，但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是有本质区别的。道理也很简单，公司就是公司，公司的本质是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