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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把城市置于“新社会”的中心，但是其他人却强调新的法人联盟的权力。虽然以城市为基础，并且反映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不断增长的作用，但巨大的公司和托拉斯似乎也超越了任何特定的地点——在各地扩张的进程中不以任何地方为中心，可能更精确地说，它们自己就是中心，甚至在其利用着城市资源重建城市轮廓时，它们在行使着一种新的独立于城市的权力。公司联盟也以更令人惊恐的速度发展起来。第一个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正如马丁·J·斯克勒（Martin J。 Sklar）已经强调的，真正的“公司重组的雪崩”发生在更近一些时期，即在1898年开始的短暂的6年期间。到1904年，已经有300起工业合并，代表了大约70亿美元的资本。这其中的3/4强，其资本额达60亿美元，发生在1898年以后。这些资本的大约一半是在仅仅2年内合并在一起的，即1899年和1900年。
人口和权力的快速集中是如何与分散而公开竞争的古典自由主义相协调的呢？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例如，那些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而后又失去政治声音的人民党的那些人——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话，那么这样的调和也是困难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口中有不计其数的人是带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拒绝和否定的态度来接受大城市和公司资本主义时代的。在美国乡村和小城镇仍然有相当多的资源支持似乎传统的生活方式。家庭农场和主街（Main Street）商店不但依赖私人企业的购买力和工作，也依赖集中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及公司供应商和广告商。汽车、电话和其他新式消费品对小城镇的交际模式有很大影响，但是并没有摧毁这些模式。尽管如此，只承认地方生活的传统要素会越来越狭隘，它与否定力量成正比地威胁着社会福利，而且这种否定力量的确冲击了乡村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于对经济生存的真正基础以及对进化世界的理解，除了其他事情以外它还会教导孩子们乡村生活中可鄙的物质缺乏。出生于城市贵族家庭的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他的自传中无奈而自喜地把自己看做一个“17世纪和18世纪的孩子”，“却被要求遵守20世纪的规则”。 那些感到多少与时代不协调的普通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在“遵守20世纪的规则”。
那些没有抵制变化的人很快就指出那些规则如何发生了变化。在新的城市化时代，在弗雷德里克·豪出版他的书的同一年，西蒙·帕滕（Simon Patten）告诉他的社会工人读者（ 2年后有更广的读者群）19世纪一些最基础的假设和价值观念现在已经过时了。传统上，生产和储蓄被视为比消费更重要，而未来的充裕意味着现在的节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止境积累的逻辑”和一系列中产阶级的美德行为联系在一起，其中的核心就是产生剩余的勤勉和节俭的联合。帕滕指出这种过时的美德现在只是成功的拉力，并不是来源，并且是工人和穷人从成功中获利的障碍。它们成为一种过时的道德，使我们无法看到在一个有巨大生产性资源的经济中真正的问题是消费不足——不是太少的节俭，而是太多。“新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并不在于储蓄，而是在于扩大消费……不在于生活艰苦的过程中，而在于延长娱乐和闲暇的时间。”他继续宣称，我们所缺少的是“鼓励过快乐的生活，不是悔恨、牺牲和克己”。特别是穷人必须被鼓励去消费，因为“人们只有在贫穷消失以后才需要克制”。这是对经济原则和道德价值完全的颠倒，真正是“文明的新基础”。虽然它并不鼓励不加区别地放弃中产阶级美德，但是它确实强调有必要为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时代创造新规则。帕滕的新规则对于演讲台来说太大胆了，但是在某些方面人们预料到会是这样，因为这反映了成百上千万美国人希望享受新的娱乐设施和消费品的愿望。术语“娱乐”舍弃了对闲暇时活动目的和好处的原有道德规范，但是在“放荡的90年代”及以后，许多美国人学会了如何在享受快乐时光的同时，不必再困扰于费心地在道德再生和体力恢复方面为自己找理由辩护。闲暇时间自身也随着工作日的缩短而延长（对工厂工人来说，从1890年的平均每周60小时到1914年的每周55小时），并且定期休假的惯例在中产阶级中也普及开来。中产阶级美国人利用他们的假期到海边、山中胜地和国家公园旅行。假期和在家时他们用柯达照相机、哥伦比亚自行车和其他新式闲暇产品娱乐自己。在那个时代，产业工人一般没有假期，并且很少有人能支付起这些新消费品的费用，但是他们能够参加群众活动，如每日参加歌舞杂耍表演、五分钱娱乐场和娱乐公园这些在城市里和城市周围不断增加的活动。这些不需要找理由的娱乐爱好在城市中最为明显，但是追求快乐的美好生活的想法并不只是一个城市现象。更大变化模式的特征体现在迅速发展的洛杉矶商会（Los Angeles Chamber of merce）发行的针对中西部乡村和小城镇人的辅助手册中。起初，这些小册子强调农业、工业和商业机会的传统主题。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却断然转移到以快乐氛围下的闲暇为中心的主题。洛杉矶现在是享受新式美国美好生活的地方——沐浴在阳光下的一种舒适的生活。
