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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船高，使工人并未成为阿根廷恶性通胀的主要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靠固定工资吃饭的人员，比如公务员、学者，或者靠养老金和存款利息吃饭的退休人员。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通胀的主要受益者是债务累累的负债者，他们的负债随着通货膨胀一笔勾销。阿根廷政府本身就是这类受益者中的一员。
但并不是所有阿根廷债务都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撇清。到1983年，阿根廷的外债（以美元标价）已累计达到了46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年产量总值的40％。而无论阿根廷的货币价值有何变化，以美元标价的债务都维持不变。事实上，这个数字还在随着穷途末路的阿根廷政府的借款而增长。截至1989年，外债额度已经累计超过了650亿美元。而在下个10年里，很有可能涨到1 550亿美元。阿根廷国内的债权人已经因通货膨胀损失惨重，但只有拖欠债务才能让国家摆脱外债的负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阿根廷在这条路上已经来来回回走了若干次了。正因如此，1890年，巴林兄弟曾因为在阿根廷证券业投资濒临破产（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给排水公司债券的不成功发行）。当时恰恰是巴林的老对手罗斯柴尔德劝说英国政府出资100万英镑挽救它，原因是巴林兄弟的破产会给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带来灾难。随后这100万英镑增值至1 700万英镑。同样是掌管银行业委员会的罗斯柴尔德让固执的阿根廷政府实行了改革。此后的贷款是附有条件的，即必须遵循货币改革政策，让比索按照独立、固定的汇率制度与黄金挂钩。然而一个世纪之后，罗斯柴尔德更关心的并不是阿根廷的债务，而是它的葡萄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得不插手（至少缓和）阿根廷的债务拖欠问题，采取的手段依旧是通过汇率政策，而这次选择了美元。
1991年，阿根廷财政部部长多明戈·卡瓦诺颁布了新的可兑换比索，这已经是阿根廷一个世纪以来的第六套货币了。但这种方式仍以失败告终。事实上，1996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最终降为零，3年后的1999年，通胀率甚至变成了负值。但是国内的失业率停留在15％的水平上持续不降，收入的不平衡也略强于尼日利亚。此外，货币的限制并没有与财政的限制联系起来，阿根廷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了国际债券市场而没有去稳定收支平衡，造成了政府公债从1994年底占国内生产总值35％上升至2001年底的64％。简而言之，卡瓦诺尽管稳住了货币的价值，打击了通货膨胀，却没能控制住潜在的社会和制度的驱动因素。这些驱动因素过去曾一度引发了多次货币危机，这为阿根廷的债务拖欠以及发行另一种形式的货币提供了平台。在2001年1月和5月两次救济援助后（分别为150亿美元和8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向阿根廷第三次伸出援手。在2001的年末，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了12％。阿根廷政府宣布延期偿还其所有的外债，其中包括共计810亿美元的债券这也是其历史上最高额的债务拖欠。
阿根廷的实例向我们展示，债券市场并没有最初建立时那样强的影响力。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和英国债券市场平均295的基点利差远远无法弥补投资者如巴林兄弟在阿根廷投资所冒的风险。同样，在1998年到2000年期间，阿根廷和美国债券平均基点利差为664点，也无法平衡拖欠债务所冒的风险。当拖欠的债务公之于众，利差升至5 500点；到2002年3月，已经超过了7 000点。而在长期痛苦的交涉之后（共涉及152笔债务，6种货币形式，8个管辖范围），近50万债权人中的大多数同意接受新的债券，约合为1美元的35％—这是债券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阿根廷的债务拖欠使（经济增长从此显露头角，而债券基点利差则降至300~500之间）。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思考，为什么主权国家债务人会去实现自己对境外投资者的承诺？
债券牛市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20世纪20年代，正如我们所见的，凯恩斯曾预言“年金收入者的安乐死”，预测到通货膨胀将会把持有政府债券的投资人的所有金融资产吞没。然而，在我们当下的时代，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看到了债券投资人复兴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之后，在过去的30年中的我们已看到一个又一个国家把通胀率降到了个位数（即使在阿根廷，尽管门多萨省和圣路易斯省非正式的通胀率数值在20％以上，但官方统计的通胀率在10％以下）。随着通胀率的下降，债券市场重新复兴，进而形成了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债券牛市之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阿根廷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政府债务拖欠事件—更不用提1998年的俄罗斯—但债务危机在新兴债券市场中呈现稳步下降趋势，并于2007年初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新低，这一切都预示着投资人对未来经济不可动摇的信心。这充分证明了债券市场已死的谣传实属夸大其词。
