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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基点。
《易传》性体论的基础是“万有含生说”。“天”有生命意志，人有生命意志，万物皆有生命意志，整个宇宙都由生命的洪流弥漫贯注。“生之谓性”；“生生之谓易”，生命意志的创生化育力量就是宇宙之本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乾彖》；“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易·乾文言》）。《易传》用“德”标识这个统摄“天”人之本性的原始生命意志力，天与人同一也就是“天人合德”；“德”就是“天”人同一的根据。“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系辞上》）；因而，“夫天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易？乾文言》）。“天人合德”也就是大的意志与圣王或君子的意志的合一。
所谓“诚”实质土与“德”有相同的内涵，都指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至诚之息”乃生命意志本体的生生不息：“天”有生之意志（“生生”、“诚”、“仁”），人也有生之意志（“生生”、“诚之”、“为仁”）；“至诚”就是追求道德圆满的君子穷尽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就可以参赞化育，与“天”同一了。如此同一就是复归于创生不息、生生不己的生之意志这个本体。《中庸》有言：“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大地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个所谓的“性”不就是生生不已、健动不息的生之意志叫？所谓“德”、”诚”、“性”，说来说去乃是同一个“生生”（创生意志），也就是所谓“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第一章）。君子人格的意志自足的根据，在此最终落实。
所谓“唯意志论”当然是按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的意义来使用的，但绝非信手拈来的比喻，无论儒学性体论如何给生命意志性体蒙上一层道德化外观，实质上就是一种唯生命意志论。儒家学说以原生命为出发点，与道家学说在性体论上一致。中国道德－超脱哲学都以原生命为起点，与佛学以生命残缺（苦、业、无明）和基督教以生命断裂（罪、堕落）为起点大异其趣。前者从生命的本然形态出发，由此引向生命的伦理或审美的价值形态，后者从生命的假相形态（有执、无明）和罪性形态出发，由此引向生命的真实形态（空、真如）和神性形态（圣爱、救赎）。儒、道所要达到的生存状态（内在伦理、超脱适性），恰恰是佛、耶要超越的，因为，在佛教和基督教看来，内在伦理或审美逍遥不能让人彻底摆脱罪和伪。①
①在创世的神话中，上帝是超越的，意味着出于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存范畴。内在论作为一个理性概念歪曲了创世者和创造的神话意味。参《对时代末日的沉思》1936，第201。
从生命意志出发会有审美和道德两途，道家与叔本华同趣，是原生命意志的审美观。儒家《易传》性体论则与尼采的在体论同趣，乃是原生命意志超善恶的道德观：朱子所谓“性无善恶”；胡宏所谓“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①
现代懦牛十分重视儒学的生命性体论：
易大传，称乾，曰，大生云云。余推寻易义，宇宙大生之流，是名大生命。但大生命不是超脱万物而独立。甲物禀大生命之流以生，则大生命固是甲物之生命。乙物禀大生之流以生，则大生命亦是乙物之生命。乃至无量物，皆然。……生命的德性、刚健而不化成物，炤明而不迷闇，故生命即是心灵。物受心之主导，而机体组织日精。心得物之良缘，而明德开发日盛。②
与天地为一以生命性体的发用为本，据说“仁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感通即精神生命的层层扩大，至与天合一，引发他人生命。牟宗三据此贬斥基督教，说耶稣的爱完全不从自己的生命处立根，不顾人类不可避免的差别，因而是对人的自然生命和伦常道德的否弃。③无论是熊十力看重机体的生命，还是牟宗三看重生命的精神，不过都显得要与宋儒所讲天理人欲不同，突出原儒的生命意志性体论。
生命意志如何施展、显发，生命之流要贯注到哪里去？这是解开屈原的“天问”和思无所依之谜的关键。不过，此刻还不能转回到屈原，“天人合德”的问题还没有澄清。
①参见尼采《权力意志》中的有关诸节（如275、286、293、545、546、696）。
②参熊十力：《明心篇》，台湾学牛书局生1983年版。
