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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时代，“意”成为哲学主题绝非偶然，显然与道家信念的政治意味有密切关系王弼提出“言”为“意”之表，旨在“得意”，其目的不过为了体“无”。而体“无”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直接关涉人如何超逾现存的政治处境：
汉代之齐家治国，期致太平，而复为魏晋之逍遥游放，期风流得意也。于是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学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但既曰精神，则忧兮惚兮；既曰超世，则非耳目之所能达；既曰玄远，则非形象之域。既为绝对则维言超象，非相对知识所能通达。人之向往玄远其始意在得道，证实相，揭开人生宇宙之秘密，其得果则须与道合一，以大化为体，与天地合其德也。①
①汤用彤：《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见《中国俩学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第38－39页。
在此无需深究言、意、道的关系，也无需详涉“意”理论的历史演进，重要的是，“得意”、“适意”成为个体意志投注的领域，历史时间中的政治热情变转为自然时间中的游心于玄，个体得到快乐、与自然生机（道之另一显象）一体不用说，“热衷肠”的意志力也有了落脚的地方。
“得意”、“适意”无论如何高超，现世关切都被排除了。“意”所追随的“道”即是无——根本虚无，没有任何价值语态上的谓词，任何语态上的谓词对它来说都不相称。生命感觉只有离弃历史时间，不让任何思虑凝碍，才可“得意”、“适意”，进而“体无”。由这两个方面构成的“意”，就是虚怀而归无、心魄而入神，从体无走问无体。
任何冥想都超越当下现在，趋于某种意之所见的境地，但冥想本身仍然与世界具有切实的关系。这种关系尽管可以显得是对世界完全无所谓的感觉意向，却依然是一种意义关怀——世界对于人必须有某种意义。一种冥思宣称自己根本不想知道与世界的关系，更不想知道世界对于它自己是否有意义，冥思成了无所思的游心于意，这种“澄心以凝思”的冥想真的超越了意义问题？关涉意义的冥想要么是道德的、要么是宗教的，道家的冥思本旨在于解脱恶，这种解脱排除现世恶的道德解决的可能性，因而是宗教的。意义问题仍然是道家的“得意”精神的在世关系，“体无”根本不想关涉历史时间，但恰恰只有在历史时间中，“体无”才可能成为一种精神活动。
道家冥思之“意”因此仍然有所粘滞，至少还得依赖一个“无”的本体，而无的本体是超越主体心智之外的；“意”依然是超然之道的“末”，无论如何高超，究竟还有一个“意之所不能察者”。“意”要达到彻底的无所粘滞，就得勾销外在于人的精神感觉的超然“道”体，使之干脆成为精神感觉自身，从而推进“意”的在体论地位。
这一步推进由禅宗历史地完成了。
佛学的终极旨趣在涅槃，所谓无生、无造、无变动的寂静真如。这种灭尽烦恼的净土乐地，就是解脱一切的寂火，“真如”、“真常”的价值谓词，实质上是寂之性海的描述。价值谓词“真如”、“真常”、“极乐”既否定了世间也否定了超世间。正因为如此，真如要求去除一切执着、妄念（“爱灭苦灭圣谛”），包括“意”的执着，使个体的精神感觉返归无智、无趣、无情、无识的寂之性海。在世的一切念都是妄念，人生解脱即在无念。无念就是般若。照此说来，“意”当然也是一种“念”，需要破除。
佛学的出发点是人生无常，从“生、老、病、死、苦、乐”等生存性的恶引导出世界的解脱追求。人生的恶源于生欲，欲生发出种种妄念。由此来看，道家的“意”同样是一种妄念，因为它依然出自于生欲。要达到真如之境，就要破除妄念、消除智慧、根除情念。道家的“无情”的确仍是一种有情、对自然性生命的情。佛家更彻底，连这种情也要灭除。佛学是一种独特的理性主义，要求个体心智用清醒、冷静、理智的态度辨识一切现象，以求得正确的解悟（观空），以冷清的理智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感性欲求和本然情感，以达到清静无欲。佛学理性主义为破除人的生存感觉中最低限度的要素耗费了惊人的才智，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其浩繁和精深，恐怕西方理性主义也望尘莫及，尽管其目的是通过理析来消除理性（无念即般若），通过认知来消除认知（无知即知）。当今一些搞哲学的人喜欢在佛学与现象学之间搞汇通，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了。