通胀率的下降，部分原因是我们所购买的商品（从衣服到计算机）由于技术创新和生产转移到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亚洲经济体，大多数价格已非常便宜。通胀率下降的另一原因则是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政策转变。这场转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时货币主义者倡导提升短期利率，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都采取了加息行动。而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更多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增强和目标明确，这种转变进一步加深。同样重要的是，正如阿根廷所暴露出的问题，一些结构性的通胀驱动要素变弱，工会影响力已经减小，亏损的国有企业已被私有化。但也许最重要的在于，债券市场的投资回报得到了更多社会公众的认可。在发达国家，不断攀升的财富掌握在私人养老基金和其他储蓄机构等组织手中，预计它们拥有较高比例的政府债券和其他固定收益证券。2007年一份有关11个主要经济体的养老基金的调查结果显示，国债在大众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在1/4以上，尽管低于过去几十年的水平，但仍是一个较高的比例。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退休人数日益增多，靠养老基金收入生活的人群比例会不断上升。
这把我们带回到了意大利—债券市场诞生的地方。1965年，也就是大通胀爆发的前夕，意大利65岁或以上的老人只有10％；而到今天，这一比例翻了一番，大约是20％。到2050年，联合国预计这一比例将在1/3左右。在这样一个“银发”社会中，人们对固定收益证券有强大的、不断增长的需求，需要低通货膨胀率以确保支付利息，保持其购买力。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丧失劳动能力，经常性公共部门赤字能确保债券市场从不会发生没有新的债券可买的情况。意大利把国家的货币主权拱手让给了欧洲中央银行的事实，意味着意大利那些政治家们将再也不会有印钞票或平息恶性通货膨胀的机会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债券市场将会按照詹姆斯·卡维尔所描述的方式去统治世界。事实上，他所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的债券市场职能已被克林顿总统的继任者乔治·布什淡化。2000年9月7日，也就是布什当总统选前的数月，纽约时代广场的国债钟被关闭。当天它显示的是：“我们国家的债务： 5 676 989 904 887美元；您的家庭分摊到：73 733美元。”在预算盈余的3年后，当时的两位总统候选人都谈到清偿国家债务是可行之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说：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已草拟出一份计划，他说到2012年将消除债务。德州州长高级经济顾问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就清偿国家债务的原则达成一致，但并未给出具体日期。
总统候选人布什的失信也许是个暗示。自从布什入主白宫以来，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入不敷出，联邦政府的债务已从5万亿美元猛增至超过9万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到2017年财政赤字将超过12万亿美元。不用考虑对这种肆意挥霍进行惩罚，债券市场对此会有客观的回应。从2000年12月至2003年6月，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从5。24％下降到3。33％，在本书撰写之时还保持在4％以上。
不过，孤立地研究债券市场不可能搞清楚艾伦·格林斯潘所指的“谜团”—这是格林斯潘把对短期利率上扬相对应的低水平债券收益率的说法。因此，现在我们可以从政府债券市场转向新兴的、在许多方面更具活力的投资方式：公司股份市场。通俗地讲，就是股票市场。
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股份公司。股票和股份公司的诞生，让货币进化到虚拟资产的时代。股票，成为人们实现财富梦想的现实阶梯。不幸的是，只有少数人能够爬到顶端。
因为贪婪，人类无休止地追求财富，进而推动市场泡沫的产生。密西西比公司泡沫、南海泡沫、大萧条、次贷危机……泡沫的产生与破裂，也呈现出周期性，但人类似乎只记得繁荣时的盛况，却记不住贪婪设下的陷阱。
资产泡沫膨胀与破灭的过程，也是谎言与骗局诞生和败露的过程。庞氏骗局、安然事件……纵观金融历史，诈骗行为层出不穷，而这些行为，在牛市时更容易发生，因为投资者为泡沫所迷醉。
由于货币发行失控，市场中的流动性越来越多，泡沫化现象的频率越来越密集。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避免投机行为，成为资本市场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监管者而言，怎样避免泡沫膨胀与是否刺破泡沫，则是利益平衡的选择。货币危机的历史也提供给我们另一个启示，这就是，泡沫的破裂与危机的爆发往往起源于一个突发事件。但突发事件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必然的结果。会计制度、监管准则、货币政策、政治事件等多重因素制约着资本市场的运行。传统的金融生态是否需要打破？金融道德如何回归？怎样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