③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书局1982年版。
儒学性命创生论的生命之流的贯注方向，是圣史中的礼法秋序和伦常人生“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说卦》）。由此推导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力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街《易？序卦》）由生命大流的本然形态推导出礼法秩序和伦常人生的价值形态，等于由本然状态衍生出价值状态，而非像基督教的上帝或希腊哲学的逻各斯那样，从超越性价值形态衍生出生命大流的创生。所谓价值状态意味着对本然状态的超越，绝不与自然生命大流同格。如果价值形态以大生命法则为依据，无异于取消了价值尺规的超越性，压根儿就不会再有什么超越。人伦常态由大生命法则来规定（血缘关系以及由此确立的君臣关系），超越有限性的被及每一个人的正义和挚爱在哪里？①在自然大生命秩序的无限性中，神圣的真实价值根本无法确立，儒家学说否定超验形态的价值真实真是一种高明？
基督上帝的爱超越一切自然的限制，打破任何形式的界限，惠临每一位人的破碎生命。上帝的爱意把神性的最温柔的恩典印留在每一个体身上，使个体生命不再受一切本然状态的伤害。人与上帝的和好就是有限的个体从神圣的救恩禀得无尽的爱意和赎情。人永远不可能与上帝等同，上帝是神圣超绝者。人受生命（无论这生命多广大）的自然限制，不可能生而禀有这种神圣性，因而人与上帝有无限的距离，只有上帝自身有能力跨越这一距离，使个体有可能禀得救恩。
①当一群人而临致死的饥饿时，我只有一块面包，究竟给谁吃，牟宗三说，基督教讲分给每一个人吃，儒家讲首先给我母亲吃。牟宗三因此以为儒家的爱比基督教的爱切实，此可视为儒生情怀之一例。
“天”有生命人流，人亦有生命洪流，两者说到底都是同一个河流，所谓合德无异于与自身合德。“天人合德”就像一个重言式，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德”本来就内涵于“天”和人之中，况且，在“德”的大生命形态上，“天”人本来就不分，没有分哪来合？基督的上帝成人不等上帝是人，人背离了天父，才有重新和好、重新订约的可能，既然“天”与人原本就是同一个大生命（德），人欲横流，执其小我与生命本源就根本没有性体论差异。“天人合德”何以可能成为一个道德目的？固然，只有圣人才穷尽了大生命本性，然而，凡人与圣人不就是程度上的差别？
在儒学那里，“天”与人实质上是一码事，正如“天道”与“人道”据说就是同一个道。无论君子“反身而诚”所禀有的是生命意志还是道德本性，都不是从一个超越的“天”那里得来。君子从“天”那里得不到比自身本有的更多的东西。儒学确立的只有有重世界（现世）；而没有两重世界（现世与超世）、三重世界（地狱、人间、天堂）。“天”与人的本体同一，排斥了超验世界得以确立的任何可能，现代儒学大讲《易传》“天人合德”性体论如何高明，如何“体用不二”；“既内在又超越”，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一个超越的界限和超越的彼岸，只有“用”而没有“体”（哪怕康德意味上的现象之后的“自在之物”）。只有内在，没有超内在（世界之外）；“不二”从何谈起，所谓超越又从何而有领域？一切不都是当下做人、现世生命、伦常人生？体用不二，“既内在又超越”的说法，就西方神学和哲学传统看，倒还成其为一个问题。希腊精神和希伯莱精神确立了一个超越的“理式”或上帝的国，儒学根本就没有确立这样一个王国，而且以此为高明。今人以为有大生命、有关于“天”的论述，就有超越的世界，纯属哲学的无稽。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屈原提出的”天问”会成为那种样子，为什么他想要问天却又无法把问题恰当地提出来，甚至问得哪怕像样一些。本来就没有一个超越的“天”，屈原从何问“天”？屈原的思无所依是他所信奉的儒学信念本身造成的，他并没有成熟到突破自己的信念的有限性，只有超过了儒家性命论的界限，才有可能反过来询问自己的根据。这个界限就是超验的界限。只有从超验的立场，才能询问生命的真实根据；只有从世界的另一边，才能询问世界的这一边，否则询问永远只能是一种内在循环。屈原从来没有跨越过这种界限，他所信奉的儒家学说从来没有为他提供另个世界，因而也就无所谓界限，“天问”的提出不能不是悖谬的。
六
虽然”‘天问”的提法是悖谬的，但屈原毕竟问了。为什么屈子甚至不惜陷入悖谬来提出“天问”。
屈原相信君子人格的意志自足，提出“天问”表明他的君子意志陷入了困境。屈原真切地感到自己与圣史、与祭司职份、与“天”分离，对一个至诚至善的儒生来说，这是莫大的痛苦。
这是不是因为生不逢时？屈原自己清楚知道：“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更何况“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信奉君子意志的屈原坚持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