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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像一个英国的伦敦佬说话那样，像一个英语说得不连贯的法国人说话那样，像一个南方人说话那样，像一个小孩说话那样等等。于是，在我们说几乎每一个单词的过程中形成的习惯的数目和变化多得不计其数。从婴儿期开始，我们使用言语，其作用将一千倍于我们使用双手来表达的情形。从这种情况中生长出即使心理学家看来也难以把握的一种复杂的组织，而且，在我们外显的言语习惯形成以后，我们不断地同自己交谈（思维）。新的组合问世，新的复杂性出现，新的替代发生——比如，耸肩或身体任何其他部位的运动都成了替代一个单词的信号。不久，任何一种身体反应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单词的替代。
一种可供选择的观点有时促进了这种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在大脑中发生的所谓中枢过程如此微弱，以至于没有神经冲动通过运动神经传输到肌肉，因此在肌肉和腺体里面没有反应发生。甚至拉什利（Lashley）和他的学生，由于他们在神经系统上的浓厚兴趣，看来也坚持这种观点。近来，阿格尼丝（Agnes M。 Thorson）＇6＇发现在内部言语过程中一般不出现舌头的运动。即使这种情况确实，也不会对目前的观点有任何压力。舌头上面具有非常敏锐的受纳器（receptors），是肌肉一侧翻卷食物的大块器官。在内部言语过程中，它确实起了一部分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可能像爵士乐短号手把手伸进号角调整声音时所起的作用一样。
对行为主义者观点的一些有利证据
（1）我们的证据的主要线索来自于对儿童行为的观察。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当儿童独处的时候，他不停地说话。3岁时，他甚至出声地计划一天的事。当我把耳朵凑近育儿室门外的钥匙孔上时，这种事情经常被进一步证实。他出声地说出（我可以用文学术语而不是心理学术语吗？）他的祝愿，他的希望，他的惊恐，他的烦恼，他对他的保姆或者双亲的不满。不久，社会以保姆和父母的形式加以干涉。“不要出声说话——爸爸和妈妈从不自言自语。”于是，外显的言语减弱成低声细语，一个熟练的唇读者依旧能够读出儿童关于世界和他自己的想法。有些个体从来没有对社会作出这种让步。当独处的时候，他们大声地自言自语。更多的人，当独处的时候，甚至从来没有超过低声细语阶段。通过钥匙孔窥视那些没有高度社会化的人坐在那儿思考，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但是，在不时施加的社会压力影响下，绝大多数人都要进到第三个阶段。“不要对自己小声低语”和“你不能不动嘴唇阅读吗？”等类似的话语是经常可见的命令。嗣后，这个过程被迫在嘴后面发生。在这堵墙后面，你可以用你能够想到的最坏的名称来叫一个最大的恶霸，而不带一丝笑容。你能告诉一个惹人厌烦的女性她实际上是多么可怕，而随后又面带笑容，对她进行口头恭维。
（2）我曾经收集了相当多的证据，证明聋哑人在交谈时用手势代替言词，用他们在交谈和自己思维时使用的相同的手势反应。但是，即使在这里，社会都压制最小的运动，以至于外显反应的证据通常很难觅得。对W。I。托马斯博士（Dr。 W。I。 Thomas）来说，我得益于下述的观察：塞缪尔？格里德利？豪博士（Dr。 Samuel Gridley Howe），柏林学院和曼彻斯特盲人收容所的负责人，他曾教聋、哑、瞎的劳拉？布里奇曼一种手势语言。他声称（在学院的一篇年度报告中）：“即使在梦中，劳拉仍用手势语言以非常快的速度自言自语。”
要想得到对这个观点有利的大量证据可能是困难的。这些过程是微弱的，其他如吞咽、呼吸、循环等等过程总是在运作之中，它们可能使较微弱的内部言语活动变得模糊不清。但是，目前还没有其他站得住脚的先进理论——没有与已知的生理学事实相一致的其他观点。
这样就把建立在所有相反假设上的证据都否定了，比如，把意象主义者（imagists）和心理扩散主义者（psychological irradiationists）提出的假设否定了。自然，我们都对事实感兴趣。如果获得的事实证明目前的理论站不住脚，行为主义者将很乐意把它抛弃。但是，关于运动行为（motor activity）的整个心理学概念——伴随感觉刺激而产生的运动行为——将不得不同它一起被抛弃。
我们什么时候思考和如何思考
在试图回答“我们什么时候思考”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先向你提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用你的手、腿、躯干等等来行动呢？你如实地回答：“当我想从一个不协调的情境中摆脱出来时，我便用手、腿和躯干来行动。”我在上次讲座中曾举过例子，当胃的收缩剧烈时，一个人便走到冰箱前吃东西，或者在窗户的漏孔上贴一张纸，以挡住外来的光线。我还想提另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用喉部的肌肉来外显地活动——换句话说，什么时候我们交谈和低语呢？回答是：当情境需要交谈和低语的任何时候一当用声音这一外显活动帮助我们脱离用其他方法不能脱离的情境时。例如，当我站在讲台上讲课时，我需要言语；除非言语勤于表述，否则我就得不到我的50美金。我因破冰而掉进水里；除非我大声呼救，否则我不能脱离此境。再如，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文明要求我作出礼貌的回答。
