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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荒诞哲学的所有形式中，如果没有上帝，人该怎么办，始终是推论的起点，现代虚无主义者经常挂在嘴上。“如果……”看似假设语态，实际上是肯定语态，其意味是，肯定没有上帝的存在。倘若这“如果”真是“假如”，以后的推导都没有分量。所以，尼采取消了这“如果……”。
①柳鸣九、罗新璋编：《马尔罗研究》，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
因此，要把隐藏在“如果没有上帝”这一条件句中的两个问题分开：上帝是否存在是一回事，根本不需要上帝是另一回事。前一章已经分析过，在西方思想的发展中，从圣经中的上帝到最高实体的上帝、宇宙普遍法则的上帝、历史世界的上帝，上帝的真实形象变了质。拒斥虚妄的上帝观念得不出必然没有一个上帝的结论。有虚假的上帝，当然也有真实的上帝，排除虚妄，就会寻到真实。如果虚无主义仅仅拒斥虚假的上帝形象，其根据显然不充分，“如果没有上帝……”的设定难以成立。在“如果没有上帝……”这一规定中，隐藏着另一种拒斥上帝的理由，即人的理智根本无法理解有一个上帝存在这回事。这样一来，问题就不是何为真实的上帝，而是人的理智与上帝不兼容。就虚无主义的最终理由而言，后一个问题才是真的。正因为人的理智不能容忍有一个上帝存在，任何想要区分真假上帝形象的努力才毫无意义。伊凡已经明确声称，只有三度空间的思维头脑无法理解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把这一理由看得太轻，人们随之一同关注没有上帝的后果，忘了询问“如果上帝不存在”的理由。如今，我们必须询问，“如果没有上帝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没有荒诞反而不能生存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上帝死了……”这一前提的前提是什么。我们马上就着手来处理这一问题。
在康德哲学中，人的理性被确立为经验知识的唯一合法权威，逾越了它，经验认识就会步入幻象。一方面，人的理性的僭越运用不合法，另一方面，人类生活世界的一切可能的经验真理又都得自于主体的理性认识；主体的理知虽然有限制，但这恰恰是经验真理可能的条件，是作为有限存在的主体的认识前提。这样，康德就赋予了有限的人的主体心智一种近似造物主的能力，经验理性成了个体自主性的开始、依赖性的结束，个体存在弃绝上帝的开始，与超自然的关联的结束。人的生存一旦进入理性主体的位置一切都依赖于他的理性自决，原初的、无论希腊人还是犹太人的精神根基便丧失了，一切都聚集在主体性这个中心点：认知的主体、实践的主体、历史的主体。
康德并不是确立理性主体性的优先地位的第一人，只需提到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就够了。但当我们考虑到，现代虚无主义拒斥上帝，乃是由这主体的理知造成的，就应该认识到，康德在理性主体的上升中的决定性作用。加缪明确表示，荒诞信念的根据，首先在于人的理性与荒诞的存在事实的冲突，同时，理性又不相信理性之外还有别的。用理性之外的精神力量来超越荒诞的事实，不过是逃避荒诞的跳跃：“对一种荒诞的精神来说，理性是徒劳的，而在理性之外则一无所有”（《西西弗斯神话》。页337）。理性无法理解存在事实的非理性（荒诞），而人唯一所有的，又只有理性，于是，理性告诫人们必须承认、并接受存在事实的荒诞。在这里，对理性的颂扬显然与康德乃至之前的唯理主义者的口气不同，在荒诞人的悲观理性中有明显的乐观情绪，在唯理主义者的乐观理性中，却有深隐的悲观。这种倩绪的转换，隐藏在康德充满矛盾的哲学之中。
由于经验理性的确立，人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主体性的建立），以至于要僭取上帝的地位。荒诞人的信念看起来悲观之极，其实充满了一种人性自豪感，这种感觉与经验理性的优先地位的确立似乎有一种逻辑的内在联系。康德之前的唯理思想家在推进经验理性时，有一种惶惶忧心，最终都要给上帝安排一个毫无疑问的位置（笛卡尔的终极实体、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康德之后，现代虚无主义用经验理性取消上帝时，在废墟之中有一种毅然的决心，果敢承担康德从经验理性的优先地位引导出来的后果。当康德把上帝的存在推拒到经验理性之外的世界，阻断了唯理思想家设定的人的理智与上帝的智慧的关联，荒诞就成了人之为人的首要条件。因此，特别从康德以来，理性的人愈来愈感到需要为自己的欠缺辩护。
