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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1930年12月的第一次银行危机和美国银行（the Bank of United States）的破产有关。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如果银行面临恐慌时采取限制支付的措施（这是19世纪的一个常规做法），那么大萧条可能就不会发生。他们争论说1893年和1907年的限制支付措施就迅速结束了银行的暂时停业，并促进了经济复苏。
1893年和1907年限制支付措施的结果表明当时的美国经济是非常稳定的。限制支付就相当于银行拒绝履行其职责，即按照面值将存款换成通货。当单独的一家银行拒绝按照面值支付存款时，从法律上讲这家银行就破产了。但是，当银行业都这么做时，就相当于存款相对于通货的有效贬值。
像所有的价格一样，存款的价格也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力量。那些担心存款价格下跌的人想卖掉存款，这就拉低了存款价格。而那些认为存款价格已经降低并且应当回升到面值的人想购买存款，这就抬升了存款价格。存款的市场价格就是想卖掉的人的存款供给正好等于想买进的人的存款需求的价格。1893年和1907年的通货升水从来没有超过4％，并且升水在一个月内就几乎消失，尽管全额支付稍后才恢复。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预期银行将会迅速恢复按面值支付存款。他们没有预期会出现大的经济萧条或进一步的银行危机。他们没有急匆匆地卖掉已经打折的存款。
因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1930年的银行危机采用了前后不一致的立场。一方面，他们认为经济是不稳定的，一个微小的事件就可以引起大萧条。实际上他们将大萧条的原因追溯到1928年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的去世。即使如此，他们认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1930年的银行危机。另一方面，他们含蓄地指出经济是非常稳定的，而限制支付措施将仅仅引起存款价格的微小变化，就像1893年和1907年的情况，只有2％或3％的变动。进而，这些变化将带领经济进入平稳发展的轨道。他们不能同时使用两种方式来解释大萧条。要么是存在着比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首脑之死更为强有力的冲击，要么是1930年的经济远比1893年和1907年的经济更不稳定（从而银行存款的暂缓支付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如上所述，前种情形已经有所叙述。
真实的原因和想象的原因（4）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1930年12月的银行倒闭增加了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的需求，并增加了公众对现金的需求，从而减少了货币的供给。这进而影响了消费开支。如果这样，那么货币紧缩政策将通过金融市场影响收入。即使大萧条的进展最终导致了货币需求的降低以及低利率的出现，我们仍旧应该能够观察到在银行危机时期利率的上升，这是银行危机造成的任何影响都自然发展之前的事情。在1931年初我们没有观察到这样的信用紧缩。
1930年11月和12月银行破产有所增加。但是这些破产银行所负债务增加额的绝大部分来自于两家银行的破产，即田纳西州的考德威尔（Caldwell）银行和纽约市的美国银行。这两家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无限制的增长，在逐渐形成的大萧条的压力下，这两个过度膨胀的金融帝国崩溃了。
如果将这两家银行破产形成的负债从那几个月中所有破产银行的总负债中减去，那将发现其他银行破产所造成的负债比重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但其规模却不如1931年夏天和秋天银行破产所造成的负债增加。银行破产的水平也回到了1930年末时的水平，这种状况持续了4个月。除了田纳西州的短期利率有短期的上升之外，短期信贷市场对此并未做出反应。1930年底的货币存量并没有下降，也不存在足以产生一场大的具有宏观经济后果的对货币量的冲击，也就是说“第一次银行危机”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
相反，公众手中增加通货持有量的趋势开始出现。这种趋势和当时其他的事件关系很小。因此，从1930年“银行危机”开始出现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变化被其他原因造成的变化所淹没，因此就没有理由预期利率将对这样的变化做出反应。
选择机制被提出以解释银行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所提出的最新流行观点认为银行恐慌所造成的影响是通过信贷配给发挥作用的。对很多要借钱的企业来说，贷款变得更加难以获得。要贷款的企业为了得到贷款而不得不接受银行对其进行的详细调查了解，或者选择不去贷款。公布的利率并没有反映这些增加的成本，因为这是被批准的贷款的成本，而不是被拒绝的贷款的成本。