所有这些看起来都相当清楚。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来——我们什么时候思考？请记住，我们具有的思维是不出声的言谈。当我们不出声地运用我们的言语组织，从一个使我们不协调的情况中摆脱出来时，我们思考。在你面前，几乎每天都有上千个这种情境的例子。我将给你们一个相当戏剧性的例子。R的雇主一天对R说：“如果你结婚的话，我想你会成为这个组织中更稳定的一员。你乐意这样做吗？我想让你在离开这间屋子之前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我一个回答，因为要么你结婚，要么是我把你解雇。”R不能出声地自言自语。他想说出关于他私生活的许多事。如果他这样做，他就可能被解雇！运动行为不能帮助他摆脱困境。他不得不想出解决的办法，想出之后他必须出声地说“好”或“不”——作出一系列无声反应中的最后外显反应。不是所有被无声语言反应碰到的情境都如此严重或富有戏剧性。你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被问这样的问题：“下星期四你能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吗？”“下星期你可能到芝加哥去旅行吗？”“你能借给我100美元吗？”，等等。
根据我们的思维理论，我想提出几个界定和主张。
“思维这一术语包含了所有各种无声进行的言语行为。”你们也许会说：“喂，仅仅在片刻之前你还告诉过我们，许多人是出声思考的人，更多的人甚至从来没有超过低语阶段。”按照思维的定义，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维。在这些情况中，我们不得不说：他出声地说出他的言语问题，或者他出声地对自己低语。这并不意味着思维与出声对自己说话或低语的过程不同。但是，由于大多数人确实按照该术语的严格定义来思考，因此，为了说明我们知道的关于思维的所有事实（通过观察思维的最后结果而得出的那些事实），我们必须假定多少种显然不同的思维呢？我们所指的最后结果是个体最后外显地说出的话（结论），或者在思维的过程结束之后他所进行的运动行为。我们相信所有思维形式都能在下面的标题下提出：
（1）已经完全习惯化的言语的无声应用。例如，假定我问你这样一个问题：“What is the last word in the little prayer ’Now I Lay me down to sleep；？”如果这个问题以前未被问过，你仅仅自己去尝试一下，然后外显地反应出单词“take”。无论何种学习都不会涉及这类思维。你浏览原有的言语习惯，正如有造诣的乐师浏览一个熟悉的曲段，或一个儿童出声地说出记得很熟的乘法口诀。“你只是内隐地练习你已经获得的一种言语功能。”
（2）在组织得很好的内隐言语过程被情境或刺激激发的地方（但是并没有好到或练习到无须学习或重新学习就能发生作用的地步），一种略微不同的思维发生了。我也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你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立即用心算算出333×33的结果，但是你们当中所有的人对心算是熟悉的。不要求新的过程或步骤，用若干低效的言语运动（言语的摸索），你们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进行这种运算的组织都存在，但是它有点儿迟钝。在顺利进行运算之前，不得不进行练习。对三位数与两位数相乘的问题，经过两周练习，将使你们马上给出正确回答。在这类思维中，我们具有的东西类似于在许多运动行为中具有的东西。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怎样洗牌和发牌。在一个较长的暑期结束时，我们已经对它非常内行。如果我们恰巧一年或两年没有玩桥牌，然后拿起来洗牌和发牌，这个动作便有点儿迟钝了。要想再次变得内行，必须练习几天。同理，在这类思维中，我们正在内隐地练习一种我们从来没有完全获得，或者获得的时间如此之早以至于在记忆中有些东西已经丢失了言语功能。
（3）还有另一种思维。历史上曾被称做建设性思维（constructive thinking）或计划等。它总是涉及与任何第一次尝试具有相同数量的学习。这里，情境是新的，或者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新的——也就是说，对我们而言可能是新的任何一种情境。在我为你们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情境的例子之前，让我先为你们提供一个新的操作情境的例子。我用布条把你的眼睛蒙上，然后递给你一个机械玩具，它由3个连接在一起的环组成。问题是把这3个环分开。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用不着多少思维或“推理”，甚至用不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