在笛卡尔看来，人的理性作为被造的理智有其局限性，但这种局限反而是人的一种优越，通过这被造的理性，天赋观念给予有限的个体以绝对力量，即便我怀疑，也恰恰证明了被造的理智的确实性。理智的本性实际上被看作是没有限制的，它表象着上帝的观念，有限制的只是那种对于一个天使或一个人的灵魂的观念。这样，笛卡尔借助天赋观念及其理性的作用，就让人在上帝的智慧中忘记了人的理性的局限性真正是一种局限。人的理智当然不能与上帝的智慧相比，但这不可比拟性，正好可以用来勾销人的局限性；然而，人的理智的局限性是在上帝的智慧中消失的。倘若有一天，人的理智不要上帝，这被勾销了局限性的人的理智便成了一个确实可靠的立脚点。因此，站在笛卡尔的这一立脚点上，人虽然现在还不能拒斥上帝，总有一天可以拒斥上帝；在理智面前，上帝与人近于平等。借助上帝赐于的理智，人可以造上帝的理智的反。
人现在已不再被规定为ens creatum（被创造物）或上帝之子，而是被规定为主体。笛卡尔的有限性没有就无限实体的观点而言的本体论意义，这恰恰使他能采取一种就人和就这种主要的“反叛”观点而言的意义。从笛卡尔到尼采以及在上帝之死中，这种“反叛”构成了“存在”的新面貌，这就是“主体性”的面貌。①
①皮罗：《海德格尔和关于有限性的思想》，见《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1962年第2－3期，第30页。
在斯宾诺莎那里，作为理智的实体以重新聚合为上帝的实体为前提，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这种主体性。主体性的精神实体在成为上帝存在的样态时，已经取得了与上帝相同的位置。主体性的理智与上帝的理智的内在关联使人在自身之内与上帝、“产生自然的自然”同格，有形的实体（有限存在）就是无限的实体，主观性的理智无需求助于自身之外的东西便禀有一种内在的自由。随之，莱布尼茨为了满足最终不可分的点的要求，让实体分裂为无限的个别单子。这形而上学的点依据其主观的理智而拥有了绝对的自在性，它没有窗户，拒斥任何不是出于理智的内在原则的东西。这样，有限的个体性作为单子便成为不可取消、不可置换的存在，在其内部，潜伏着自身运功的根源——力的动力学趋向，这趋向的目的乃是通过自身的力量，使从知觉发展而来的理智与上帝的最高理智相同。在笛卡尔那里出现的比理智更大、更像上帝的意志，现在反过来为理智更像上帝效劳。理智才是人最高贵的东西，即便它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上帝即是最高的理智。这不是在说，人的有限局限的理性冲动就是要成为上帝的理智，又是什么呢？人同然除了上帝之外，谁也不依赖，但上帝也要遵从逻辑定律，上帝的创造也不能随心所欲，照样不能违反逻辑必然性，上帝不受逻辑强制只是说他能做从逻辑上讲可能的任何事情。人天生具有理智的力量，也就可能与上帝等同了，上帝与人都服从一个永恒的必然真理——理性的确实性。
个体主体性成为不可置换、不可勾销的自为存在，就是靠这理性的确实性，它可以据此宣称不要上帝，因为上帝也不过是一个理智的全能存在。人在理性之外一无所有，就可以被说成人的理性无所不能。当康德把上帝推拒到实践的领域，复又使之依赖于实践理性的公设，主体性的理智就有机会开始指控上帝。康德不就根据纯粹理性的权能摧毁了种种传统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么？既然在实践领域里价值行为也得依赖理性公设，上帝的设定又有什么必要？一方面认定在理智之外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又迫于康德的批判承认理性的限制，人就得准备背负理性的欠缺。一旦把理性的欠缺担起来，欠缺就成为自足。当人从实践理性的公设出发，依然找不到上帝，当人发现，人的价值行为依然得凭据理性的普遍法则，上帝的存在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应该被判为虚妄。
主观性的理科作为形而上学的点，成了真实的终极实体，人要超逾它是不可能的。现代虚无主义并不打算推翻这一形而上学的点。而是要借助这个终极实体来找到另外的东西，这另外的东西据说被唯理思想家隐藏在主观性的理智下面：
萨特力图借助现象学方法来找到这主观性的理智下面的东西；如果理智的发展是由一种欲望或感知的力推动知觉成为理智的，那么，欲望或感知的力，是不是潜隐在主观性的理智下面的东西呢？
据萨特说，要逾越人的主观性理智不可能，笛卡尔的Cogito（我思）依然是一切真理的出发点、唯一绝对真实的自我意识，离开这个绝对不可再分解的终极实存，人不可能达到真理。只是，“我思”还不那么明晰，还有另外的东西附着在它下面，这就是作为非实体的无化意识或者说前反省的意识。无化的意识先于思的自我，意识不过是意识到思的自我；必须先有意识，才会有意识的形式化自我，因而，我思不过是我的意识的实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