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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农村居民会因为这些活动而变得富有，农村也绝对不会从战时机遇中获得一样的利益。实际上，在北部海岸沿线一带的殖民居住区以外的地方，农村里的美国人也许经历了短期的艰难岁月。军队的招募带走了很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和家畜。只要战争还在不断需要新的木制构件、陶器以及金属器皿，年久失修的工具几乎不可能得以更换。许多农民抱怨称农产品的价格跟不上他们的家庭在城市黑市中所购买的鞋子、衣物价格的上涨速度。在战争中饱受经济困苦的农民，通常会抱怨州政府的融资方案毫不顾及后果，禁运使他们失去了市场，而军官们夺走了他们的粮食，只支付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州政府的官员们将农产品的价格定的低得不可接受，而小贩与国内零售商对他们在沿海城镇生产的必需品索价又节节攀升，这更加深了农民的担心。农村的季节性劳工和日工与商业性农民一起，对州政府的政策进行了抗议，因为他们不得不从城镇购买的基本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而他们的固定工资会随着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失去了相应的购买力。
马萨诸塞、纽约、新泽西、罗得岛、康涅狄格与宾夕法尼亚各州的城市技术工人与小零售商对固定价格措施较为支持，在这些地方当地的居民有时将采取“税收人口”的方法，或者由社区努力执行习惯性的定价与市场营销。例如在1779年，费城的一帮人抓住了一名商人，怀疑他出口本地所需的面粉。在迫使该商人以大家愿意支付的价格出售面粉后，举行了一次公众会议，并为平民与士兵需要的30多种商品公布了价格，包括批发价与零售价。波士顿与纽约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小港口渔民的妻子们还定期地迫使当地商人压低其进口商品的涨价幅度。
各州在货币金融以及大量的经济法规中所产生的一些冲突，不应该与新成立的主权国家为满足迫切的战争需求的重要程度相提并论。而且，一些特定种类的当地产业还受到了战争需求的推动，从而得以扩张并走向成熟。国内制造业为广泛分布且得到州政府支持的生产力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范例，在缺乏政府为推动新技术发展和新劳动分工而付出努力的条件下，这些生产力量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这些生产力量得以发展时，国内生产促进了城市与农村、商人与村镇新联系的建立。在一些地区，美国人对军事需求做出的回应，仅仅是以传统的家庭生产方式生产出更大数量的农业商品，例如麻、亚麻、羊毛等。独立的农村手工业者拥有自己的工具与原材料，主要为需求相对稳定的地方市场服务，他们不需要复杂的销售或贷款工作，因为他们的组织不正规，经常缺乏资金，也许将要经受市场反复无常行为的打击。这种原始工业化形式是最传统的也是变化最缓慢的，它通常包括了一个家庭中为当地零售店店主进行纺纱的年轻和老年妇女，一旦当独立战争抽走了具有流动性的熟练男性劳动力时，这些人还要进行织布，而当地的零售店主为她们与顾客建立了联系。靠近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农民、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有技能的奴隶与自由白人，为当地市场生产了大量纱线，以及少量的布料。虽然纽约和马萨诸塞州周期性地进行“工场”的试验，将大量的纺纱工与织布工聚集在一个工棚里，但最普遍的生产方式还是单个独立手工业者自行生产，他们对当地的需求作出反应。
在其他地区，一些更成熟的商业性农业与邻近的商业港口进行了联合，从而在工厂出现之前促进了纺织品生产的重新组织。在费城、威尔明顿、纽波特、塞勒姆以及其他北部沿海城市，集生产者与销售者为一体的商家，他们依赖于国外的或主要城市的市场以及贷款来源，承担起了向“雇工”提供原材料与半成品材料的责任，而这些雇工则生活在农村或小村庄里，通常拥有手纺车，有时还有自己的织布机，但他们依赖于商人提供原材料、代收布料以及随后的销售。除了需要有市场与贷款外，涉及该生产制度的商人，还需要有相当大数量的当地农村劳动力，才能获得成功。如果发生突发性的人员外迁，或者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作物价格发生显著改变，从而使人们对纺织业的第二职业重视度降低的话，就会对商人的劳动力供给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纺织品生产得以扩大的地方，就会将进行传统家庭劳动的妇女与独立战争广泛的需求联系起来，并对国内女性劳动力的有限价值构成了挑战。