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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后果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1936—1937年的衰退进一步强化了其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对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的偏好。1935年年底，联邦政府开始担心过多的银行准备金会存在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联邦政府希望刺激借款，采取了大胆的做法。1936年8月以及1937年3月和5月，联邦政府将准备金提高了一倍，同时提高了保证金率，削减了贴现率。银行的反应是大量削减贷款以保持过量的储备金，这成为经济急剧紧缩的开端。这次经济衰退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1937年的实际人均收入比1929年还要低。
对流动性的需求促使银行减少贷款，并增加对现金和证券的持有。贷款成为与证券市场有密切联系的货币中心银行的业务。货币中心银行一直是活期贷款市场重要的参与者，其主要业务是将同业存款和其他存款投资以贷款的形式向券商投资。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大大降低了货币中心银行吸引同业存款的能力，也降低了活期贷款市场的重要性。联邦资金市场逐渐在货币市场上占领了重要地位。
1929年股票市场的冲击（8）
由于《格拉斯斯蒂高尔法》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由此禁止商业银行对其企业客户提供长期资金，因此，银行开始从事期限较长的定期贷款。商务部（the Department of merce）和复兴金融公司鼓励这种改变。传统上，对贷款普遍可以接受的最长期限是6个月。现在，商务部和复兴金融公司对银行观察人士指出，不能仅仅因为贷款期限较长就横加指责。1935年的《银行法》允许联邦储备银行出借具有优良资产的证券，而不管到期日的长短。在贷款额被限制到资本和剩余资金的10％时，即使货币中心银行也感到对重要公司发放贷款存在较大难度。解决办法是建立银团联合贷款，从其他银行吸收资金。
改革后的商业银行看起来好像获得了成功，它不再是联邦储备银行的成员单位，同时，也被保护免于受到“过度”竞争，并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险。在银行休假制度实施以后，银行破产的数目下降了。在30年代以后的几年，银行破产减少了（见图）。损失程度也大大低于大萧条时期，并且能很容易地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处理。银行体系安全性的显著提高是有代价的，例如要支付给存款人利息，服务的类型和新的机构减少了。对准入以及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削弱了竞争，但有助于提高银行业的投资回报率。
30年代的证券业处于低潮时期，当时新的发行市场受到限制。由于惊慌的投资者逃离市场，同时由于1932年出台的《税收法》（the Revenue Act）提高了对股票的过户费并对债券征税，证券交易的规模急剧萎缩。强迫顾客缴纳超过券商要求的保证金的规定进一步抑制了交易，降低了市场的灵活性。市场参与者对要求新发行证券公开报价的规定抱怨颇多。证券直销者担心股市冷清时期市场态势的变动，发行者不愿公开披露信息，那些在有价证券上市登记表上签字的机构则害怕承担民事责任。由于无须承担上述这些成本，定期贷款和直接包销（private placements）变得重要起来。为避免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繁琐审查，对新发行证券的直接包销，从1900—1933年间不足市场总发行量的3％攀升到1939年的23％。
1933年的《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之所以被通过，是因为相信信息披露会为投资者合理分配他们的资源提供必要的信息，并为所有的投资者创造一个具有“公平游戏规则”的市场。尽管规定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但是实际的状况几乎没有改进的迹象。与整个市场相比，那些购买并持有新发行证券的投资者，其平均收益实际上与新政实施前后一样。只有那些仅仅在地区性交易市场发行的不够成熟的证券品种，信息成本可能比较高，这是新政实施前错误的定价策略的结果。收益率确实下降了，这意味着风险降低了。但是这也可能反映出风险较高的证券向直接分销方式转移了。
新政也改变了家庭抵押市场。由于非机构贷款者不能获得联邦抵押保险，私人拥有的抵押贷款降低了。储蓄贷款协会的抵押贷款占了整个抵押市场的 1/3，是最重要的贷款者，其次才是商业银行。大多数储蓄贷款协会成为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系统的成员，但是只有30％的储蓄贷款协会获得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的保险。保险的吸引力降低是因为储蓄贷款协会保持了限制资金撤出以防止大规模挤兑的权力，同时，也因为储蓄贷款协会没有从以前的保险管制中看到任何好处。那些受到保险或者由联邦政府特许的机构比没有保险的储蓄贷款协会的风险预期要低，或者是因为那些稳健管理的储蓄贷款协会加入了联邦体系，或者是因为管制迫使它们降低了承担的风险。但是几年后这些影响就消失了。被保险的储蓄贷款协会比没有保险的储蓄贷款协会显示了更高的风险预期，这表明保险的道德风险开始发生作用。
