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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的感知、价值观念和信仰毫无疑问还能被进一步延伸，或者与那些紧密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例如家庭个人主义和真正的女子气质的标准定义，或者对民主国家的真正作用的看法。无论组成成分或相关事物的名单有多长，本质的一点就是复杂的“无止境积累的逻辑”用不同的方法诉诸或抵制不同群体的人们。因此，将广大而不平均的社会地形上的文化变化绘制成图，不仅仅包括简单总结，而是要在美国社会地形图上呈现出不同社会阶级、种族群体以及地理区域接受或拒绝接受公认的一套价值观念的程度。这套观念本身是开放的，并且从地势图的一地到另一地用不同的术语或者甚至是以对同样术语的不同理解重新构造，例如一些最显著的文化差异会出现在“自利”、“社区”、“公共利益”这些词的含义中，以及几乎所有人看起来都会用某种方式接受或为之辩护的其他术语中。这里有可觉察到的（如果不是一贯的）阶级分歧，例如，对“是否以及如何节制对私利的追求，使其代表公共利益”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因为大部分工人和小农场主在接受自利是各种利益的来源的思想时要慢于大部分商人和大农场主。但是分歧要比这更严重。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公共利益是某种抽象的概念（不像那些管理市场本身的事物），需要考虑新的力量和制度安排，但是同时他们又抵制在社会权力和威望结构上有显著性的变化。中产阶级的德行是接受并包含进步思想的普遍的道德行为模式。工人和小农场主害怕不加约束地追求自利的结果，常想象能拥有特别的传统思想来指导平等社区的关系，较强大和较弱小的群体通过长期谈判而获得特殊的权利及权利保证，以此构成公共利益的基础。他们的想法都是平民的概念——实际上那些人一般只能获得很少的来之不易的利益，提倡让工业和农业不满的极端发泄方式以非常传统的方式表示出来。总的来说，所有这些团体为保护公共利益而倡议和抵制自由主义的市场。但是他们所保护的公共体——一方面是原则和权力的集合，另一方面是特性和权利的集合——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 。。 。。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9）
这并不是表明对争论条款理解的僵化，或者它们在任一时间和地点都完美地和社会阶级的划分相一致。历史学家已经发现本地商人在他们反对外来公司开业时支持罢工工人，而且研究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工人和小农场主在不同程度上信奉我们很容易与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家精神的价值观念。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争论和它所强调的假设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而变化，甚至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有最好的原因来驳斥市场运行的方式。史蒂文·哈恩（Steven Hahn）的研究发现，按传统的情况和解释看，美国内战前佐治亚州内陆的小农场主生活效率很高，我们期望发现相对孤立的当地的市场经济。在美国内战以后的10年里，当这些农场主在世界棉花价格下跌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地转向商业棉花种植并把债务转移给外部市场的本地组织者时，他们开展了一场“基于与中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原则不一致的情感上”的抗议运动。哈恩认为，平民主义者“并不希望释放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他们希望保护根植于生产性资源小所有制之上的‘自由之树'”。但是内陆的人民党主义者的反应不是完全因循守旧，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也不是完全充满敌意。被所有那些无数英里铁路联系起来的本地之外的市场，现在已经成为原则和权利争论最终依靠的已知条件，并且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生产者权利的“自由之树”。佐治亚州内陆的小生产者也许不是中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日常努力逐渐被引导向个人化资本主义市场，并在该市场中成为惯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写到的，“人民党主义者除非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社会和另一种政治文化中，否则就逃脱不了资本主义的影响。”
假如本地之外的市场的扩张逐渐改变了在那些还没有准备信奉企业家精神价值观念的人们脚下的土地，那么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制度快速地城市化就是一个地震，它震动了几乎所有美国人所站立的土地。南北战争前后铁路系统的整合，以及19世纪70年代之后大型工业公司和联盟更加突然的出现，清楚地显示出资本主义市场不会只发展出许多松散的、相对较小的、自由竞争的单位。在美国经济中规模和力量一直是不平等的，但是没有什么能像美孚石油托拉斯和其他新兴巨人所预示的那样威胁着要重塑竞争的本质。难道“无止境积累的逻辑”真正导向的就是寡头或者甚至是垄断？这不是追求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19世纪80年代的合并开始动摇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他最畅销的乌托邦小说《向后看：2000—1887年》（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中对永无止境的集中化提出了在中产阶级读者中非常流行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在这本书里，贝拉米为使社会主义更受欢迎而称它为民族主义，并以所有中产阶级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生活和浪漫的高雅举止环绕它）；这可以看做是解决这种增长的不安的一种措施。但是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很少会成为持久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信念已适应不断增长的公司经济并被保存下来。做到这点并不容易，的确，实现公司—自由主义的适应融合，对未来一代来说是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任务之一。
附录：1890—1914年
“现代城市标记着我们文明的一个新纪元，”改革家弗雷德里克·C·豪（Frederic C。 Howe）在1905年写道。“通过它，一个新的社会被创造出来。所有与它有联系的生活都被改变了。”这叙述了一种对大城市非常普通的信仰，多种语言的文化驻留于此，并且以不同程度与城市发展相联系的强大的新制度，充斥在深深植根于农场和小城镇生活中的美国社会和文化中。从某种现实意义来说，它实现了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2年前发出的警告：随着边疆的结束将出现一个新型的社会。豪比特纳更多了一些敏感，认为很难在农村和城市历史的特定时期勾画这样精确的界线。但是他在20世纪初对城市革命的描述中称最近的统计资料才最重要，并鼓吹向完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转变，这是迫切需要注意的问题。 。 。。 想看书来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20）
从长期的观点看确定新世纪的趋势对消除那种迫切性没有必要。阅读过那个时代短期统计资料的理性的美国人会感觉到，美国即将开始城市的发展。例如，在1890年到1910年间，城市人口从占整个国家人口的35％增长到45％，这种趋势清楚地表明城市人口即将占到多数。在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已被证实居住在城市的人口现在超过了70％。这些年来，人口超过10万居民的城市数量从28个增加到50个。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现在是一个拥有470多万居民的巨大都会。这种发展，甚至那些不阅读人口普查材料的人也能看到，在人们头脑中已经确立了美国现在和未来的城市特性，并且毫无疑问将助长人们低估了城市在这个国家更乡村化的过去的作用。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察觉到城市增长原因的变化以及城市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稳定力量这一特征的变化。本土出生的白人新教徒无须阅读统计资料就可以理解城市是不断增长的种族多样性的集合点。外国移民的数量在稳定增长——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每年不到50万增加到1905年到欧洲战争爆发前之间的平均每年100多万，在每个大城市都可以看到拥挤的犹太区。一些人还能看到相当数量的黑人城市街区的出现，因为数量不断增多的非洲裔美国人由于棉花价格的下跌和南方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法的普及，被迫离开南方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