当西蒙·帕滕和洛杉矶商会向以前时代以工作为中心的美德挑战时，其他人则向集中化制度的长期恐惧挑战。1909年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认为“美国生活的希望”不在于重建以小的、分散的、竞争性的生产和交换单位为基础的杰斐逊世界。这种世界“本质上是短暂的”，“在它自身就包含了解散和转变它自己的种子”。竞争性的企业，其目的就会很自然地导致最有创造力和效率的企业的增长，其不断增大的规模和不断变得复杂的组织才会带来更大的进步。打破托拉斯并限制大型公司的市场力量代表一种过时的小规模竞争的资本主义，因此是愚蠢的，也是无用的。克罗利意识到托拉斯和巨大的公司具有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可能带来真实和潜在的弊端，但是当其他人只看到强者的危险时，克罗利也看到强大机构的希望。“美国产业的新组织已经创造出能够给美国人带来惊人的和无尽的用处的经济机构。”
克罗利的书必须放在特定的环境中来考虑，当时围绕托拉斯、公司、工会和国家在管理这些集中化的机构中的作用展开了广泛的辩论，而这些集中化的机构多年来一直是真正的美国政治中心。这场辩论要比其发生之前或之后任何其他一代的辩论都要更强烈和更密切地适用于基础原则。如斯克勒所写，它提出了最根本的问题，“公司资本主义和美国自由主义传统能互相适应吗？”克罗利的书出现在辩论的相对后期，认为这一问题还没有被解决，因为大量的美国人还需要接受教育才能认识到现代制度实现了自由主义梦想的进步方面。但是这也是要获取永久政治解决之道的征兆，这就是到1914年出现的斯克勒称为公司资本主义的威尔逊版本——接受国家管制但是不接受国家主导的公司资本主义。这也是对巨型公司的普遍适应吗？毕竟是这些巨型公司生产了停在谷仓后的联合收割机以及厨房柜子里清一色的雪白的面粉。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出现的同一年，一个年轻人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回顾了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斗争。李普曼写道，“布赖恩真正防卫的是美国人旧有的简单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注定要被已经来到这个世界的巨大组织所摧毁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他在和富豪统治作斗争：但事实是他与之作斗争的要远比此深刻；他在和更大规模的人类生活作斗争。”克罗利和李普曼都认为美国人在他们的日常经历和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中已经接受了“更大规模的人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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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原因和想象的原因（1）
彼得·特明（PETER TEMIN）
真实的原因和想象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经济事件。在此之前没有哪一次经济萧条能有如此规模，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在此之后也没有出现过。它代表了工业经济罕见的失败。
美国的经济活动从1929年中期到1933年初几个月持续衰退。长达四年的衰退并不是平稳的，但经济产出的下降却是空前的并令人困惑。工业产出下降了37％，价格下降了33％，实际GNP下降了30％，而名义GNP则下降了一半以上。失业率上升到25％的最高峰，并在20世纪30年代其他的年份中一直保持在15％以上。美国的许多经济资源被闲置了整整10年。只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就业才增加了并足以吸引庞大的劳动力大军。
这一重大事件要么是经济内在重大不稳定的表现，要么是对经济的重大冲击后的反应。传统的学者倾向于强调前者，而近来的研究则集中于后者。一种较老的观点将美国的大萧条视做孤立事件。近些年学者则更多地坚持从国际视角看待大萧条，他们认为即使不是从国际视野出发，那也需要从大西洋两岸的背景出发去看待美国的大萧条。
打乱世界经济发展的外部冲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广泛地说，这个外部冲击是丘吉尔称之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的持续的冲突。这种冲击既影响了世界经济，又影响了政策制定的背景。尽管美国作为出类拔萃的工业经济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但它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显而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