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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都带有退步的特征，但是对高关税的支持是广泛而多样的。而且这些支持到20世纪还是那么有力——直到1934年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之后，高关税的支持率仍然很高。制造商欢迎高关税体系，因为这可以使他们摆脱欧洲竞争者的破坏而建立全国性的营销组织。高关税与其说是为亚当·斯密所支持的“幼稚产业”带来利益的话，还不如说是为美国大公司带来了利益，这些公司完成了纵向一体化，获得了胜过欧洲竞争者的长期利益，欧洲竞争者则被限制在狭小的市场中。高关税同样对工人有利，他们害怕来自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低工资劳动力的竞争。最后，高关税为共和党人的转移支付、公共事业和军事行动提供了资金。共和党政府运用高关税为国家第一个重要的保险体系提供资金——一个为美国退伍军人提供养老金和伤残补贴的庞大计划。当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养老金支出的范围逐渐扩大后，它就成为了共和党巩固自身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整个北方共同体的领导人开始习惯于从后来著名的“政治拨款”——用关税收入来提供资金的年度河流和海港议案——中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在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关税收入为美国大型舰队的建造提供了资金，这是美国要在全球拥有发言权的必要条件。美国政府债券的持有人同样也支持高关税，因为他们的本金和利息的支付都要由关税收入来提供，而且他们在得到本息偿付的时候不会增加税收负担。那些因为欧洲资本更便利地流入美国而获益的美国银行家也支持高关税。他们感激关税收入向欧洲人偿付了公共债务。
美国内战后，民主党对关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向共和党的权力发起了挑战。民主党人利用美国革命和早期共和国的思想攻击特权、垄断权力和公众的堕落。民主党人攻击关税是“托拉斯之母”，也是共和党向大公司提供补贴计划的主要动力，这使得民主党在农民、南方人、中产阶级消费者和小企业主之中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因此，从整个国家来看，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之间的尖锐冲突主要就是对关税和普通税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塑造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的税收政策。共和党内部在税收问题上也出现了两极分化。共和党激化了阶级冲突，而且把税收问题推到了政治的中心位置上，并一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一直以财产税作为传统税种的州和地方税收在19世纪后半叶也出现了动荡。由于美国内战之前的商业扩展和工业革命聚集了一定的力量，杰克逊主义的改革者试图将财产税扩大到所有财富形式上；在大多数州，他们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财产税体系，不仅包含了不动产，也涉及“无形的”财产。大多数州都在州宪法中添加了具有广泛性（即要求所有财产——不动产、个人财产、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都要纳税）和同一性（等值财产以相同税率纳税）的税收规则。
但是在美国内战结束到1900年之间，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显然，一般的财产税已不能兑现对所有财富以相同税率征税的平等主义承诺。一方面，现有的行政结构常常严重依赖自我估价，无力发布和决定现金、贷款、支票、股票、债券和抵押品的价值，在大城市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在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期间和美国内战以来长期的物价下降中，估价程序对价格水平的变动反应不敏感，这意味着财产税的负担越来越重，对农民和小企业主尤其如此。他们成为了20世纪新的财产税改革运动的主要力量。 。 。。 想看书来
19世纪的背景（2）
直到1917年的进步主义的政策措施
20世纪前20年的税收改革是整个20世纪公共政策最重要的开端。在联邦层次上，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的通过以及联邦所得税的实施建立了现代财政收入体系的基础。由于所得税被证明是一种具有高弹性的收入来源，它最初的采用是与社会公正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得税的采用主要是受“民主—中央集权制”（democratic statism）——一种运用国家权力工具促进民主的社会秩序的思想——的推动，其目标是运用联邦政府的征税权力重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这种再分配意义上的民主—中央集权制是一个重要主题，它把联邦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采用的许多政策措施结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民主—中央集权制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是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憎恨垄断、反感商业的早期共和主义国家传统的重新结合。民主—中央集权制的倡导者将这种观念本身视为美国革命理想在新工业社会条件下的反应。通过提供拥有丰富机会的社会秩序来促进个人解放的战略仍然继续，但在战术上有所改变。对民主—中央集权制的倡导者来说，国家是一个必要的工具和同盟，是有益无害的。
