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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尤其是压缩公路和学校建设的开支。但是，州宪法是禁止赤字财政的，新发行的州和城市债券特别难以销售。因此当萧条进一步恶化时，尤其是在1931年和1932年，州和地方政府发现不可能像平常那样管理经济活动，也不能继续使预算维持平衡。州和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更激烈的措施干预经济，将开支压缩到1931年的水平，并在1933年和1934年进一步压缩了开支。州政府非常欢迎联邦失业救济基金和公共工程，尽管它们坚持要求联邦紧急救济局和PWA向州政府发放匹配的基金。当经济有所复苏后，尤其是在1936年和1938年，州和地方政府恢复了公共工程和教育方面的开支，从而再度增加了它们的总费用。
但是，税率的迅速提高抵消了州和地方政府开支的所有激励性效果。州和地方政府在1929—1933年间每年都会提高税率，直到1936年税率仍然保持在高水平上，而且还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州政府扩大了销售税的范围，提高了税率，这种情况持续到1940年。在这些年中，州政府的多数基金都是通过这种征税方式而筹集的。到1940年，汽油、烟草、酒、软饮料和人造黄油的消费税以及新开征的普通零售税——在1932—1937年间有33个州征收了这种税——带来了5亿美元的收入。其间，地方政府提高了财产税的有效税率。在州和地方政府是一个“好政府”这种信念的帮助下，政府褒奖诚实的纳税人，推动新政中成立的房主贷款公司的工作，这个公司要求借款人以税收形式归还贷款，以此作为得到补贴和低利率按揭贷款的条件。税收的增加使得州和地方政府在1933—1939年间出现了巨额的充分就业盈余。事实上，这些盈余足以抵消联邦政府在这7年（除了两年有盈余）中的预算赤字。
在罗斯福政府将预算赤字开支作为一种积极的措施来采用的同时，预算控制也进一步集中了。1939年的《改组法》成立了总统执行局（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EOP），将预算局（原属财政部）和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原属内务部）并入总统执行局，又在EOP中设立了紧急事件管理办公室。在公共购买方面，国会强调要通过协调和取消重复行为来实现压缩开支的目标，但主要的目的是加强总统对急剧扩张的执行部门的控制。总统新权力的核心是提高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技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萧条时代的危机（5）
1939年的《改组法》推动了凯恩斯主义的胜利。到1939年，在政府部门服务的经济专家比在1933年或者1937年的时候更加偏爱赤字，政府中的这些专家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中找到了他们的政治立场的基本原理。在1939—1940年间，支持凯恩斯思想的经济学家的队伍不断壮大。某些像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用凯恩斯的理论来支持他们永远的信仰：如果没有长期的赤字或者激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经济停滞就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像保罗·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这样的经济学家也是吸收了凯恩斯《通论》（General Theory）的营养而成长起来的。这些经济学家纷纷供职于商务部的产业经济局、预算局和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等部门。
然而普通公众对维持赤字并没有什么热情。1938年，罗斯福政府制造了一种舆论，说联邦政府在衰退或者萧条时期将不会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比如胡佛政府1932年的增加税收和罗斯福1937年的削减开支）。这样，公众就普遍习惯了（如果不是热情地支持的话）用持续的赤字来实现经济复苏。国家借助新政将经济逆转时期的扩大开支计划制度化了。尽管国家没有清楚地定义支出和赤字策略，但它事实上已成为制度；况且，也没有哪个联邦政府部门能够清楚地阐述与之相关的可靠的技术和数据。
新政所引发的舆论对凯恩斯主义的关注并不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一部分。虽然新政将联邦政府推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中，但美国公众心目中还是没有接受国家财政大幅扩张是正当的这种条理清晰的理论。尽管再分配税仍然是个人所得税体系的核心，但新政的民主—中央集权制税收政策并未持续多久。相反，在新政中受益的各种集团一方面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秩序，另一方面又对他们从新政中得到的好处心存感激。这些集团想要得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利益，但又希望联邦政府保护它们免遭巨大的市场风险的伤害，当社会失序已非常严重时，它们又希望与竞争对手达成一致。
第三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和国会将国家的优先战略转向了取得战争的胜利。防止通货膨胀而不是治疗萧条成为主要的财政问题。罗斯福追求的是避免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那种由巨额赤字导致的通货膨胀。
