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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夫卡：《论罪恶、苦难、希望和正道》，转引自《外国文艺》1980年第一期，第284页。
世界上叫作受难的，在另一个世界上情况不变，只是没有了它的对立面：极乐”《日记书信选译》，贡227）。承负现世恶的路唯有一条，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意味着，人无法自救，只有上帝能救人，上帝救人走的是一条甘愿受苦的至爱的道路。借助于十字架记号，一息生命才得以与上帝相遇。卡夫卡看到了自己的生命方向：“我走向哪里呢？‘追赶’只是一个图像，我也可以说‘朝最后的尘世边界冲击’；而且是从下面，从人类这方面往上冲击，而由于这也只是一个图像，所以它也可以由上往下对我的冲击的图像来代替”（《日记书信选译》，页224）。
卡夫卡的“图像”就是象征。所谓象征，是通过已知的东西获得未知的东西，是分裂的东西的重合。象征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已然存在两种形态、两种灵魂、两个世界。没有这种二重性，象征就无从谈起。中国诗艺严格说来并不存在象征形态，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精神中从来只有一重世界。
在古希腊语言中，象征专指作纪念用的碎陶片。好客的主人给客人一块瓷片，由客人打碎，主客双方各持一半，以便多年后双方把两半拼成整块而相认。作为象征的这半片信物虽然只是个别的、特殊的东西，却显示出与它的对应物相契合而补全的希望，为了补全整体面被寻找的始终是作为这一半的生命片断的另一半。①象征的意义本身不可取代和替换，并非只是指向那另一半的意义，否则，其意义也可以由任何其它图形来代替。象征图像既指示自身外的意义，又是这意义本身的渴慕，象征图像的意义本身是由其所关联的意义决定了的。
①参加达默尔：《美的现实性》，前揭，第三节。
有史以来最为震慑人心的耶稣的受难牺牲，本是一次历史事件，因基督的死而复活，十字架的惨死成了神圣的象征。耶稣没有征服，没有胜利，没有成功，一如巴特所说，除了悲惨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成就。然而，在基督事件中，现世中的人性重新碎裂成两半，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成了人可以凭此与上帝的救恩重逢的信物。
卡夫卡绝望的写作，仅仅在如此象征形式中才转化为一种希望的生存。在象征书写中，救赎之爱的信仰不是卡夫卡寻到的，而是自行悄然出现、降临其中的。用他的话说，永恒的自动成为时间性的，时间性的悄然变成永恒的。
卡夫卡的绝望写作因此是充满希望的酵素。在卡夫卡的主要作品中，表面的冷漠对应着深蕴的热情，为现实个人内心中永恒的现在所付出的最大限度的热情。在这些寓意深隐的作品中，日常的恶几乎把人湮没了，但主人公无不在日常的纠纷中追寻那不可见的神秘福祉，惦记那遥远的窗户发出的一束光亮。置身于现世恶中的人得救还是沉沦，某种意义上取决于自己意志的抉择，在这种抉择中包含着恶的各种可能性：如果没有上帝，人靠什么辨识、抵制种种恶的诱惑？
与静态真理重合的象征图像，被卡夫卡发展为一个过程、一次事件、一次经历，信仰的瞬间成为一息生命的终身历程。
《城堡》也许是一种实践的神学，但它首先是一个寻求恩典的灵魂的个人遭遇，是这样一个人的个人遭遇，他要求这个世界的事物交出最大的秘密，要求女人交出睡在她们身中的上帝的标志。①
①加缪：《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见《文艺理论译从》，第三辑，第409页。
按犹太－基督教精神，“遭遇”乃是人与上帝的相遇，得救靠神圣他者（基督）的肉体，这种相遇中发生的情感已然超出了自然生命的生物性，从而一息生命不仅不可能沾染自由的恶，也不会真正受到自身中本性的恶的伤害。所以，卡夫卡说，在这种“遭遇”中，人能将生命提升为纯悴、真实、永恒的世界，只有在这里，才有幸福可言。