任何出借方都拥有关于不同公司相对风险的不完全知识。银行在利用所有可得信息方面具有专业优势。银行作为低成本的融资中介而获得了大部分贷款业务。当银行倒闭时，它们就不能扩大信贷，而其他银行为了保护自己则会倾向于提供更具有流动性的贷款。这就减少了最有效融资中介服务的供给，提高了服务的成本，进而提高了借钱人的贷款成本。
这种假设由具有代表性的时间序列回归来检验，这种回归解释了工业生产的运动趋势。一个更直接的检验则是检查不同行业的进步。伯南克明确地指出高涨的信贷中介成本对家族公司和小公司造成的伤害远比对大公司造成的伤害大。于是，银行破产对主要由家族公司和其他小公司组成的行业所造成的伤害远比对由大公司和基础稳固的公司组成的行业所造成的伤害要大。
但是大公司的出现是和生产下降呈正相关的，而不是像信贷配给假设所预期的那样呈负相关。和1937—1938年的情况相比，我们可以看出大萧条中的跨行业工业下降并不是不同寻常的。先不说银行危机，就其严重性和持续时间来看，工业衰退的模式也并非例外。没有证据表明银行体系的戏剧性崩溃导致了不同寻常的工业衰退模式的产生。
我们要注意不能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金融体系接连受到股市下跌、商业破产、银行倒闭和国际事件的打击。在股市崩溃后，公司将其融资的场所从股市转移到债券市场。从1929年到1930年，新增股票净发行额减少了25亿美元，而新发行的债券净额增加了14亿美元。因此，低等级工业债券的价格在1930年后期开始下跌。增加的债券供给降低了其价格，而商业和银行破产则提高了债券的风险，从而降低了对它的需求。
公司可以以优惠贷款利率（其在1929年到1930年间稳定地下降）获得银行贷款的成本和规模较小的公司发行工业债券的成本之间存在着一个缺口。这就是伯南克所说的溢价，虽然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溢价。基准利率和其他利率之间的差别很好地反映了即使没有银行破产也同样存在的信贷资金压力。另外，由于债券的分类评级反映了当时风险的增加，风险债券的收益就提高了。其原因有二：一是给定风险的债券价值更低，任何给定债券这时变得更具有风险性。二是大型企业可以获得贷款的成本远低于小公司。然而，跨行业的工业衰退表明，是否能获得贷款并不能决定哪一个行业会衰退。
真实的原因和想象的原因（5）
银行破产无疑加剧了萧条。将存在银行破产的国家和不存在银行破产的国家进行的国际比较表明，银行业的困境从总体上来说对经济是有害的。但银行破产如何产生其影响的机制却不清楚。因此，银行破产在大萧条中的重要性仍有争论。
大约在股市崩溃的同时，本已开始缓慢下降的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开始急剧下降。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将农矿产品的价格下降视为通货紧缩传播的一个主要渠道，“价格下跌从股价到农矿产品价格再到进口商品价格”。虽然价格体系的变化仅仅是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但他认为其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利益受损者发现自己的预算减少了，从而被迫缩减开支。而受益者却没有相应地增加开支。
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在20世纪20年代就一直下跌，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生产扩张造成的。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关税保护和增加购买，但都收获甚微。在当时的市场价格下，许多原材料的生产超过了其需求，因此存货增加了。随着20年代末信贷条件的紧缩，保持这些存货并维护市场秩序的成本增加了。随着秋季信贷紧缩的来临，许多存货的持有者在1929年破产了。对原材料需求的减少则会进一步降低存货的价格。
价格下降对不同社会集团的影响各不相同。对那些以农产品和矿产品为其主要外汇收入来源的国家来讲，价格下降是一场灾难，通常反映在本国货币贬值方面。但对进口初级产品的国家来讲，价格下降使其获益。即使金德尔伯格是对的，价格下降并没有引起支出的增加，但这使得货币的购买力增加（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了货币的实际供应）。在美国，这两种影响都存在。农场主遭受了损失，但整个经济体中的其他部分却获得了收益。最初出现的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在美国的净影响因而可能是积极的，因为在美国，初级产品的消费者多于其生产者。
然而美国获得的收益是有限的，因为总体商品价格水平在1930年开始下降。更为普遍的通货紧缩并不能归因于卡特尔的崩溃，而且与股市崩溃也没有直接的关系，通货紧缩是前述的信贷紧缩所导致的总体需求下降的反映。股市崩溃和原料价格大跌是通货紧缩传导机制的一部分，这种紧缩影响了经济活动。但是它们仅仅是整个复杂问题的一部分。
最后，近来的一篇文章为1930年消费的急剧下降提供了新的解释。马莎·奥尔尼（Martha Olney）认为消费信贷结构使得那个时期的消费高度不稳定。如果一个消费者在一桩汽车贷款上违约，为了利用这种最重要的消费者信贷，他就不再拥有对作为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