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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促进法》共七章五十八条。在框架结构的安排方面，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规定基本管理制度，第三章规定减量化，第四章规定再利用和资源化，第五章规定激励措施，第六章规定法律责任，第七章是附则。
在内容上，《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若干重要的法律制度，包括：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制度，总量调控制度，以生产者为主的责任延伸制度，对高耗能，高耗水企业的重点管理制度，循环经济评价和考核制度，循环经济标准标志标识制度，收费和押金制度，政府采购制度，表彰奖励制度，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等。
《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出台，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在产生并且还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该法通过促进产业、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衔接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合作，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通过废物的循环利用，把已经产生的废物通过各种技术措施，进行再利用和资源化，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量。
二是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环境。通过实施该法中循环经济的“减量化”规定，废物和污染将会尽可能地减少，这样从源头削减污染，既节约资源，又保护环境。同时通过实施清洁生产措施，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在末端，该法的实施，将促进通过污染治理和废物的循环利用，回收可循环利用的废弃物，减少环境中已有废弃物的数量，降低污染程度，从而缓解现实的环境压力。（60）
三是有利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循环经济立法的根本目的，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将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氛围，逐渐让政府、企业、公民和其他组织等社会各方面主体形成一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行为方式，从而促进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随着《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出台，以该法为主干，以现有的污染防治、资源开发保护、能源节约利用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立法为配合，以法律、法规、规章等为表现形式，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以上三个阶段分别以《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标志性立法，对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历史进程作了阶段界分和基本考察。前面两个阶段已经过去，第三个阶段正处于“现在进行时”，并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处于持续发展状态。
从立法形式上讲，循环经济法可以分为形式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法和实质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法。形式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法即《循环经济促进法》这一专项法，而实质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法是指所有与循环经济活动相关的法律。截止目前为止，这些法律包括如下组成部分：
（1）在立法条款中明确提出“循环经济”内容的国家立法。这部分法律至少包括：《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年6月29日颁布）、《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12月29日修订）、《国家发展改革委行业标准制定管理办法》（2005年7月28日颁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2005年12月2日颁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年2月25日颁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2009年8月27日颁布）等。
（2）与资源开发利用、能源节约、废物回收利用等具体领域相关的立法。如《水法》（2002年8月29日颁布）、《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修订）、《节约能源法》（2007年10月28日修订）、《可再生能源法》（2009年12月26日修订）等，也属于循环经济立法的重要内容。
（3）国家发布的与循环经济发展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7月2日发布）、《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2006年10月17日发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2005年7月20日）、《煤炭产业政策》（2007年11月23日发布）等。
（4）地方制定的循环经济专项立法或者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其他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如：《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2004年9月29日颁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定》（2005年4月22日发布）、《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2006年3月22日颁布）等。这些规定构成了我国循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四个组成部分，与《循环经济促进法》一起，构成了我国实质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法的全部内容。这也是本文关于“循环经济法（律）”在外延上的理解和定位。
以《循环经济促进法》为首的循环经济法律实施以来，在实践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生态文明建设继续深入，社会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对循环经济立法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此，我们需要在肯定《循环经济促进法》及其他相关立法重要意义的同时，通过积极借鉴国外有关循环经济立法的有益经验，及时总结我国循环经济立法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进而不断完善循环经济法的体系结构、具体制度和法律责任等规定，以更好地保障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页。
（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3）茅院生：《设立中公司本体论》，西南政法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法理学方面关于“法的本体”论述的代表性教材可参见张文显：《法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如有学者认为，“制度本体论研究就是要回答‘制度是什么’和‘制度怎么样’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在形而上的纯粹抽象层面研究制度的起源，揭示其本质，辨析其定义，解析其结构、特性和功能，考察其运行、发展和变化。”（杨伟敏：《制度本体论》，中共中共党校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页）。茅院生在其博士论文（“设立中公司本体论”，西南政法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中也指出：“本文使用‘本体’这一术语，即设立中公司本体论是以设立中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地位、特征和组织构造，并探讨其性质归属。”
（5）＇法＇昂利·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二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70页。
（6）王曦：《国际环境法资料选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页。
（7）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和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8）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58页。
（9）＇德＇汉斯·萨克赛：《生态哲学》，文韬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10）赵成：《生态文明的兴起及其对生态环境观的变革》，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页。
（11）＇美＇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美＇雷彻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
（14）曹明德：《生态法新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15）赵成：《生态文明的兴起及其对生态环境观的变革》，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页。
（16）李红卫：《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6期，第114－116页。
（17）邱耕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第3期，第24－26页。
（18）高中华：《环境问题抉择论——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性思考》，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19）＇美＇丹尼尔·A。科尔曼著：《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20）张敏：《论生态文明及其当代价值》，中共中央党校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7页。
（21）＇美＇丹尼尔·A。科尔曼著：《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22）廖才茂：《生态文明的内涵与理论依据》，《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第74－78页。
（23）曹明德：《生态法新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24）在国际上，曾经先后出现了这样几种不同的发展观：经济增长论、增长极限论、综合发展观、循环经济发展观、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具体可参见：“发展观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国际上的几种发展观”，《求是》2004年第5期，第31－32页。
（25）＇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6）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于1980年3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第一次使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27）赵成：《生态文明的兴起及其对生态环境观的变革》，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