基于家庭生产之上的新的生产和分配模式，为以后更多的资本密集型投资和工厂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许多战时经济的试验使独立战争的领导人明白，虽然他们对重商主义还颇有微辞，但政府对国内经济的管理与保护，是美国获得成功的关键，只有在以新国家联盟进行冒险的情况下，才可放弃国际贸易。他们相信，在自我管理的市场中，新的农村企业不能由自私自利的经济机构来实现。他们进一步指出，新的州立法机构在为获得稀缺的资源与资金而进行竞争，并且未能向各州政府提供充足的税收收入。但是，尽管这些批评家清楚地表达了中央政府有必要对国内经济进行更大的控制，他们还是希望在将来国际贸易能少受法令规章的阻碍。正如约翰·杰伊（John Jay）这样的革命者所预言的，政治上的独立将使“整个世界向我们开放，我们应自由地从愿意向我们出售货物者那儿，以最优厚的条件进行购买”，只有在恢复国际贸易的背景下，“禁止所有限制贸易的法律”才有可能。到1781年，心怀不满的军官、灰心丧气的大陆会议及各州领导人，以及许多还未从战时混乱中恢复过来的城市居民都开始认同被称为“国家主义者”的群体，这一群体呼吁对经济混乱采取常见的补救措施：健康的国际贸易、以商业精英们的信誉为基础的健康良好的贷款，以及以硬通货为基础的货币发行。
关键历史时期（1）
在1781年至1784年间，国家主义者并没有代表美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但他们的数量却不断增加。从1781年战争结束到1784年初，为了对被压抑的消费者需求作出回应，许多城市居民和商人一起举行活动，以大力推动商业进口的风气。美国商人渴望补充空虚的库存并快速获得利润，因此，又开始与英国港口原先的那些代理商签订订单。与以前一样，英国的进口商品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商品比起来都更加物美价廉，品种也更多。虽然在战争期间国内生产能力得到了增强，但在1781年后，美国人仍然不能提供足够的毛织品、爱尔兰的亚麻制品、五金器皿和家用器皿，以满足市场需求，这也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信心。战争的苦难并没有完全切断美国与英国长期存在的文化关系，与英国公司的商业联系也得以恢复了。在熟悉的贸易和商业渠道中，价格与销售条件也容易沟通。
除了国家主义者阶层之外，许多观察家都坚持认为，只有与不断扩大的国内经济相联系，并独立于欧洲的贸易和商业联系之外，美国战后的贸易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各州的领导阶层、商人阶层、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成功的陆路贸易商阶层，以及希望国内环境得以改善并对其剩余物资需求增加的商业性农民们，往往对贸易与国内经济之间的相互利益产生了一种乐观的态度。在对美国前景进行的大范围公众讨论中，他们描述了贸易是如何有助于促进州银行和经纪人业务，有助于促进造船与船运业的复苏，而这些都是城市赖以发展的条件。伴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在整个西部新建各州所达区域，农村地区得到了迅速的重新安置，地价普遍提高了，这是对商业成功的描述。相同的乐观主义者指出，贸易政策应该与小规模农民及种植园主的“文明开化倾向”相联系，这些农民与种植园主都希望能从与生产和剩余产品出口运输相关的第二职业中获得额外的收入。持这种观点的作者在其著作中指出，较高的收入将带动大多数美国人在不远的将来就能获得更多进口商品的消费。他们还指出了地区间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当商业中心能够利用农村剩余产品诸如木材、皮革、羊毛和石料等必需的原材料时，它们在商品的制造方面无疑将是最成功的。他们提醒读者，到独立战争结束时，小规模的生产者能够提供大量的必需商品，并将其运送到很远的市场进行交易。在沿海殖民定居点不作为消费的商品将进行出口，从而吸引外国的硬通货，并改善长期以来硬通货的短缺局面。一些州的领导人还指出，在公共教育、社会福利的促进、农业与科技方面所进行的大范围试验，为阶级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并教育美国人避免进口昂贵的奢侈品所带来的危害。向西部内陆的迁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