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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商业革命的因素之一。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能够在欧洲自然生长的农作物如烟草，由于大英帝国所划分的劳动国际分工而没有得到种植。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北美殖民并不像其他新大陆的发现，比如我们曾经描述过的热带地区或大洋洲的开发模式那样。北美殖民地以其特有的规制给欧洲殖民者带来了非同寻常的问题。北美殖民地提供的产品不断增多，其影响主要是改变了原有经济部门的发展方向，而不是创造了新的产业。
正如19世纪约翰·西利（JohnSeeley）爵士所总结的，英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进行竞争，控制了北美新大陆，是因为它很少陷入欧洲大陆国家的长期争斗之中，因而没有受到什么牵制。迪斯雷利（Disraeli）强调英国的大发展有着欧洲以外的空间。
商业革命有助于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它使英国更多地走向了海外殖民，扩大了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舞台。虽然北美13个殖民地中，没有几个给英国带回财富，也没有几个还留在英联邦之内，但是商业革命还是让英国变得更加富有，同时也增加了英国经济的重商主义色彩。尽管商业革命仅仅是在地理所及的范围内进行相应的扩张，但是它扩大了市场服务的范围。商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它促成了英国的崛起，使之成为欧洲最有实力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随着市场的发育成长，重塑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
总而言之，随着欧洲人掌握的地理视野的扩大和科学水平的提高，能够为他们带来新疆域的信念取代了旧的天命观。官方往来、商业流通和个人的频繁接触，保证了欧洲人能够开始掌握对地球空间及其资源的安排和配置。欧洲人那种扩张领土乃天意的命定观，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后来他们对南半球的渗透和殖民。
一些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又返回本土永久居住了。最为著名的一次逆向移民潮是在英国内战期间（1649—1660），那些此前被“派往”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山上建立城市的移民，迅速撤回本土，为议会而战，或者为了回到圣洁的共和政体之中。
最后，除了对外贸易和外交事务的影响之外，向北美殖民地的移民被看作是英国自由的源泉。殖民者当中的许多人，在那个时代是一些顽固派和空想家，比如像清教徒、贵格会教徒和骑士，他们在战争中失败后来到了北美；有一些是来自苏格兰—爱尔兰边地的暴力分子；还有一些是英国政府遣送的囚徒和妓女。此外，还有一些并非很穷之人，他们到北美移民是出于对土地的永无止境的渴求。以上各种背景和类型的移民活动，使英国潜在地成为一个较少麻烦和更加宽容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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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特征是来源于欧洲，还是与欧洲并行发展起来的？这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因为北美地区早期的主要社会经济特征都可以在欧洲西北部、大不列颠或者英国找到。甚至轮换上岗进行批量生产的典型“美国式制度”，也曾经在法国政府以前的军火生产中部分地推行过，伍德工场（WoodMills）的泰勒式批量生产车间在英国汉普郡（Hampshire）的伊钦（Itchen）也有过，布鲁内尔（Brunel）发明的机器也曾在朴次茅斯的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修造厂使用过。这些都可以挨个地一一对照加以说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17世纪40年代和独立战争期间，进口替代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奠定了美国经济生活的潜在结构，北美殖民地的发展超出了欧洲宗主国对它的安排，走上与欧洲自身发展更加相似的道路。
殖民地及其早期共和政体与英国的贸易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是大不列颠王国广阔的、遥远的和试验性的附属地，但不是月球上的一个殖民地。它们有着突出的能力，能够超过其宗主国发源地，避免了如19世纪的拉美殖民地那样的第三世界的命运。殖民者把英国和欧洲的生产方式带到了美洲荒野，其联结路径完全有迹可寻。北美发展的潜力，来源于欧洲西北部特别是英国社会中那种不平衡的、分散化和蓬勃旺盛的特性，来源于这个社会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充满活力的移###动。
因此，北美殖民地是从世界上最发达地区的发展最快的经济承继而来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殖民地有其各自的发源地。虽然英国政府对于帝国特有的各种经济活动有着强烈的意愿，尽管它毫不犹豫地把《航海法案》的观点强加于殖民地，但是殖民地所受到的来自英国的束缚，比起其他任何一个宗主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束缚来说都要少。毕竟，英国本土政府自身通过对财产的征收、垄断的授权和强制性的贷款等措施，与专制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以获得自由。