但通货膨胀的压力却非常大。珍珠港事件后，政府开支急剧增加，并且一直增加到1945年。这种增加表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相比，从和平用途转向战时需要的资源要大得多。联邦政府开支的平均水平在1942—1945年间几乎达到了国民总产出的一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平均水平的两倍。此外，资源用途的转移更快更持久。在美国保持中立的时期，对战时压力的调整就已经开始了，这段时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准备期要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长得多。但不同的是，罗斯福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后面临的是经济萧条而不是通货膨胀。
罗斯福和国会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筹资经验，认为政府应该加强价格控制，对每一种稀缺的物品实行配给，并尽可能地提高税收——以应付战时开支，防止消费者与政府竞争而抬高价格。由于财政收入增加，联邦赤字从1941年的62亿美元增长到1943年的574亿美元之后，在战争期间就大致维持在1943年的水平了。
但是，特别税的选择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罗斯福重新燃起了1938年被国会粉碎的改革雄心。像威尔逊和麦卡杜一样，他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都偏向通过税收来为战争筹资，向公司和高收入者增加更重的负担。1941年，摩根索提议对利润率在6％以上的所有公司征税。罗斯福则走得更远：“在国家的生死关头，所有超额收入都应该为赢得战争服务。”1942年他在两院联席会议上说到：“任何美国公民的税后净收入都不应该高于25 000美元。”
但这种激进的战时税收提案面临两个重要障碍。一是来自军队计划者、对外政策战略家、金融巨头和经济学家等集团的反对。在整个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些专家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后果，认为如果发生另一重大战争的话，要吸取这些教训。这些专家希望动员更多的资源，而且要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利地、可预见地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推崇的是一种“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所得税政策——就是对工资和薪金征收所得税。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萧条时代的危机（6）
罗斯福战时提案的第二个障碍与威尔逊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国会强有力的反对。包括民主党人在内的许多国会议员与《时代》周刊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警告摩根索的计划“在衰退和失业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将大大削弱公司的资金实力”。
国会否决了罗斯福的提案，让“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所得税成为了新的税收体制的基础。由于免税标准很低，大量的财政收入就来自对工资和薪金征收的税收，而不是来自利润、股息、利息和租金收入。结果是个人纳税者的人数从1939年的390万增加到1945年的4 260万，联邦所得税收入从1939年的22亿美元猛增到1945年的351亿美元。如两位经济学家所言，“从乡村俱乐部到铁路边，到处都是纳税人”。向广大公众征税代替了向某一阶层征税。同时，联邦所得税逐渐支配了国家的税收体系。 1940年，联邦所得税只占总税收额的16％；到1950年，联邦所得税已占到总税收额的51％。
向大众收税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公众普遍愿意为战争贡献力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争动员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需要使用再分配性质的税收体制来获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他们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而且罗斯福政府的宣传机制也用在了说服新的纳税人方面，让他们相信自己应该纳税。财政部、国内税收局和作战新闻处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这种宣传遍布媒体，遍及全国。在宣传中，他们又搬出了威尔逊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起到有效作用的爱国主义和公民义务这些工具。在这个过程中，罗斯福政府认识到以大众为基础的所得税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自愿的合作。所得税的成功进而再度证明了民主政府的筹资能力。
与赢得中产阶级支持的宣传同样重要的是新税收的结构。普遍的税收减免（比如降低家庭按揭贷款的利息，减免州和地方税收）使新的税收体系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此外，与许多公司偏爱和支持的国家销售税相比，中产阶级纳税人更喜欢所得税。而且，对萧条卷土重来的恐惧使公众对这种有利于公司，使公司享受特权的税收更为宽容。但是这种天真的宽容与新政支持者的激进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表明所有人都有责任进行自利的启蒙。最后，以同样的精神，许多新政的立法者把群众税视为确保财政收入、支持联邦社会公平计划的最佳途径。1943年，在工资薪金中预扣税款这种方法的引入也使税收增加不少。就像戴维·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写的那样，“国会和总统愉快地学到了汽车销售商很久以前就学会了的东西：分期付款的消费者会被诱导花更多的钱，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总的债务，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