中西诗人对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分歧，在于对世界形式的不同理解。在一重世界中，无论在世界的这边（儒）还是那边（庄禅），都没有一个纯粹的世界意义。在一重世界的历史之中，即便置身天道的自然秩序，仍然是一种世俗性的沉沦。在一重世界的另一端，固然可以把日常的、自然的看作神秘的，或反过来把神秘的看成日常的、自然的，但没有一个纯粹的二分世界，没有上帝的国，与现世构成的差异和由此而来的张力，从日常中发现神秘就是自欺欺人。只有当存在着一个真实、永恒、纯粹的上帝国，而且上帝亲身进入了现世的恶召唤人的灵魂，人才会醒然到自己执意于世界的这一边，无意义的感觉已成为自己的生存品质。一重世界从来没有想要欺骗谁，而是透过一切现存的、日常的恶迫使人任由它来欺骗。只有两重世界的区分才会提醒人置身日常的恶中虚妄的心安理得，不至于盲目信奉人的自然本性及其现世形态的全能与自足。由于有了两重真理的区分，不仅现世的真理必须是区分善恶的，静态的真理才可能牵动人作动态的、骑士般的追寻。①按基尔克果的说法——其实是福音书的说法，人们非得把地上的希望灭尽不可，才能借上帝赐予的希望得救。此世的绝望成为彼岸的希望的摇篮，但得记住，“此世”与“彼岸”的区分，不是年代、历史或形而上学实体性的区分，而是基督事件引致的区分。人的存在的绝望、有限性、欠缺以至于受苦，把人从一种沉沦的“足乎己无待乎外”的自信中解救出来，使人性重新获得神性意味上的原初的纯全本质。卡大卡的人性的绝望，印证了舍勒所描述的基督教人性论的要义：
①根据一种解释，卡夫卡主要作品中的K、既是卡夫卡的名字的头一个字母，也是“骑士”一词的头一个字母。
人的本质正在于不可定义。人只是一种“介乎其间”，一种“过渡”，一种生命激流中的“上帝显现”，一种生命对本身的永恒“超越”。（舍勒：《价值的颠覆》，前揭，页296）
鲁迅不愿相信十字架上的人性之路，宁可相信自然生命的道路，“自然”的道路当然只会是“践踏出来的”。为什么不愿相信是情怀的问题，情怀无法靠论辩来解决。正如马塞尔所说，十字架上的希望是一个神秘，而不是一个问题，不能靠论辩来让人相信。卡夫卡写道：“我具备基督教提出的前提（超过一般程度的受难和特别的罪过），我在基督教中找到了避难所。但要威严地直接向其它人宣读教义，我却办不到，因为我没有能力把这些前提搬出来”（《日记书信选译》，页250）。确实，人们毕竟很难相信受难竟然是避难所，从清醒的理知过渡到相信上帝，不是人的事，那是上帝的恩典。卡夫卡的“没有能力”当然是一种怯懦，他甘愿成为这怯懦，以免成为鲁迅所谓“人的脊梁”。对于我们来说，这“人的脊梁”更鼓舞人心、更合乎人的理知、更让人“相信”恶的事实不可抗拒。神化石头才是人性的伟大力量，人在现世恶中变恶才是人的伟大精神。以鲁迅为国魂，中国精神永远不屑于打断这根“人的脊梁”，也就永远不屑于祈告领承上帝的救恩。
世界有恶……但无需吃惊，这是历史理性在微笑！
五 担当荒诞的欢乐与背负十字架的苦行
西西弗斯所有的沉默都在这里。他的命运属于自己，他的巨石也归于自己。
——加缪
我对自己的灵魂说，静下来，让黑暗降临到你身上，那将是上帝的黑暗。
——艾略特
一
历史的未来光明不可信赖，按加缪的说法，这光明诱使人们以无止境的疯狂向世界历史的终极王国进军，怂恿人用不择手段的恶书写历史，以历史理性的名义犯罪。但是，人的受苦又有什么理由？沉重的十字架凭什么要终有一死的个体一同背负？如纪德听说，上帝给人恩典，这岂不表明人永恒地欠恩？人为什么不能自由自在、一无所负地生活？凭什么值得拿终有一死的生命去换取神性的恩典？即便这世界没有上帝就是一个石头世界，拒斥圣经的上帝的倾身惠顾、蔑视基督受苫的爱的祝福和救赎，人就会变成石头，又有什么不可以？
《西西弗斯神活》收尾时，加缪以庄重和倾慕的笔调写道：“我感兴趣的是返回、停歇中的西西弗斯那张如此贴近石头的面孔已经成了石头！……他高于自己的命运。他比自己的巨石更强大”。①人的存在是什么样，就如何承受、担当；人本来就一无所有，不是人本身所禀有的，他不要。
①加谬：《西西弗斯神话》，见《文艺理论译丛》，第三辑，第405页（以下随文注页码）。
这就是伊鲍里特、基里洛夫和伊凡的去向；他们的后继人都颇有才气，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他们的思想靠不能说没有才气的文笔广为传播，深入人心。20世纪的人们已经习惯谁写得多、写得漂亮，谁就是大思想家。
20世纪的精神信念中有四种典型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其中三种（索尼娅、梅思金、阿辽沙一类，“地下室人”、伊鲍里特、伊凡一类和“群魔”一族），还有一种人他没有认真理睬。这种人想要凭据经验理性及其技术手段来承负现世恶，拒斥理性形而上学。在20世纪的思想舞台上，对人的生活信念和情怀发生重大的影响的，主要是前三种典型形象，然而；这三种精神品，质实际上都与经验理性有瓜葛。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尝到以种种理想、正义、幸福为口实的血恨、杀戮、欺骗、奴役和揶揄，不再相信启蒙理性的未来法则，也不相信上帝为此世自我牺牲的意义。感性个体的主体地位极大地提高了，个我唯一无二的自我尽管短暂、残缺、破碎，却是不可置换的。即便“他对神的轻蔑、他对死亡的仇恨、他对生命的激情，使他受到了这种无法描述的酷刑：用尽全部心力而一无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