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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小，基本上是发达的荷兰和比利时的经济规模之和。
增长
1774—1909年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增长了175倍，或者说以平均每年的速度增长（见表）。虽然有几次的增长率高一些，但只持续了较短的时间。19世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与美国同步，而阿根廷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见表）。但是和美国135年的记录相比，这段时期要短得多。尽管在漫长的1774—1909年间，三个经济体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创造更高的增长率是可能的，但是缺乏实现这一增长率的经济基础：例如，在1774年——仅在库克船长到达澳大利亚之后四年，澳大利亚的全部人口（包括一小部分土著居民）和阿根廷的欧洲移民之和不超过160 000人。加拿大人口要多一些，但也不会多很多。直到一战前，美国经济规模始终大于其他三个经济体，1913年，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几乎是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实际GDP总和的6倍（见表）。
这四个国家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欧洲人（就美国来说，应该是非洲人）是主要的拓殖者，本地人口非常少且易被消灭，事实上也是如此。新大陆为拓殖者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四国均经历了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最早开始快速增长的正是那块后来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一战以前，美国的经济增长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快速和持久。例如，大约1770年到1913年间，英国的年均增长率只有。正是英国和美国增长率的差异后来对两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74年英国的名义GNP几乎是美国的3倍；1840年仅是美国的倍。然而到1913年，整个联合王国的实际GDP只占美国实际GDP的4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经济实体的相对地位彻底转变了。
到一战开始之前，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国，年总产值大于英国、德国、法国这三个主要参战国的总和。事实上，当时美国的GDP已经大约相当于全部西欧发达国家GDP总和的2/3（见表）。
漫长的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2）
价格水平
前面大部分论述是关于实际产出的测度。长期以来，美国的实际和名义产出大体同速增长（见表）。也就是说，独立战争前价格和一战前的价格大体在同一水平。当然，这一结论也必须考虑由于时间变化带来的总产值构成的变化。比如，独立战争前大量生产的产品（如油灯）在20世纪初期要么不再生产，要么就是即使生产，数量也非常少。同样，一战前大量生产的产品（如电灯）在1774年还未出现。因此，如何解释价格指数对于总产值结构的影响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尽管如此，我们无须怀疑美国在漫长的19世纪所经历的价格水平的波动和19世纪之后明显不同。在初期价格几乎没有变化（价格以每年的速度上升），随后价格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指数上升的速度达到了每年的水平。1991年的价格水平是一战前夕的倍。
尽管19世纪的价格变动趋势几乎为零，但依然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表未能完全体现这一点。但与英法战争相联系的通货膨胀、1812年战争后的繁荣和内战时的通货膨胀均在该表中有所体现。1819年大繁荣的崩溃和内战之后的阶段性的价格下降以及19世纪90年代的黄金发现之后世界经济再次通货膨胀［见本卷第14章关于本专题的更深入的讨论，索科洛夫（Rockoff）］也可以从该表中看出。
增长率的变动
尽管在独立战争和一战期间（表中的C组）总产值的变化率趋于零，但依然存在明显的短期变化，就像一段段插曲（表中的B组）。表中的数据没有经过很好的修订以体现经济中的短期波动。例如，1834年之前的估计值（1793年和1807年的数据除外）既未考虑投入品的利用水平的变化，也未考虑跨年度气候变化、病虫害等原因导致的农作物产量水平的差异。然而估计值主要是用于长期趋势的研究，而非短期的变化。尽管如此，这一系列的估计值所体现的早期的一些短期变动可能确实反映了真实状况。例如，表中显示出1774—1793年间增长率相对较低，毫无疑问这是由于独立战争的后果和联邦时期的困难所致。唯一让人稍感诧异的是该增长率并不是很低。该表（1793—1800年和1800—1807年）清楚地反映了英法敌对时期却是美国的商人、航海家、造船家的繁荣年份，这一时期的增长率很高。1807—1810年间增长率的突然下降可能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
