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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几个月之内就能转亏为盈，这其中一定有猫腻，一定有某种程度的操纵。这就是我想研究他的原因。
正式的研究是从今年4月开始的。在我的指导之下，几个学生可以说是不眠不休，每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耗时3个月，才把这个报告做出来。
研究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所收集的资料都是公开披露的资料，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在里面。要用他自己披露的数据来证明其中存在的矛盾，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记者：此前，你研究的重心都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方面，人们称你为“郎监管”。现在有人把你叫做“国有资产守护人”，为什么你的研究突然转到了国有资产保护上面来？
郎咸平：不是我刻意转的。我做这些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是在研究中我突然发现，问题不是那么单纯。在收购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也大量流失。这是无意中发现的。
我本来是想通过研究来证明，被收购公司突然扭亏为盈是一种数字操纵的假象。后来，我们证明了顾雏军是通过费用的调整来实现扭亏为盈的。做到这一步，我们就不禁想：为什么顾雏军能够事先调高被收购公司的费用水平呢？随后才发现，原来调整费用的时候，顾雏军已经是上市公司董事长了。这让我们很好奇，再次的调查发现，在格林柯尔所有的上市公司收购中，顾雏军事先都已经是被收购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了。费用的调整是在顾雏军担任董事长的任内完成的。
调查到这，我们又想：是谁让顾雏军当上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呢？被收购的这些企业都属于国有企业，而且都存在大股东欠钱不还的问题。根据披露的资料，顾雏军通过各种方法让大股东不用还钱了，那么是不是有“投桃报李”的嫌疑呢？
这中间损失的就是上市公司和股民的钱。
通过同意原大股东以商誉抵偿债务等方法，上市公司就被用很低的价格收购过来了。而且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公司法没有规定不可以这样做。这一切操纵都是合法的操纵，合法的自我定价。这种事情真是太可怕了。
“国有资产合法流失”
记者：你能爬ㄒ幌抡庵址⑸谥と谐∩系墓凶什魇У奶卣髀皓t
郎咸平：这些事件都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收购者和褚时健不一样，他们都会寻找最好的法律顾问，保证所有的操作都是符合中国法律的；第二，收购者会采用各种方法，来保证收购的价格是由自己来制定的。
记者：你如何看待这种类型的国有资产流失？
郎咸平：这种现象要比通常的上市公司圈股民的钱要复杂得多。它还涉及到民营企业和国企老总用国有银行和股民的钱去圈国有资产的问题。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股民，而且是国家。
这类问题在我以前对亚洲其他各国的研究中都没有发现。在以往的研究中，圈股民钱的情况很多，但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多的国有资产，所以不存在圈国有资产的问题。这种情况很类似俄罗斯。
记者：你在研究中发现，国有资产是“合法”流失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
郎咸平：之所以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就在于我们国家的法律缺位。我们国家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只要是法律条文上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但我们的公司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欧洲和美国抄来的，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在那些国家，可没有什么职工持股会，也没有什么国资局和国有股不流通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的公司法无法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制约。使得收购者有机可乘，以合法掩护非法。
这些年，国内引入了美国的MBO管理层融资收购概念。MBO是什么？就是收购公司在外的股权。MBO的前提是股份有一个市场价格在，因此管理层可以以一个溢价来收购公司。但我们国内的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国内大多MBO的运作模式是：向国有银行借钱，收购国家股，收购的价格是由管理层自己制定的，收购完成之后管理层就变成企业的主人了。全世界就只有中国还存在这样荒谬的事情。
这些行为本来需要给予严厉打击，然而按照现行的法律，这些行为却都是合法的。
“政府干预要退出国有企业”
记者：海尔难道不应该进行MBO吗？对于发生在证券市场上的国资流失问题，你认为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郎咸平：海尔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就不应该进行所谓的MBO。我认为现在国有资产流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时刻。应该出台一个法令，所有国有资产的移转应该全部停止。不仅如此，还应该确立一个原则，所有国有企业的老总都没有资格拿企业的股权，只能获得期权。讲得更直接一点，国有企业的老总就是职业经理人，就像是家里的保姆，应该承担信托责任。做不好就下台，做得好是应该的。
记者：这种思路似乎与“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观念格格不入？
郎咸平：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竞争过于剧烈，而不是竞争不够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加强监管，减少竞争，多做产业整合。但是整合不能由民营企业家来做。要停止国有资产的移转。国有企业的老总也要确立职业经理人的观念。
