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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的阶下囚，我们只得在死亡的阴影下寻求赐予我们的恩惠。帕纳卢神甫甚至不愿利用一些唾手可得的现成话来越过这道囚牢的墙。本来他可以很容易地说，天国中永恒的福乐等待着这孩子去享受，会补偿他所受到的痛苦，事实上是否如此，神甫一无所知、谁能确实肯定永恒的福乐能补偿人类一时所受的痛苦。（《鼠疫》，页214）
加缪让神父与医牛在瘟疫中对质，用意很明显：神父只能解释神的话，医生靠人的力量救人，尽管医术会出错，却不至于靠神的谎骗救人。可是，人的现世受苦难道是上帝一手制造的？走向上帝国的路真的被规定为充满死亡、恐怖、哀叫？
《圣经》中从来没有说世人必得用自己的不幸、生命中的恐怖去补赎自己的罪。相反，四部福音书讲述的是，上帝派遣自己的独生子降临人世，代人受苦，悲惨地死在十字架上。①上帝的救恩是在自己亲身受苦中呈现的，而不是通过罚人受苦来体现的。十字架的磔刑是上帝亲身受苦补赎人的罪，而不是要人去“遭受”存在的痛苦。伊凡和加缪对救赎思想的指控明显基于一种被严重歪曲了的救赎理沦。《圣经》中的确包含着一种历史意义的思想。根据这种思想，基督要在世界末日中重临现世。但圣经的上帝进入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进程根本不是一回事。基督的上帝在历史中的显现是通过耶稣的生死复活，基督事件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使世人与上帝在历史
①参瓜尔蒂尼：《王》（Der Herr），1961年版。
困境中相遇成为可能。永恒福乐的纯粹时间突入历史时间成为可能。这里的首要前提是：历史本身并没有意义，如果历史有意义，上帝的救恩就多余了。上帝通过自己亲身受苦进入历史，恰恰因为历史是破碎的、偶然的、无意义的。基督事件才是上帝的时间在历史时间中的朗现。人的生存破碎只有在基督代人受过的受苦中才超越历史的现实性和人自身的罪性。“瘟疫”是历史偶在的本质，对于这样的“瘟疫”，无论如何高明的人间医术也束手无措。凭靠人的自然本性，人无法根除“瘟疫”，即便上帝也无法根除历史中的“瘟疫”。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中，上帝的爱唯有受苦。然而，上帝的受若与人的受苦不同。上帝的人能体现在通过基督的受难、复活使历史之时间转化为神圣的时间（超越性时间，Metatime）。这与历史终局的论调毫不相干。《圣经》从来没有说，永恒福乐是人类受难的延续堆积起来的历史终局，历史螺旋上升的循环发展的结果；上帝国就是神圣的现在、上帝受苦的爱中的现在：神圣的爱意使每一息生命的现世时间进入了上帝受苦的爱之中。①永恒的生命不是未来形态，如果连今世的幸福都谈不上，还侈谈什么永生和爱？上帝进入历史中受苦，恰恰是为了世人能在此时此地获得永恒的幸福。所谓”永恒”，按福舟书的含义，既非年代的、亦非历史性的，而是重生性的。福音书中经常出现一个“现在”，表明天堂不在历史形态的终端，而在上帝为世人受苦的爱心，一如地狱不在生命的另一边，而在生命的冷漠。
①参蒂利希：《永恒的现在》，1976年版，第四章第四节。
伊凡和加缪对永恒福乐信念的攻击，同样基于一种被严重歪曲了的永恒福乐学说，这种歪曲乃是把永恒至福的信义变换成历史理性主义。①在《旧约圣经》中，并没有所谓历史意图的说法，历史不过指民族的困境、人的存在深渊，上帝与历史中的民族和个人的关系，是一起在受难的历史中战胜痛苦和恐怖，并没有历史主义的所谓发展规律及其历史终局的规定。《新约圣经》中，历史的观念更为淡泊，救赎纯粹是神义意味的“终末”。对于圣经思想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之谜及其解答这样的问题。历史的发展有一个终极目的，并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走向这一目的，纯粹是现代理性主义的观念，与基督教的福乐信仰无关。里厄医生的真正敌人，其实不是神父，而是启蒙哲学家。在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主义中，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终极目的才具有神义论色彩，何况经过黑格尔之后的无神论批判，神义论已经被彻底颠转为一种社会科学的人义论，神义论成了所谓客观的历史自身的规律性。在历史理性（规律）的客观规定下，“那么多像海边沙子似的芸芸众生，那些虽软弱但却爱你的人就只能充当伟大和强有力的人们脚下的泥土”（《卡拉玛佐夫兄弟》，页379）。上帝的救恩被历史规律听取代，人间正义才成为人义论的历史相对主义，为了未来的历史目的，现世的杀戮、疯狂、残忍才成了历史意义的体现。
①连波普尔也晓得：“《新约》里虽然几乎没有什么支持这种学说的东西（指历史理性主义——引者注），但是往往有人认为上帝在历史里显出‘自己’乃是基督教义的一部分；历史是有意义的，而历史的意义便是上帝的意旨。因此历史主义便被认为是宗教的一个必要因素。但我不承认这一点，我认为不仅从唯理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并且从基督教观点本身来看，这种见解纯粹是偶像崇拜和迷信”。见《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前揭，第158页。