不仅如此，许多到北美的移民集团都是激进的人群，是对社会有各种不满情绪的人。这些人虽然带着所有看得见的工具，以及绝大多数英国人“看不见的行李”移民而来，但是他们无意带来的却被视为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们敢于摒弃古代传统中对于个人的各种束缚。他们所面临的进行保留和扬弃的选择环境，在英国或欧洲的历史传统中很容易受到忽视。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的品味、技术和制度，在放弃了一些传统的束缚后，并在一个资源丰富的环境下，孕育了一个广袤的、更为繁荣的以及与大西洋欧洲更加平起平坐的国家。
美国独立战争、宪法与新国家的形成（1）
卡西·马特森
第1节 美国独立战争
尽管美国的经济只是在独立战争与宪政时期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甚至早在18世纪50年代，许多殖民者就对美国在国际和国内方面的发展表示出很高的期望。他们的这种高期望值大部分源于在殖民地时代末期经济变革的步伐不断加快，以及物质方面显著改进的迹象。虽然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但是独立战争时的这一代人却经历了横跨大西洋的“消费者革命”，这场革命在大英帝国危机之前的影响波及了许多殖民地城市与沿海村庄。纺织品进口商积极的市场扩张行为，把殖民者与英国纺织品、针线杂货、农业工具、玻璃制品、陶器以及其他制成品的来源联系起来了。到18世纪40年代，茶叶、咖啡、柑橘、食糖与糖果、鼻烟以及数量较少的外来食品等，已经在沿海城市非常普遍了。由于大英帝国成员的地位带来了许多正面的利益，包括海军的保护、英国公司提供的条件宽松的长期贷款、廉价的英国制成品，以及许多非常规的、具有更大市场竞争力且无须缴纳关税的出口商品，这使得殖民地区更加多样化的消费成为可能。在中大西洋和切萨皮克地区，由于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以及南部殖民地大宗产品出口的增长，从而使“中等”殖民者的消费有可能得到扩大。
殖民地时代末期北美殖民地经济的成功发展，反过来培养了殖民地人的一种民主共和思想，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公共福利，以及能有效组织掌握自身经济命运的民主政体的一种向往。1763年后，面对大英帝国政治关系的变化，殖民者的担忧与挫折感达到了极点，他们嘴边更多挂着的是其自身的成就与商业发展的潜力。在1765至1774年禁止进口运动的保护下，以及1774年签订的《大陆会议联合协定》，使殖民地重新组织生产的尝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从而将政治自由与国际商务自主性联系起来；这些事件的发起人还向美国人许诺，暂时牺牲个人在公共福利方面的利益，会为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基础。当英国政府试图使殖民地的经济利益服从于新立法制定的商业目标时，殖民地商人为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付出了加倍的努力。1764年《糖税法案》是为了对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贸易中心进行征税和管理；1764年《货币法案》旨在限制殖民地独立的货币发行权，而这又恰是殖民者扩大贸易所必需的，这两个法案都对殖民者的商业利益尤为不利。
事实上，由于美国独立战争不仅使殖民地国外市场经济的很大一部分陷入了混乱和重新定位之中，而且战争又使得国内的经济力量都专注于维持基本的军用和民用需求，因此，上述的这些期望都被延误了。1774年的《联合协定》中规定的禁止进口、出口和消费政策，取消了殖民地与大英帝国其他地区之间所有的直接合法贸易。到1775年年中，步枪、火药、盐、鞋子以及服装等军事物资已严重短缺。商人们对失去英国贷款以及购买美国制造船只的英国买主，以及要对大宗出口商品支付高昂的运费而怨声载道。为了满足美国的一部分军事需求，大陆会议考虑了由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的解决方案，为美国商人创造“自由”的贸易机会；大陆会议对这个方案的部分接受，导致了在1775年底北美大陆与西印度群岛非英属殖民地区之间，开始进行有限的贸易活动。1776年4月6日，大陆会议通过了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法令，允许与任何外国或殖民地进行贸易。直到1778年年中，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尤其是它们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才开始成为必需商品的重要进口来源地。
但是，大陆会议制定的建立自由港的政策，经实践证明是很难维持的。随着战争的发展，费城的代表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除此之外，英国人封锁了美国的各个沿海港口，并在西印度群岛地区对美国的船只进行抢夺，而且英国人长期占领着纽约市，使得美国和外国商人在沿海一带的商品进出口贸易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此，大陆会议采取了与单个国家签订专门贸易条约的方式。在1778年初，法国同意签订条约，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此后，西班牙与荷兰也加入了独立战争中美国一方，继续向欧洲市场运输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中大西洋地区的松脂制品及粮食产品。此外，荷属圣厄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