那种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就能搞活企业的观念是错误的，很多提倡这一观念的学者都没经过研究，而是拍脑袋得出的结论。很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以后，企业就变成老总私人的了，这是对全国老百姓的不公平，是很可怕的剥削。
国有股在全世界都有的，连瑞士都有，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呢？因此国有股并没有错，但是要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的老总都要定位为打工仔。做得好就拿高薪，做不好就应该走人。此前，国内更多地讨论国企老总的收入太低了，但却很少有人讨论一下这些企业老总对国家的责任。这其实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兼顾。我们国家并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我们只是存在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缺位。
现在的迫切问题也不是国有企业要退出市场竞争，而是政府的干预要退出国有企业。不是应该把国有企业连根拔起，而是应该把国有企业背后指指点点的人连根拔起。股权是属于国家的，但是经营者也必须获得经营者的主动权，按照市场规律把企业经营好。
我的这些观点都是以我对各国国有企业的研究为基础提出的。我有资格讲这些话。
资本市场正在改变中国
中国经济的大趋势正在成为资本市场不断扩张、投资环境得以重塑的关键推动力量。自成立以来的10年间，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日趋扩大，成为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资本市场，将世界上其它所有的新兴市场都抛在了后面。大规模民营化、养老金改革、金融业重组以及全国范围内科技产业的兴起都将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预测，2010年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将达到2万亿美元左右，占GDP的65％。
资本市场是中国众多产业进行结构性重组的催化剂，从而有助于中国企业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中央计划体制下，资本回报率却始终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如今，中国领导层认识到，完善的资本市场对增强投资效率、提高生产率及维持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
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股权文化正在中国逐渐兴起。中国的投资者人数正在不断增加，2000年末约为6000万，这将成为中国当前经济革命的强大推动力量。股票、债券和住宅正在使中国转变为一个财产所有者之国。
试管婴儿正在成长为一名巨人
中国国内证券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5900亿美元，在亚太地区排行第二，仅次于日本。它不仅超过了中国香港特区，而且将世界上其它新兴市场远远甩在了后面。在其短短的10年历史中，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迅猛，大大超过了亚洲、拉美以及东欧的其它新兴市场。
在许多不确定状态中，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此举曾遭到了一些保守派的非难，他们认为建立股票市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信念的背叛。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对这个大胆的设想表示了支持。务实的改革派占了上风。自此之后，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学，试图弄明白这个资本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制度——证券市场的奥秘。
在10年内，中国上市公司的数目已达1100多家，但大多是在A股上市。A股市场的日均交易量为35亿美元，是香港的2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B股市场。作为此前专门为外国投资者设立的证券市场，B股市场与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强的A股市场相比无疑是相形见绌的。长期以来，B股市场的交易价格相对于同类的A股有明显的折价。2001年2月，中国政府向国内的零售投资者开放了B股市场。
债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0年中也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到2000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已经在亚洲名列前茅，市值达2200亿美元。但是，这些债券大多是政府债券，企业债券所占比重很小。中国企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其规模高达GDP的120％。
2000年，中国的A股和B股市场比世界上主要的股市表现都好，分别增长了50％和95％。进入2001年，它们的表现依然很出色。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着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证券市场巨大的供求缺口、上市公司有限的自由流通比率（平均为30％），以及其它一些特殊的因素。
除了在中国国内刚刚起步的证券市场上市以外，中国政府还鼓励内地企业到海外的资本市场——主要是香港证券市场——融资。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第一支在香港证券市场挂牌交易的H股首次露面。其它内地企业也纷纷通过股份制改造，在香港注册并上市，成为所谓的“红筹股”。但是，这些很早上市的红筹股和H股企业要么规模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