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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形而上学厌恶宗教热情，要以理性来终止宗教情感，便发起对基督教启示信仰的唯理主义改造，更改教会权威的启示基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信条，无异于说只有理性的思辫才是唯一可靠的。本来，理性形而上学家都是些理智的基督信徒，想用数学式的理性知识来证明上帝，没有想到，数理式的上帝观念是靠怀疑的理性设想出来的。终于有一天，理性的怀疑精神所推动的科学理性把怀疑的剃刀指向了理性的上帝观念本身。
理性形而上学很快遭到经验理性的攻击。必然知识是否真的存在，科学是否应该相信一种先天必然的真理，在经验理性看来殊为可疑。就科学来说，只有或然的、不断为经验所证实的真理。知识的可靠性首先在于它不与先天必然的真理沾边，只能得自于经验的归纳。理性只能是经验性的。在这种理性前提下，科学理性当然既不能理解、也不会承认一个超感觉的理性才能把握的超验实体。从而，科学理性把矛头指向形而上学的上帝。理性形而上学把上帝确立为先验的终极实体，无异于为科学理性摧毁神性权威的残余提供了明确的目标。
经验的理性精神诋毁形而上学的上帝，与道家精神诋毁儒家信念一样，自有其理。在经验理性看来，超自然实体的概念是虚妄的。无论从因果或无限的观念引出宇宙论的上帝概念，还是从绝对的终极实体引出存在论关于创世者的观念，都难以在经验上得到证实。而自经院神学以至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神学，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大肆推论。自我启示的上帝成了形而上学实体，实体的领域被罩上亚里士多德式神学目的论的外衣，一旦经验理性在理性形而上学支持下成熟，当然有理由占据属于自己的领域。把启示的上帝转换为实在的宇宙论或存在论形态，本身就是在断送启示的上帝。近代理性形而上学最终引导出康德对宇宙论和存在论的上帝的毁灭性批判，是逻辑的结果。
问题同样在于，当经验理性精神根据自身的要求排除神性的绝对实在观念时，是否也有根据排除原本不属于其权限范围的价值信念？经验理性是否有权独占生活世界的生命感觉？奥卡姆式的剃刀有理由去除任何体现所谓上帝与自然实在之间的本质依赖关系的神秘实体，使关于世界的经验知识成为可能，却并没有取消启示真理与人的在世的本质依赖关系。如果说，神性的神秘实体无法解释自然的事实，经验理性成为人的价值生活的依据又是否说得通呢？
经验理性主义企图排除虚妄的形而上学，迫使人们接受经验理性的权威，导致了这样的后果：甚至像康德这样限制理性权限的哲人，竟然也从生命感觉中彻底清除爱感，以为爱感不过是一种感性的病理激情，伦理行为需要的只是纯粹形式的律令。这不同样是在赞颂石头心？爱的意向超出理知的分析和决定，超出自然和历史的种种条件。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必须让爱心屈从于经验或形式理性的规定，爱心何存？基督教的新约取代犹太教的上帝与人的旧约关系，就是要让上帝与人的新的至爱关系代替律法。康德在恰当地抵制狂热迷拜的同时，却要让爱心屈从雨实践理性的公设，不去考虑狂热迷拜与爱感动荡的巨大差异。
经验理性的权能乃由怀疑精神鼓动起来，而怀疑精神又是理性形而上学挑起的：“我思故我在’”就是为了证明形而上学的绝对之点。经验理性的权能确立后，怀疑的理性必然抽空心灵的感受性和价值感情的动荡。德尔图良早就看到这一危险，所以他说：Gredhile est quia impossibile est；credo；quia absurdum（正因为不可信，才信抑，正因为不可能，才确信；之所以信仰，因为它荒谬）。德尔图良的这一强硬主张拒绝理性形而上学，以保护启示的价值根据免遭侵害。一旦理性形而上学与启示真理结合，必然陷入理性与怀疑的恶性循环——从怀疑到理性、从理性到怀疑。
怀疑的理性把经验和形式理性推到底，唯有理性是可靠的，但理性以什么为依据呢？在神学的前提下，人的理性无条件地依赖于上帝，经验理性靠怀疑形而上学理性起来推翻了自己的根据，便一无所凭，只得返回怀疑的理性。把怀疑推进到底，剃刀的下一个对象就该轮到理性本身了。在这个时候，“我思”不可怀疑的规定就会被合理地否弃。一旦经验理性不能遏止支持自己的怀疑，就会使自己陷入疯狂。莎士比亚、荷尔德林、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懂得这种疯狂，知道其中必有新的东西出来成为上帝，成为理性的根据（基础）。这种在疯狂中出现的新上帝就是生命激情、历史法则或虚无的实存情绪。