“民主—中央集权制”之所以肇始于20世纪初，不仅因为其以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传统为基础，而且也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可怕的萧条的结果。萧条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打击了重建国家收入体系的普遍热情。经济上的困境刺激了平民主义者以及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的支持者发起一场运动，希望通过税收措施来实现社会公正。运动的焦点渐渐集中于累进的所得税，并促使在1894年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Wilson Gorman Tarriff Act）中实行了一种适度的联邦所得税。所得税运动发起者的核心观点是，以回归美国革命的理想为基础，税收应该根据“能者多付”原则来重新分配财政负担，而且要有助于恢复经济权力的集中化。累进所得税运动真正激进的地方在于以对最富有的人和公司进后征税为目标建立整个税收体系。所得税运动的支持者认为，税收不应该涉及普通人的工资和薪金，而是要对不劳而获的利润和垄断权力发起攻击。这些曾被剥夺的人现在变成了剥夺者。
但是，有一种保守的观点与控制美国改革的民主—中央集权主义展开了竞争，持这种观点的人是被称为“进步的资本主义者”或者“公司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学家。这些改革者强调政府对公司的鼓励以及个人与公司之间的善行。但与民主—中央集权观点相反，“进步的资本主义者”或者“公司自由主义者”颂扬的是现代公司的效率，他们的目标是加强投资体系。对他们而言，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只有在解决和缓和那些抑制经济增长的冲突或者对抗力量的时候才是必需的。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民主—中央集权制和公司自由主义在努力为工业社会构建一种更高水平的秩序方面还是一致的。两种方法倡导的改革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强化全国性的制度，它们结合在一起就引起了所谓的进步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使得它们两者都支持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尤其是支持对经济进行管制。进步主义的这两个主要分支共同推动了联邦铁路管制的发展，使得《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得以通过（1914），建立了联邦储备体系（1913）。这两个分支，或者新自由主义也共同塑造了美国的国防方针。尽管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可能是保护美国人在欧洲的经济利益，但在伍德罗·威尔逊和他最狂热的支持者眼里，美国参战也是“民主—中央集权”的体现——表明了代表整个工业化世界的民主现代国家的一次集体动员。
但是，民主—中央集权制和自由资本主义在税收计划方面达成一致的过程要缓慢得多；直到20世纪20年代二者才结合到一起。结果是，联邦所得税的改革进展缓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民主—中央集权制提供了一个占上风的机会。早期的民主党领导人主要关注关税改革，而且与共和党人相比，民主党更偏向于小政府，在开征新税种方面也很保守，即使新税种比关税更为公平。共和党领导人更偏向于继续依靠关税或者是采用全国销售税。但是，对所得税的普遍支持逐渐增长，来自两党的国会领导人最终在1909年联合起来，希望各州讨论第十六修正案。到1913年各州才批准了这一修正案，其中1912年的总统选举在关键时期起到了推动作用，在选举期间，公众普遍支持出台反对垄断权力的联邦政策，政府热情空前高涨。
19世纪的背景（3）
尽管公众越来越支持征收所得税，但在威尔逊当选总统后并没有在所得税方面采取多少措施。政府内部基本上没有人相信该种税收将成为主要的、支配性的财政收入来源。即使是所得税的支持者也不能确定所得税将发挥多大的作用。1913年的《安德伍德关税法》（Underwood Tariff Act）对个人和公司收入都设定了1％的“名义”所得税税率，而且把美国所有的中产阶级都排除在所得税应纳税人员之外。其间，关税仍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而且由于威尔逊政府削减了税率从而使关税成为更重要的一个源泉。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冠以“进步主义”之名的各种改革运动使得美国所有级别的政府都扩大了它们的财政范围。在联邦一级，增长最大的一项是陆军和海军的预算；扩大管制行为方面的财政支出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最显著的财政变化发生在地方一级政府。在20世纪头10年，城市化进程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