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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述这些一般类型的测验得到普遍使用：
第一级智力测验（First Grade Intelligence Tests），
幼儿园测验（Kindergarten Tests），
个人意志发展测验（Individual Will…Development Tests），
“智力”测验：法语，拉丁语，视唱，算术和分类测验（Intelligence Tests： French，Latin，Sight…Singing，Arithmetic and Classification Tests），
“智能”的自我管理测验（Self…Administering Tests of Mental Ability），
机械能力测验（Mechanical Aptitude Tests），
“智能”的团体测验（Group Tests of Mental Ability），
雇用测验（Employment Tests），
职业指导测验（Vocational Guidance Tests），
拼图和阅读测验；打字和速记测验（Spelling and Reading Tests；Typewriting and Stenographic Tests）。
在编制这些测验时，动用了几十万名儿童和成人。任何人不得不对这些测验创始者的耐心和勤奋表示钦佩。这种测验一旦设计出来，便成为一项工具。所有这些测验背后的主要目的是根据个体的表现水平，根据年龄及其诸如此类的情况，找出把大量个体进行分类的测量标准；表明缺陷和特殊能力，民族和性别差异。
在测验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两种相当不切实际的想法：
（1）已经宣称存在这样一种本质上作为“一般”智力的东西；（2）存在着这样一些测验，它们能使任何人从后天获得的能力中区分出“天生的”能力来。对行为主义者来说，测验仅仅意味着对人类表现进行分级和取样的手段。
社会实验
乍一看，在所有的社会实验中，我们具有两种一般的程序：
（1）我们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如果我们在社会情境中作出如此这般的改变，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无法肯定情况将会有所好转，但是总会比目前的情况要好。让我们作出改变吧！”通常，当社会形势变得无法忍受时，我们就会盲目地采取行动，而不唤起任何言语的关联，正如我在这里已经指明的那样。
我们可以将程序（2）描述如下：“我们想要这个人或这批人做某件事，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安排一种情境使他做这件事。”这里的程序有些不同。社会盲目地用尝试和错误（trial and error）进行实验。但是反应是已知的和得到赞同的。操纵刺激不是为了看一般说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而是为了引起特定的行为。你们也许不会清楚地了解这两种程度之间的差别，但是，举些例子也许会使之清楚起来。首先，我们都必须承认，社会实验目前正以很快的速度进行着——对于轻松自在的凡夫俗子来说，正以惊人的高速度进行着。作为上述第一种程序的社会实验例子，我们举战争为例。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言，当一个国家进行战争时，该国采取的反应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同样，当儿童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积木被随手推倒时，这也是盲目操纵刺激的一个例子。
禁酒不过是对一种情境的盲目的重新安排（blind rearrangement）。酒吧带来了一系列为社会所谴责的行为，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对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无法作出任何合理的预言，于是把整个的情境彻底摧毁，并通过批准第18号修正案创造一种新的情境。确实，在这里，他们期望产生某些结果——禁止饮酒，降低犯罪率，减少婚外性生活，如此等等。但是对于研究人类本性甚至研究地理的任何学者来说，尽管无法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但仍可以预见到那些结果不会发生。这种结果，除了在较小的城镇之外，当然是和这些期望相违背的。在大城市中，或在大城市附近（那里的法律控制不很有效，而且那里的舆论是一种较差的控制因素），我们的监狱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拥挤。犯罪十分猖獗，尤其是凶杀案盛行。后者正开始引起人寿保险公司的关注。一家保险公司单单在1924年由于凶杀案的赔偿便损失了75万美元。还有，成千上万的公民由于参加酒类走私而被枪杀，或者由于酒精中毒而死去。所有这些情况使得禁酒法律一再遭到践踏，其直接的后果是，人们对法律的恐惧消除了；而当一项禁令不受惩罚地被打破以后，不仅药品推销员的特殊禁令失去了它的控制性，而且对那位特殊的药品推销员的所有禁令也会趋向于变得无效。在原始社会里发生的情况今天又发生了。毫无疑问，人们对所有的法律都抱以轻率的态度。