浪漫主义把生命激情作为代替神圣的根据，具有独创力的天才被封为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不受任何绝对法则的规定。一旦发现生命激情不可靠，就有人出来让历史法则成为最高的理性根据。一旦理性被经验主义的剃刀搞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就需要填补新的东西。黑格尔在反对浪漫派时提出抽象精神意识的历史，用辩证法的进程模式把形而上学理性升华为历史的内涵，毫无理性的历史便有了理性，历史理性由此确立。
上帝的国出现在历史之中的基督身上，与历史理性、国家理性和社会理性都不相于，进入上帝国，根本是一种精神上的转变——爱心的复活。对于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基尔克果给予了坚定的反驳：历史理性只会导致荒涎。一旦不能相信荒诞反而不能活时，荒诞就成为最高的理性。至此，理性又回复到彻底的经验理性的怀疑。也许，从荒诞的理性可以重返上帝的怀抱，但似乎这个时刻并没有到来，基尔克果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就是最好的说明。倒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荒诞理性的结局：“世间的科学集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世纪里，把圣经留给我们的一切大国的事物分析得清清楚楚，经过这个世界的学者残酷的分析，以前一切神圣的东西全都一扫而光了”（《卡拉玛佐夫兄弟》，前揭，页250）。诗人再也不能从上帝的启示获得生命感觉，但又无法习惯科学的生命感觉。人与历史时间的关系如果得靠历史理性来维系，诗人何为？于是，诗人只有在理性与怀疑的恶性循环中漂泊。
曾经感领着圣爱的温馨的诗人，如今变成了理性的石头。诗人的任何生命感觉都只有在理性面前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意义。据说，生命感觉的直接性最肤浅，理性的间接性才是生活世界的基础。理性说明一切，解释一切，这种说明和解释本身就是在世问题的解决。
六
与曹雪芹一样，诗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处于为世界补情这样一个精神史时刻，而且，问题同样源于如何面对世间的恶。在理性形而上学看来，蛇诱惑夏蛙犯罪是人成熟的标志。原祖通过犯罪得到善与恶的知识，就开启了人自身理性的真实力量。用康德的话说，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成品，自由的历史是由恶开始的，国为它是人的成品。
历史埋性能克制历史的恶吗？能承负人不得不承负的恶的摧残吗？也许，历史理性有自己的狡计——历史辩证法，它能解决这一难题，以正题与反题的对抗引出一种必然的存在综合。人的历史理性沉浸于这种辩证的历史运动乐而忘返，至于生命个体在历史的恶的悖论中已欲死不能，却被说成智性贫弱的表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在历史理性的辩证扬弃中，西塞罗被割掉舌头、哥白尼被掏掉眼睛、莎士比亚被扔石头，无辜的孩子流尽了不可补偿的眼泪都成了合理的事实。神圣的上帝被逐出了世界，人们靠什么承负现世的恶？为苦难、荒唐、残酷、不幸的世界补情可能吗？
就具体的思想质料而言，中国诗人与西方诗人面临的问题没有多少类同性。对中国诗人来说，并没有一双由“犯罪的”知识开启的理性眼睛。进入儒家、出于庄禅是一条既成之路，其核心问题始终是能否容忍变成一块寡情的石头，在大荒山下与草本虫鱼一起做逍遥的蝴蝶梦，除非有一天某种新的精神因素带来新的精神素质。
在西方，希腊理性精神与扰太－基督教精神，雅典精神与耶路撒冷精神一直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精神类型”。随着世界和人性的神性根基被抽掉，人本精神如何靠人自己的力量承负恶的问题就来了。蒙田和莎士比亚都对人本精神在历史的恶面前的脆弱有深切体会。历史理性主义的出场显然有其精神史的理由；如果人本精神不能为自己找到世界和人性的新的根基，有朝一日必然会被现世的恶吞噬掉。接下来的问题显然无法回避：历史理性是否真的能承负现世的恶。近代以来，西方诗人面临的抉择无一例外的显得是：要么确证理性承负现世恶的可靠性（大多数启蒙运动作家），要么返回神本精神（德国早期浪漫派、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要么靠神话来承负恶、确信根本虚无，然后靠荒诞来生活（虚无主义诗人）。
从17世纪19世纪，用舍斯托夫的话说，就是雅典精神强求耶路撒冷精神拜倒在自己脚下达到顶峰的时代。历史理性宣告，现世的恶是可以消除的，饥饿是这个世界唯一的问题。对这个几何学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