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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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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心,后来有一位女教师出了主意,叫她扎上这方红头巾。女教师说:“只要你翻过山顶,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找到你,盯着你看,你摔跤了我就上来帮你。”河英的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 
于是,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头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早,她就化作雪岭上的一个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像朝圣一样,透透迤迤走向学校,走向书本。 
这件事,远近几个山村都知道,因此每天注视这个红点的人,远不止两位女性。我母亲就每天期待着这个红点,作为催我起床的理由。这红点,已成了我们学校上课的预备铃声。只要河英一爬上山顶,山这边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开了。 
女孩到十五六岁,在当时的山乡已是应该结婚的年龄。早在一年前,家里已为河英准备了婚礼。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新娘子找不到了,两天后,在我们教室的窗口,躲躲闪闪地伸出了一个漂亮姑娘蓬头散发的脸。她怎么也不肯离开,要女教师收下她干杂活。女教师走过来,一手抚着她的肩头,一手轻轻地捋起她的头发……刹时,两双同样明净的眼睛静静相对。女教师眼波一闪,说声“跟我走”,拉起她的手走向办公室。 
我在《牌坊》一文中已有记述,我们的小学设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几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美貌女教师,都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有逃婚的嫌疑。她们都不姓余,但点名的时候,她们一般都只叫我们的名字,把姓省略了,因为全班学生绝大多数都一个姓。只有坐在我旁边的米根是例外,姓陈,他家是从外地迁来的。 
那天河英从办公室出来,她和几个女教师的眼圈都是红红的。当天傍晚放学后,女教师们锁了校门,一个不剩地领着河英翻过山去,去与她的父母亲商量。第二天,河英就坐进了我们教室,成了班级里第二个不姓余的学生。 
这件事何以办得这样爽利,直到我长大后还在经常疑惑。新娘子逃婚在山村可是一件大事,如果已成事实,家长势必还要承担“赖婚”的责任。哪部小说、戏曲一写到这样的事不是渲染得天翻地覆、险象环生?河英的父母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如此干脆地斩断前姻来上学呢?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几位女教师的奇异出现。 
山村的农民一辈子也难得见到一个读书人,更无法想象一个能识文断字的女人。我母亲因抗日战争从上海逃难到乡下,被乡人发现竟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线装书和洋装书,还能帮他们代写书信、查核契约,视为奇事。好多年了,母亲出门还会有很多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吓得母亲只好成天躲在“城堡”里。这天晚上,这么多女教师一起来到山那边的河英家,一定把她父母震慑了。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世界的雅洁女子,柔声细气地说着他们根本反驳不了的陌生言词。她们居然说,把河英交给她们,过不了几年也能变得像她们这样!父母亲只知抹凳煮茶,频频点头,完全乱了方寸,最后,燃起火把,把女教师们送过了山岭。 
据说,那天夜里,与河英父母一起送女教师过山的乡亲很多,连原本该是河英的“婆家”也在,长长的火把阵接成了一条火龙。 
只有举杆盛大的庙会,才会出现这种景象。 
河英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女生。她进校之后,陆续又有一些女孩子进来,教室里满满的,很像一个班级了。 
女教师常常到县城去,观摩正规小学的教学,顺便向县里申请一点经费。她们每次回来,总要在学校里搞点新花样,后来,竟然开起了学生运动会。 
当然没有运动衣,教师要求学生都穿短裤和汗衫来参加。那几天,家家孩子都在缠逼自己的母亲缝制土布短裤衫。这也变成了一种事先舆论,等到开运动会的那一天,小操场的短围墙外面早已挤满了观看的乡亲。 
学生们排队出来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英。她已是一个大姑娘,运动衫裤是她自己照着画报上女运动员的照片缝制的,深蓝色的土布衣衫裁得很窄,绷得很紧,身材一下子显得更加颀长,线条流畅而柔韧。我记得她走出操场前几次在女教师跟前忸怩退缩,不断神拉着自己的短裤,像要把它拉长。最后,几个女教师一把将她推出了门外。门外,立即卷起乡亲们的一片怪叫,怪叫过后一片嘁嚓,嘁嚓过后一片寂静。河英终于把头昂起,开始跨栏、滚翻、投篮。这一天,整个运动会的中心是她,其他稚气未脱的孩子的跳跳蹦蹦,都引不起太多的注意。河英背后,站着一排女教师,她们都穿着县城买来的长袖运动衣,脖子上挂着哨子,满脸鼓励,满脸笑容;再背后,是尼姑庵斑驳的门庭。这里,重叠着三度景深。 
这次运动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此,经常可以听到妇女这样骂女儿:“你去浪吧,与河英一样!”好几个女孩子退学了,男孩子也经不起家长的再三叮嘱,不再与河英一起玩,一起走路。村里一位近似于族长的老人还找到了女教师,希望将河英退学,说余氏家族很难看得惯这样的学生。我母亲听说这事后,怔怔地出了半天神,最后要我去邀请河英来家里玩。那次河英来玩了之后,母亲特意牵着我的手,笑吟吟地把她送到村口。村民们都惊讶极了,因为母亲平日送客,历来只送到大门。 
这以后,河英对我像亲弟弟一样。我本来就与我的邻座陈米根要好,于是三个人老在一起玩,放学后一起到我家做作业,坐在玻璃窗前,由我母亲辅导。母亲笑着对我说:“你们娃余的可不能这么霸道,这儿四个人就四个姓!” 
