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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惯例和经济规范的重构，这迫使我们采用某些特定的词语来对其进行描述，例如工业化、中心化，或者是一些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意味的短语，如向自由企业体系或资本主义迈进。在最后一章中，在考虑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的同时，还要探询二者之间的一些最显著的相互关系和在“漫长的19世纪”中美国更纯粹的社会关系。用一个略微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讲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经济发展影响了19世纪美国社会变动的方式和19世纪美国社会变动的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和“社会”的区别是很任意的，更多地只是表示不同的现代社会思想（和现代大学系部结构的安排），而不是指普通人每日生活的不同方面，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些设置会比其他的设置更有用和更可信一些。此外，即使有人能准确区分“经济”和“社会”的界限，追寻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虽然这“极具意义”但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在本章中将对上一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基于对经济和社会关系不同程度的划分而得到的不同答案。不管怎样，它们都可以归入范围广阔而意义重大的三类需要研究的范畴中，但这并不表示将包括有关19世纪人们所经历的、每日生活所出现的和经济变化的所有问题。
其中，生产和市场关系的社会地理布局是需要研究的第一大类。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说明我主要谈及的两类不同或者说近乎相反的现象，一个是集中化或者说中心化，另一个是分散化或者说扩散化。第一个现象包括人们从乡村向都市或城镇的迁移，以及以城市为基础的公共机构（包括资本家的机构）的向外扩散，即更接近留存下来的农村人口；换一句话说，城市化不仅是人口的集中，还包括城市影响范围的扩张，而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出现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增长的引擎。第二个现象包括绝大部分欧洲裔美国人口和非洲裔美国人口向远离都市中心和市场体系的西部地区进行的扩张。开拓边疆的历史比城市化的历史要更为源远流长，但是这可以，并且最近已经从地理学的角度得到验证。这种地理角度涉及扩散和集中的力量——处于一个更大的市场扩张关系模式中的农村边疆和城市。
当美国经济发展产生出管理跨越不断增长的地理空间的交易体系时，它同样造成居留和生活在这些空间的人们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区别。因此，第二个需要研究的大类是要识别19世纪发展起来的交易体系，这个体系也连接起不同的经济角色并分配经济成果，而这两个过程构建起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把它叫做“阶级构成”。是否对19世纪的美国社会应用“阶级”这个概念在历史学家中还没有定论，我不像那些最坚持这种概念解释力的人一样，暗示应该去借用这种利用扎根于工作场所中的关系但是又广为扩展的社会体验进行分类的概念。虽然如此，我将使用“阶级”和“阶级构成”这两个术语来帮助描述和解释美国社会根本性的变化，以及多种新的体验和新的社会身份，而后者的变化又源于资本家对工作和工作场所关系的重组以及经济增长造成的货币收入的分配变化。
第三个需要研究的大类称之为“文化”比“社会”更合适，但是任何思考都不能缺少这一点，即美国社会和经济增长、新生产模式及日益普遍深入的市场是如何组织和重组在一起的。我谈及一些价值观念和规范，它们引导着营利性企业、自我满足和社会消费形态，以及不易察觉的有组织的慈善行为和提高社会福利的计划，这些构成了资本主义“孕育”时期的特征。但是，我也谈及另外一些价值观念和规范，它们为传统所认可，这构成对所有创新和改进事物的阻力。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认同自由和扩展的市场、运输和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银行和谷物交易、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利益。一些人（这里有两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手工业者面对自己行业引入使用非熟练工人的机器，小农场主面对实力强大的铁路公司的歧视性运费）强烈地反对这些变化，因为他们把变化看做是对他们自己利益和福利的威胁。其他人，包括很多市场竞争的胜利者，也是满怀忧虑地接受了这些变化，他们在经济的进程中感到模棱两可、受到损害和内心矛盾。这应该可以理解，事实上，进程本身就没有用相同的速度和前后井然的秩序把所有美国人带往同样的目标。在我对发展中美国的地理、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所有描述中，都暗含着一个关于坚持不懈、关于改变和变迁的话题，它以某种方式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对那些旧有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追溯。这一进程，不管怎样，有时是有缺点的，我在对两个半世纪的历史时期的讨论中强调了这一事实，这一历史时期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一。 。。 。。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2）