以为西方理性主义的旨趣并非人生超越，而是科学知识，显然搞错了。在古希腊哲学中，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至善，理性主义大师斯宾诺莎竭力倡导清心寡欲。佛教理性主义与西方理性主义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要通过涤除知来达到所谓真知，后者要通过明晰知来达到所谓真知，目的都是为了求得人生的安适，宁静。它们要排除的共同对象就是虚妄：清除人的心智中隐藏着的妄念。对于理性主义来说，世间哪有什么恶（当然也没有什么善），善恶都是人的妄念产生出来的。
据说禅宗是儒道思想的进一步推进，也就是说，儒道思想改造了传入华土的印度佛学，同时，佛学义理也改造了土生土长的儒道精神。这种互相改造的真实内容和实际后果究竟如何？据说禅宗思想有两大特质：简便的悟道成佛方式和自性清静、我心即佛的佛性论。这两大特质恰好是庄玄思想与印度佛学互相改造的结果。
禅宗以“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法则，勾销了印度佛教的理性主义“知识论”。“第一义”不可言说，“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的规定把深究唯识的“知解宗徒”判为生盲，庄玄的无待理论就推演（中国化）到佛学论域。本来，在道家看来，无知——彻底否弃任何思虑，而不是通过思虑来达到无知（正知、正觉）——无念，才是生命自然的根本保证。据说，禅宗的这一改造把佛学理性主义变换成了佛学直觉主义，是一种高明而“伟大”的改造。其实，这种改造恰恰抛弃了佛学理性主义通过理性的矫正来排除虚妄之见的意图。虚妄之见与正见没有任何差别，只要启用思辩，就错了。“此亦－是非，彼亦－是非”。没有任何真实与虚妄的分别，也就无需用清醒的理智去辨析。庄子极力破儒墨，就是在破妄见。既然事实上存在着种种妄见，勾销通过矫正理性来排除妄见，至多是对妄见视而不见。禅宗何以会比原始佛学更“高明”？
禅宗“直觉主义”以本心为据，真如之境成了庄子所谓“道”在瓦砾、尿溺：“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躁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萨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自救不了”（《五灯会元》卷七）。在“不用求解，直用直行”的禅法引导下，无所谓尘浊与净土之别：“若心常清净，离诸取著，于有差别境中能常人无差别定，则酒肆淫房，遍历道场，鼓乐音声，皆谈般若”（《居士传》卷三十一）。道家的“执意”最终归结为“一切现成”，日常化为砍柴挑水。固然，龙树已提出涅槃与世间无分别，两边皆空之说，为以后禅宗的不弃现世求得涅槃提供了理论根据。但禅宗之所以能把两岸皆空的说法推进得如此之远，没有以佛解玄的“格义之学”和以玄合佛的过程，恐怕不大可能。
三
道家的“不喜亦不惧”仍需要一番精神功夫，“坐忘”得靠“意念”去坐而忘之。禅宗的方便法门消除了“得意”的意志功夫，其义理上的根据就是所谓的“自性清静”、“我心即佛”。解脱无需再以他者（菩萨）宏愿的解救为前提，是因为个体“直了见性”，一切发用据说都是超越性的。
“直了见性”消除“得意”的意志功夫引致的问题，随后再来考察，这里先看一看“良性清静”改造佛学所引致的问题。前面提到，庄学与佛学都把摆脱世间恶作为最终的真实。只不过，“道”多少有生生之气，而真如不受随缘，更加形而上地圆成。但是，道家的终极是根本虚无，佛家的终极却有一个能施大慈悲的人身（佛陀），禅宗把这人身无化为“道”，或者说让佛陀返归虚无的逍遥。尽管也是空，大慈大悲的身位行动毕竟带来净土的盼望，解脱是靠一个超凡人身（佛陀）的解救行动。行慈悲的解救才引出转变生命感觉的功夫问题。在佛学中，关于识、相、色、蕴、业、痴、执的“认识论”学说占了主导地位，无不关涉主体心智的心性转变。这样，终极在体意义上的“寂如”就有可能转换为认知意向上的“空”。禅宗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当超越个我的寂如也是主体心性的规定时，只需稍稍再朝前推进一步，心智的无念就落实为本体论上的大“空”：“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景德传灯录》卷五：《慧能传》）。这个能生一切法的大“空”不是宇宙、世界的本相，而是主体的本相——自性，此乃“大身过于十方，本觉超越三世”。一心为法身，此心的量广大无边，犹如虚空。“自性清静”就这样勾销了佛陀身位，解脱无需再以大慈悲的解救行动为前提。
“自性清静”直接引导出神会的“妄念本空，不待消灭”的推论，使印度佛学的出世间法转换为此世间法，道家思想中的根本虚无被安置到主体心意中，取代佛陀的身位，适意变成禅意，佛教精神中本有的大慈悲救恩行动便被空灵为适性。
解脱无需再以解救为前提，是因为个体心性确立起来的绝对根据是超世间的绝对无我之空：无我无欲心则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