伊凡和加缪反抗披着永恒福乐说外衣的历史理性主义时，没有辨识历史思想中的歪曲和意义颠倒，把思辨神学的上帝、历史主义的必然原则与《圣经》中的上帝等同起来，充满道德热情地得出拒绝上帝存在的结论。加缪要“鼠疫”中的人们作出这样的抉择，要么全盘接受信仰，要么全盘否定信仰：“当一个基督教徒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他要么丧失信仰，不再信教，要么同意挖掉眼睛”（《鼠疫》，页220）。
加缪提出的选择不仅不真实，还相当蛮横。凭什么基督教徒非得在“同意挖掉眼睛”与否定信仰之间作出抉择？难道基督信仰同意挖掉眼睛？“同意挖掉眼睛”难道不正是一种历史理性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信仰？
情形正是，在全盘否定基督信仰（在否定历史理性的信仰同时也否定真实的信仰）之后，结论必然是“同意挖掉眼睛”。这一结论是伊凡和加缪自己推导出来的。勾销上帝的存在之后，他们都坦然接受了价值虚无主义，勾销价值行为的区分及其区分的意义。伊凡以为，上帝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人分辨善恶，“但如果分辨善恶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又要这该死的分辨善恶干什么？我们的全部认识也不值得这婴孩向‘上帝’祈求时的一滴眼泪”（《卡拉玛佐夫兄弟》，页362）。加缪照抄伊凡的这一说法：
世界上有善有恶，而且一般地说，人们很容易解释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要深入到恶的内部，把它解释清楚，那就因难了。比如，从表面上看，恶有必要的恶和不必要的恶，有被打发到阴间去的唐璜，也有一个孩子的死亡，因为，如果说唐璜这种放荡好色之徒被雷击毙是应该的，那么孩子为什么要吃苦就无法理解了。（《鼠疫》，页214）
根据伊凡和加缪，孩子们的受若这块苦涩的血包迫使人们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从而也取消恶的现实性。据此，德行不再是认真对待恶，人无需再作出宗教德行的抉择，德行成了全盘否定或接受信仰的抉择。
没有全能的天父，区分价值与自然没有意义，恶就成了自然而然的。正如帕斯卡尔所说，没有救世主基督，人的堕落就没有意义，恶的事实将取得优先地位。一切存在的事实就都是自然而然的。这样一来，孩子们的痛苦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同意挖掉眼睛”不就无所谓同意不同意？人们不就唯有吞下孩户们的痛苦和“同意挖掉眼睛”这块苦涩的面包？伊凡和加缪不都在极力鼓励人们要有吞下这块苦涩的面包的勇气：“难道不能把我痛快吃下去，而不要求我赞颂吃我的事实么”？
对理性上帝的反抗走到它的敌人——历史主义神义论及其颠倒过米的历史人义论相同的立场；人义论的存在相对主义甚至更为彻底，它连历史发展规律规定的价值也不承认。
伊鲍里特能吞下恶的事实这块苦涩的面包，卡夫卡实在吞不下。说他软弱也好，没有勇气、甘于绝望也好，吞不下，总归也是一个事实。
七
卡夫卡吞不下恶的事实，便成了一个“不幸存在”的怯懦角色，没有力量担当起必得担当的绝望，尽管他一再对自己说：“不要失望，甚至对你并不感到失望这一点也不要失望。恰恰在似乎一切都完了的时候，新的力量来临，给你以支助，而这正表明你是活着的”。①卡夫卡的生命感觉哪里谈得上希望，至于要说勇气，更为勉弦。卡夫卡缺乏伊凡和加缪那样敢于绝望的精神。
①转引自汤水宽：《卡夫卡＜城堡＞中译序），见《城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不能吞下恶的事实，为什么不能领承上帝的恩典？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性在阻止一个人的心灵感领到上帝的救恩？伊鲍里特说得很清楚，是人的自由意志。伊鲍里特和基里洛夫一样相信，神性的权威会剥夺存在的自由：尽管神圣的宁静是诱人的，但人的自由意志会无所适从。
害怕丧失自由意志，是现代诗人离弃圣经的上帝的另一原因。据说，教会利用了人不能没有膜拜者以及无力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弱点，骗取了人的自由和良心。基督宗教看起来珍视弱者，其实是用虚假的许诺哄骗人交出自由。民众总是软弱的，总想如何尽快找到一个崇拜对象，找到一个能把自己的自由尽快转让给他的权威。“宗教大法官”的传说讲的正是，谁能安慰人的良心，谁就可以支配人的自由。
理性的人是经过启蒙的民众、所谓经过启蒙，意思是懂得了自己拥有自由意志，懂得人失去自己的自由意志后随之而来的只是恐惧。乔依斯的斯蒂芬正是如此。斯蒂芬由于情欲的诱惑而陷入肉感的沉迷，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