俄国君主政体的垮台和苏维埃政府的形成是盲目操纵（blind manipulation）形势的又一个例子。不论是朋友或敌人，都不会预言行为的变化将会增加。事实是，这种变化已经阻碍了俄国的工业进步，而且可能已经使俄国人民的知识和科技倒退数百年。无须进一步的精心阐述，我们便可将一些问题用一般图式归纳如下：
在这种社会实验中，社会往往会深深陷入困境——并不通过小规模实验手段摸索着寻找出路。社会并不以任何明确的实验程序来工作。它的行为往往有点像乌合之众，换成另一种说法，也即组成团体的个体退步到婴儿期的行为状态。
与此相似，社会实验在上述程序（2）中进行着。在这里，反应是已知的而且为社会所认可——婚姻、未婚者的克制、参加教会、基督教十诫中要求的积极行动，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都是这些得到认可的反应的例子。我们再一次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我们的实验包括建立一组组刺激，直到从刺激的正确群集中得到特定的反应为止。在尝试安排这些情境时，社会往往像低于人类的动物那样，盲目地和杂乱无章地工作着。确实，如果有人想一般地归纳出以往2000年中社会实验的特点，那么他就把这些社会实验称之为鲁莽的、不成熟的、无计划的，并说即使有时有计划也是根据某个民族、政治团体、派别或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在社会科学家的指导之下——假若存在社会科学家的话。除了可能在希腊（Grecian）历史的某些时期以外，我们从未拥有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今天，我们自己的国家是历史上最糟的罪犯之一，实际上是由一批职业政治家、劳工宣传家和宗教虐待者统治着。
我能否在这里提请你们注意这一事实。行为主义心理学用遗传学方法解决问题，从简单趋向于更加复杂，从刺激产生的反应中积累大量资料，并从特定反应引起的刺激中积累大量资料，这是否将证明对社会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利益呢？行为主义者相信，他们的科学对社会的结构和控制是基本的，因此他们希望社会学能接受它的原则，并以更加具体的方式重新正视它自己的问题。
通过常识性观察我们能够学到什么？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主要地谈论了技术方法问题，我们能否单单通过观察人们而完成有助于个人的常识心理学（commonsense psychology）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我们对人们进行系统的而且是足够长时期的观察，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不论他是否研究过心理学，他确实已经在心理学方面具有相当的结构（organization）。如果我们不能或多或少自信地预测反应并推测刺激可能产生的效应，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又将处于何种地位呢？你越是对他人作更多的观察，你越有可能成为更优秀的心理学家——你也越能与其他人融洽相处——而更加合理调整的生活则来自与人们融洽相处的能力；具有这种能力，实际上完成了合理调整生活的一半。为了学会实践心理学，人们不必成为研究条件反应的学者，尽管这项研究是有益的。
上周末我会见了一个人，我曾答应向他提供一点有益的实践心理学。他一直处理不好自己的生活。由于上周末参加了运动量较大的健身活动，因此星期一早上起来，他感到浑身疼痛，昏昏欲睡。他大声地呻吟，抱怨假期中所有不满意的地方，并且正要准备刮脸和洗澡。我便对他说，“稍稍放松你的臂和腿，照常做你的例行工作，并且洗个温水澡，这将使你恢复健康”。这些言语刺激导致了行动。他便坐下来吃早餐，而且感到舒服了。不过他的鸡蛋煮得太老了。他正打算召唤女佣时，我注意到女佣的脸色不那么好看，似乎在说：“无论如何我不喜欢周末那天来的客人，你们这样正是活该。”我便轻声地对他说：“留神，这名爱尔兰女佣正烦躁得找碴儿发火呢，你最好在你妻子醒来时打电话通知她，让她来臭骂她一顿。”
我们赶去乘火车，就因为只差了20秒钟，结果没能赶上。他急得直跺脚，咒骂并大声地说：“3个月来，这是第一次火车准点。”他的反应在性质上是孩子气的。待他冷静下来后，我们乘下一班火车去上班，他的情绪低落，这是任何人都可以观察到的。他一天的生活从一开始就乱了套。作为一名行为主义者，以前进行过的常识性观察已经向我提供了大量数据可以预测，由于一开头就不顺利，也由于自身的气质（temperament），他这一天肯定会过得很糟。这种情况从我这里引发出明显的言语反应：“你今天必须注意你和人们接触的态度，否则你会伤害他人的感情，并使原先开头没有开好的一天结束时也会很糟。”
这番话对他是个很好的提醒。当他的秘书递给他信件时，他面带笑容。他埋头工作，不久便沉醉于他特别适合的技术世界中了。午餐时间来到时，他放慢了工作节奏，和一位同事谈着话。我恰巧路过，听到他正在大声地提抗议。对他周末家庭生活的观察给我以许多启示。我能推测使他烦躁的原因大概是什么。我认为我能再次帮助他改变他的世界，于是我说：“你没有邀请你妻子到镇上来和我们一起吃中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