从1834年开始的一系列数据可信度则更高。数据清楚地揭示了美国内战前20～30年间突飞猛进的增长。突然的增长通常和工业化的发端、西进运动及19世纪首次欧洲大量移民涌入有关。内战导致了1859—1869年间的低增长率：年均（仅就战争年份而言增长率更低）。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在1884/1993—1889/1998年间留下了一个更低的增长率：年均。所谓的1873—1879年间的大萧条在总量统计中没有显示出来，这部分是因为表中该10年的平均数没有很好地修订以体现这一结果，另外也由于19世纪70年代的数据记录未能显示出那一时期产出的明显上升。强劲、持久的产出增长与严重失业并存的矛盾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至今未能加以解释。
以上所描述的产出波动一部分是政治或军事事件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另一部分则是由经济体系的内在规律性引起的。任何市场经济都会经历波动，有一些是季节波动，不会影响年度数据；另外的一些如经济周期则很难在年度数据中得以体现。而要把握表中所包含的10年的平均数据则是难上加难，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经济周期非常短暂，从谷峰到谷峰或者从谷底到谷底，一般 3～ 5年。某些重要的经济衰退，比如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会明显地影响一系列年度数据，甚至影响该10年的平均值，但是影响较小的灾难性事件则是难以追溯和衡量的。
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第三种形式，即长期波动或库兹涅茨周期，具有15～20年的振幅——从谷底到谷底或者从谷峰到谷峰，这在表中的年度数据和类别数据中的10年均值中可以观测到。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布林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North）等人曾对此进行了研究。这五个人都认为这些波动对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神话至关重要。
漫长的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3）
诺思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内战前的一段时期。诺思认为，从1815年开始至美国内战前，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英国对美国棉花的需求，这一需求正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引起的。美国内战前的20年间，棉花大约占美国出口总值的1/2。南部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正是棉花种植户对英国需求变化反应的结果。英国经济的扩张逐渐抬高了原棉的价格，并最终刺激棉花种植户向西部新的肥沃的土地转移——开垦土地种植棉花。伴随着西部扩张的还有社会一般资本的投入，例如一直伴随着西部扩张的铁路建设。当这些投入完成后，棉花的市场投放量大大提高，价格下降，种植户的投入停止，直到英国的需求扩张赶上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棉花价格才会重新上升。
根据诺思的研究，这一周期性波动通过南部对棉花收入的支出而影响美国其他经济区域。棉花种植户从东北部购买工业品，从西北部得到食品供给。在南部周期性波动的扩张期，需求显著，并刺激了北部经济的增长。在紧缩期，由于棉花种植户的收入下降，农民将劳动力从低价的棉花生产上转移到粮食种植上来养活他们的奴隶，不再需要从西北部购买很多食物，因此需求下降。诺思的传导机理——尤其是西部和南部之间假定的某种联系，已经遭到了各种各样的猛烈抨击，尽管他的模型很符合数据，但他关于棉花需求对美国南部经济的影响的解释非常牵强。
库兹涅茨、阿布拉莫维茨、伊斯特林和托马斯主要关注欧洲劳动力和资本向美国的转移，因而他们的理论主要与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以后的阶段相关。托马斯的观点是：长期的波动是英国行为的结果。在英国严重、持久的萧条时期，其劳动力和资本被诱导向国外转移，进而，英国的资本和劳动力投资导致了接受国的繁荣，其中以美国为首。这样的繁荣经过长期酝酿后带来了对社会所有资本品的投资，这样，繁荣期延长了，持续了大约8～12年，而不是标准经济周期的～年。
库兹涅茨认为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美国而非英国。在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伊斯特林建立并验证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用于描述国际移民的长期和周期性影响。简单地说，他的观点是：起作用的长期力量是欧洲人口方面的压力，而这一压力正反映了欧洲现代化的扩散程度。现代化刺激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加上现代化明显的时间滞后性，导致了一个过剩的欧洲劳动力市场，而这些则加剧了内部之间和向海外的移民潮。然而长期波动的特定时机则依赖于美国的发展。伊斯特林的论文为库兹涅茨假设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验证。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尚未停止，新论文将会继续出现，并将提出各种各样的关于长期波动的解释，有些观点则认为根本不存在有规律的长期波动这一现象。
库兹涅茨、阿布拉莫维茨和伊斯特林提出了一种理论，将国内和国际因素结合起来解释美国经济的长期波动，这种理论极具说服力。尽管在一些细节的理解上有所分歧，但该理论说明了美国经济历次从严重萧条中的复苏（如1839—1843年的大萧条）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紧缺，都必须从国外引进劳动力来缓解这种压力，从而刺激相关的投资，尤其是对新工人的住房投资。经济的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