1790—1840年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美国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还占压倒性的多数——只有5％的人口居住在20多个勉强能够称之为城市或者城镇的社区中；在这些城市中只有5个城市有10 000以上的居民；它们之中最大的城市，费城，也只不过是42 000个美国人居住的地方，仅仅是这个新兴国家将近400万人口的1％。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统计结果，显示出一个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然而，在1790年，向现在的美国社会地理布局的转变过程才刚开始——很少人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社区和家庭都相对分散，辽阔的荒野将随着无数的美国家庭年复一年的迁移而逐渐消失。和原来的宗主国同时期的统计数字比较时，鲜为人知的有关农村人口密度的统计数字能帮助我们了解情况，英格兰乡村人口在18世纪末每平方英里超过100个人时，美国1790年平均农村人口密度也只有每平方英里9人，在沿海平原和阿巴拉契亚边疆的东部和南部山麓地带人口密度也只有每平方英里15人。两个国家农村人口密度都是各地不一，但是在美国没有一个地方，甚至在人口密集的新英格兰南部，那里的人口密度也远达不到英国乡村地区普通水平的居住密度。英格兰城市地区的统计数字更显出美国的空旷：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城镇中，有将近50个城市拥有超过10 000的人口，沿着每条国家公路都有市集城镇，以及一个有 900 000人口的大都会，那不是这个国家人口的1％而是10％。假如我们同时考虑农村人口密度的惊人差异和英国境内庞大的城镇规模，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强调处于大西洋世界西部边缘的这个带着偏远和未开放特征的新生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与旧世界有多大的不同。
历史学家有时反对那种村落稀疏的、典型的农村社会景象，在这种景象下进一步的感觉就是局限于本地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和相应的相互分离的社会。他们给出一个相反的景象，这是一种沿海岸和河岸的社会，那里农民都很好地定居在能够进行水运的地方（向内陆扩展较小），和他们紧靠的区域里的港口城镇进行贸易，或者，在例如切萨皮克和英国本土主要城市进行贸易。这种相反的景象很有价值，但这是更为重要的人口分散模式的一种限定条件。美国乡村人确实首先并大量地沿河岸和海湾定居，这加强了他们和波士顿、费城、伦敦或者格拉斯哥的码头的联系。但是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快速地把他们的居住点向内陆扩展，离开他们的贸易通道，选择更便宜的土地，或者是因贫穷而避开沿着贸易路线的昂贵的土地，即使这些土地降低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分散的趋势在南方最为显著，包括弗吉尼亚州，那里的人口密度沿海岸向山麓地区递减，从局部来看，则由沿河地区向内陆地区递减，在有些地区这种递减趋势一直均匀地延伸到人迹罕至的边远山区（其中最显著的是纽约河南岸的广阔地区）。但是在新英格兰，分散也是以城镇为中心。在位于马萨诸塞州最为中心部分的伍斯特县（Worcester County），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40人，远高于弗吉尼亚州山麓地区，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地区位于横穿县中心的波士顿邮路和通往康涅狄格州和梅里麦克河（Merrimack Rivers）以及通往纳拉甘西特海湾（Narragansett Bay）的几条小河沿岸（见图）。但是，在弗吉尼亚州，山麓地区的模式是人口分散，而不是集中。在伍斯特县2/3的城镇在每平方英里30人到50人之间，除这些城镇以外的一半城镇其人口在很快接近这个水平，它们是更近一些时间建立的，坐落在这个县西北角较偏远处。
至于美国所有的地区，大西洋中部各州人口不少于弗吉尼亚州和新英格兰地区，但并不紧靠河流和道路，而是按照詹姆斯·麦迪逊所发现的方式沿整个大陆分布。麦迪逊在观察人口分布时发现“至少在大部分地区，总是有让其人口相等的同样趋势”。麦迪逊的这句话是在评论人们从已经定居的东部地区向未定居的西部地区宏大的迁移，但是他的这句话也可以用于本地人口模式，并且本质上具有同样的原因。向西部移民和本地人口扩散都表达了土地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在美国最主要群体的经济生活中，土地所提供的产品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绝大部分美国农民是与商业市场相隔离，只是从事循环不休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完全相反，在所有地区的农村都严重依赖于当地劳动力、设备和日用品交换体系，而且越小的农场——更接近于家庭仅仅进行生存水平的生产，它的所有者就似乎越深地陷入本地交换的复杂网络中。无论身居何地，即使与市场相距甚远，农民都与市场保持着联系，即使那些不是就近为欧洲迅速增长的谷物需求而生产的农民，或者活跃地参与比较旧式的远距离贸易的地区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