今天,我躺在被窝里,透过玻璃窗死死盯着远处的雪岭,总想在那里找到什么。好久好久,什么也没有,没有红点,也没有褐点和灰点。 
起床后,我与母亲谈起河英,母亲也还记得她,说:“可以找米根打听一下,听说他开了一爿小店。” 
陈米根这位几十年前的好朋友本来就是我要拜访的,那天上午,我踏雪找到了他的小店,就在小学隔壁。两人第一眼就互相认出来了,他极其热情,寒暄过一阵后,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两块芝麻饼塞在我手里,又沏出一杯茶来放在柜台上。店堂里没有椅子,我们就站着说话。他突然笑得有点奇怪,凑上嘴来说:“还是告诉你了吧,最后也瞒不住,这次买你家房子的正是我的儿子。我不出面,是怕伯母在价格上为难。说来见笑,我那时到你家温习功课,就看中了你家的房子。伯母也真是,几十年前就安上了玻璃窗!据说装了四次?” 
这个话题谈下去对我实在有点艰难,我只好客气地打断他,打听河英的下落。他说:“亏得你还记得她。山里女人,就那个样子了,成天干粗活,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结婚后与儿媳妇们合不来,分开过。成了老太婆了,我前年进山看到她,连我的名字也忘了。” 
就这样,三言两语,就把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都交割清了。 
离开小店,才走几步就看到了我们的校门。放寒假了,校园里阒寂无人,我独个儿绕围墙走了一圈便匆匆离开。回家告诉母亲,我明天就想回去了。母亲忧伤地说:“你这一回去,再也不会来了。没房了,从此余家这一脉的后代真要浪迹天涯了。”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躺在被窝里凝视着雪岭。那个消失的红点,突然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抽象,却又那么震撼人心。难道,这红点竟是倏忽而逝的哈雷彗星? 
迷迷糊糊地,心中浮现出一位早就浪迹天涯的余姓诗人写哈雷彗星的几句诗。 
 
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 
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 


废墟
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 
废墟吞没了我的企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殒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夜临了,什么没有见过的明月苦笑一下,躲进云层,投给废墟一片阴影。 
但是,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他走进一个著名的废墟,才一抬头,已是满目眼泪。这眼泪的成分非常复杂。是憎恨,是失落,又不完全是。废墟表现出固执,活像一个残疾了的悲剧英雄。废墟昭示着沧桑,让人偷窥到民族步履的蹒跚。废墟是垂死老人发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动容。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拨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 
人们说,黄叶的意义在于哺育春天。我说,黄叶本身也是美。 
两位朋友在我面前争论。一位说,他最喜欢在疏星残月的夜间,在废墟间独行,或吟诗,或高唱,直到东方泛白;另一位说,有了对晨曦的期待,这种夜游便失之于矫揉。他的习惯,是趁着残月的微光,找一条小路悄然走回。 
我呢,我比他们年长,已没有如许豪情和精力。我只怕,人们把所有的废墟都统统刷新、修缮和重建。 
不能设想,古罗马的角斗场需要重建,庞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的吴哥窟需要重建,玛雅文化遗址需要重建。 
这就像不能设想,远年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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