受到违约行为的损害，人寿保险公司的抵押贷款减少了，从1930年占资产总额的40％下降到1940年的19％，并取而代之以美国政府债券为抵押品。保险公司仍然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其超过1/4的资产投向了公司债券，这些公司债券被直接分销者购买的比重也日益上升。
尽管大萧条前夕，金融部门也受到管制，但新政进一步强化了现存的对金融中介的管制框架，并增加了新的管制制度。联邦控制的范围也扩展到了金融市场。从总体上看，新政把金融机构界定得更为狭隘，对它们的定价策略和准入施以限制，这都抑制了竞争。对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引进的存款保险制度促进了这些机构提高风险承担能力的积极性。但是，由于经济冲击和出人意料的政策，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不规则波动，新政试图达到的大部分效果都被隐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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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1）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联邦政府又想办法将储蓄流量转变为战争资金。战争促使政府尽最大努力转变资源用途，当时使用的资源在数量上确实比以往和以后的战争都要大，战争期间的累计支出相当于年国民收入的3倍。尽管税收增多提高了收入，使其可以支付60％的支出，政府仍然面临着两难困境，不得不借款。如果公众不相信政府有可靠的融资计划，投资者就会去购买高利率的债券，而这会提高战争成本。当时采取的策略是施加了一系列控制，以保证财政部以较低的利率借到款项，从而盯住利率水平。随着放弃中立国的地位，1942年4月美联储宣称它将购买所有的短期国库券以维持不高于3/8个点的利率（见图）。债券利率保持在。这一上限表示政府决心保持较低的长期通货膨胀率，即使有必要进行货币创造。因此，通货膨胀率降低了（见图），政府成功地出售了7个战争公债（War Loan）和一个胜利公债（Victory Loan）。
政府要求降低消费耐用品的生产的规定使得消费者的支出转向政府债券。1941年夏天，政府发布了第一道限制令，禁止生产汽车、卡车、冰箱、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这些产品的生产厂家不得不转而生产军需品。战争期间，商品的缺乏促使消费信贷减少。由于建筑材料的缺乏以及没有把家庭建筑计划列入优先发展规划，大多数的家用建筑工程都停止了。对新产品生产的限制以及高涨的需求，使得耐用品以及没有受到控制的产品的价格都被抬高。通货膨胀促使联邦政府于1942年4月出台了《最高价格通用规管法》（General Maximum Price Regulation）。后来，又采取广泛的配给制，进一步配合价格控制和价格管理措施的实施。通过限制支出，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得到控制，使得政府在创造较少的货币的条件下，可以获得同样规模的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资金从私营部门撤出，并重新建立了金融中介的证券组合。监管者督促金融中介更多地投资于政府债券，他们的工作也减轻了。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一旦证券价格抬高，就几乎失去了保持大量超额准备金的动力。那些支付利率型的证券不会因为价格变动产生风险，基本上能够满足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要。尽管降低了超额准备金的要求，但是在管制经济条件下，银行不能轻易地扩大支出。相反，新的银行投资中有90％是美国政府的债务。储蓄贷款协会和人寿保险公司也将大量资金蜂拥投向国债。
货币和资本市场在战争期间被榨取得一干二净。商业票据市场不存在了。1939—1945年，优质的企业债券每年都在减少。联邦政府将保证金要求从40％提高到100％，中止了对投资者的贷款，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模甚至下降到低于萧条时期的水平。市场缺乏活力使证券交易委员会被称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机构，其职员中有1/3暂时辞职而转为军队服务。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人们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出现短暂繁荣，随后陷入艰苦的衰退时期。但实际上，只在1945年军队大规模复员时，出现过短暂的萧条。从战时生产到和平时期生产的迅速转变，使经济出现了3年持续增长。1946年价格控制减弱，通货膨胀率立即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流通速度增加的结果，而不是货币基础增加的结果。和平时期出现的通货膨胀为盯住利率提出了新困难，于是1948年联邦政府第二次提高了准备金率。尽管这一政策加速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但是它同时抑制了通货膨胀及其对联邦银行的利率政策带来的威胁。有些观察家认为，联邦政府维持低的利率，是为了最小化对财政部的偿债成本。但是，回想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联邦政府担心的应是对于那些持有大量长期政府债券的银行而言，利率的上升会引起其大规模的资产损失。而在战后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