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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只是减少了内战的可能性，为实现国内和平铺平了道路，但国内和平并没有实现。蒋介石一到南京，就避而不见张学良，并拍案大叫：汉卿犯上作乱，我不能放他回去，军事法庭一定要开庭。于是亲自导演了一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丑剧。这种报复行为使原来就存在的南京和西安之间的对立情绪达到了极点，把矛盾推向爆炸的火山口，内战一触即发。中央军积极向陕北推进，西安方面也不会束手就擒，于是加紧调兵遣将，做了战斗的部署。张被扣之后，一切矛盾集中于杨虎城一身，处境极为困难。东北军分为两派，一派主战，一派主和，高级将领主和，中下级军官主战。两派都想杨站在自己一边。1937 年1月下旬的一天，东北军中层干部为主的60 多人，围坐在杨的客厅里，痛哭流涕，要求杨率领他们与南京决一死战，以营救张。那种同仇敌忾的场面，使在座的人无不热泪盈眶。杨也深受感动，真想同蒋一决胜负，但又不能不考虑在民族危亡之际必须团结抗战这个大局，左右危难。这时中共中央也很为难。周恩来说这是有生以来最难作出决定的事。周考虑到虽然从总的形势出发是不应该打的，但从西安具体情况看，如果坚决反对打，就可能失去很多朋友。为了巩固西北这支抗日力量的团结，我们必须采取灵活的态度。暂时保留自己的主张，在张杨两军上下一致主战的情况下，全力支持他们打好这一仗。红军将自己的决定通知杨虎城与东北军将领，叶剑英与两军参谋人员研究了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红军的诚意使杨虎城和两军的朋友们深受感动。1 月31 日，在西安召开了三方最高军事会议。当大家再一次研究具体的行动计划时，经过冷静的分析，大多数人认识到无论是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还是从两军的前途考虑都不宜打，会上作出了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大部分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但东北军的一些少壮派，孙铭九等人认为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将军一心想当官，主和，出卖张。2 月2 日，突然下手，杀害了王以哲将军，又准备追捕何柱国，因杨虎城制止才未得逞，接着几个年轻军官又冲进中共代表团驻地，直奔周恩来办公室。周看到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了这是搞兵谏的。周非常气愤，霍地站起来，把桌子猛地一拍，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认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作蒋介石想做而作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周这番训斥，把他们震住了。周见他们平静下来，就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惭愧，留着眼泪，跪下来向周认错请罪。孙铭九等本来认为杀掉几个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之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救张，结果事与愿违。王以哲是一个在东北军中有影响的将领，他的被害激起广大官兵的愤慨，许多人要杀孙等的头，挖他们的心，给王将军报仇。为了避免扩大事态，周当机立断，把孙等几个为首的肇事者送出西安。同时，在周的支持下，杨虎城用军事力量压迫东北军卫队团撤出西安。这些人一走，就使急于为王报仇的人，失去了对立面，也就及时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不幸的是东北军内部矛盾，最后发展到高级将领枪杀了为国共合作奔走最力的团长高福源（已加入共产党）。王以哲是张离开部队后，能够维护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他的被杀，群龙无首，更加失去了团结的最后希望，严重地削弱和破坏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的力量和地位。南京方面乘机施加压力，迫使张杨同意，把东北军、西北军调出陕西。这样三为一体就瓦解了。
在这个过程中，张曾写信给东北军将领，“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血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张学良将军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值得人民永远怀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主要工作就是尽早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代表多次谈判。国共的实力决定，要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必须作出更大的让步。1937 年2 月10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不仅有国民党内一贯坚持革命立场的宋庆龄、何香凝和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明确主张抗日的冯玉祥，还包括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钧等，反映出这种要求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根绝赤祸案》，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决议。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亲日派的阴谋，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创造了前提，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日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事实上宣告成立。
关于西安事变，国民党方面也认为很重要，几十年来国民党一谈到丢掉大陆的原因，就怪别人，首先就怪张学良。蒋就说：“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
台湾出版的西安事变史料的主编在前言中说：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命运至深且巨，举凡中日战争之提前爆发及中共战时之坐大，乃至大陆10 亿同胞陷于中共暴行之下，推源祸始，实皆肇端于这一不幸事件。
四、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1、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再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等向蒋介石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应该说是作出了更大的让步，明确地承认蒋介石为抗日领袖。这些让步从表面上看是消极的，但是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通过让步换取了国民党对中共合法地位的承认，换取了统一战线的形成。通过这些让步，中共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正如七月十五日宣言讲的那样：“本党这种光明磊落与委曲求全的态度，获得了同胞的赞许。”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7 月17 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蒋介石在演讲中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以后，中共在回答国民党方面不服从调动，擅自跨越战区的指责时，总是以蒋的这句话作为反击。
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把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8 月13 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奋起抗战。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受到致命威胁时，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8 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8 月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 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5 万多人。接着，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万人。红军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推动了全国抗战和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1937年9 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辖23 个县，人口约150 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9 月22 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抗日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热烈欢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
第一，表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破产，说明共产党“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的主张合乎历史的潮流，深得人心。
第二、有利地动员了全国亿万军民投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重大意义。
第三、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