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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还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就像他说的;他把邓小平的精神具体化了;也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富有刺激性。然而还有更加刺激的呢。他说: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 田纪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此人长着一副圆脸;慈眉善目;任内讲话无数;没有哪次像这次这么犀利;这么真情洋溢和不留余地。听众席上一个人当场感叹:这是“一篇最为激烈的‘讨左檄文’”。田纪云话音甫落;手抄本立即传出;由党校制作的录像带畅销一时;各种铅印胶印的记录也由各种渠道传至全国。 关于“左”和右的问题;这是当时人们分歧很大的问题。没有经历过当代中国历史上那些变幻莫测的政治事件的人;不会理解这种争论在中国人的精神和感情方面所能引起的巨大波澜。这几乎是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所有大事的源头;牵涉着当时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如前所述;“左”的人士过了两年半的好日子;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掩饰对“左”的厌恶。昭阳说他们“无寸功于建设;却不断挥舞破坏的旗帜”。很多年以后万里谈到这些人;断然说:“中国的形势好不好;就看‘左’不‘左’。只要‘左’;就不行。”这个退休老人坐在自家的沙发上;一一历数“左派”劣迹;当然他也讨厌“右派”。他心目中的“右派”和别人所说的右派不是一回事。他说;“左”的人们到今天“还能自由自在;没有人批判;这是右了”。 说“左”的人们自由;并不过分。自从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没有尝到过什么苦头。被批判、被歪曲、被侮辱、被剥夺、被损害、被漠视;所有这些苦难都让主张自由的“右派”吃尽了。颂扬自由的人没有自由;而批判自由的人却挺自由;中国过去几十年里就是这样的;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压力越来越向“左”的人们靠近。若干年后;一首颂歌唱起那时候的情形;柔情似水;歌名叫《春天的故事》;其实那个春天并不温柔;火药味挺浓的。在那些“左”的人们看来;气氛异常冷酷;就像严冬骤然降临。“寒冷的西风把红花绿叶扫得一片凋零的时候;仍然坚持着;”一份杂志的“1992年6月刊”中写道:“即使是独个儿吧;仍坚持信念;不惧西风。”赵士林看到这一段;就说:这是“‘左’的阴暗心理。”一个攻击性很强的漫画家;丁聪;画了一幅新漫画。画面上有个稻草人;在狂飙中摇摇欲坠;左手握着一根“大批判”的棍子;右手捧着一纸“教条主义”的文章。几只乌鸦左右盘旋;寻找机会把那些被风吹散的稻草拣回来。脸上眉目歪歪斜斜;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左”字。画的名字叫“新稻草人”。 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于光远、王蒙、甘草、孙长江、吴江、宫达非、陈荒煤、唐达成、邵燕祥、刘心武、沙叶新、林子力、袁红冰、牧惠、许觉民、黄彦;等等;公开批评“左”派。书海出版社为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防左备忘录》。 最孚众望的作家们也加入了反攻者的阵营。冰心说:“妇女、男的、少的、老的作家们;都鼓起气来了;冲出‘左’的怪圈。”夏衍说:“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把‘左’的束缚和阻碍文艺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统统去掉。”袁鹰说:“让春风驱净阴霾;还它万里晴空吧!”巴金说;他相信“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这样就可以让他安静一些:“我需要安静。我也希望得到安静。但是我会得到安静么?” 巴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直到这个夏天为止;人们“论是非”的热情还是远远超过了做事情。文人们本来思想敏锐;更何况笔锋带着感情;写出来的文章既犀利又生动;可惜过于尖酸;也不知道给自己留点余地。中国人真是有点怪;对于战场上的敌人———中日战争的、朝鲜战争的、中印战争的、中苏战争的、中越战争的;都可以握手言和;重建友谊;可是对于意识形态论争中的对手;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不肯和平共处。就像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这头儿起来了;那头儿必然沉下去。宣传部长现在就成了众矢之的。人民日报社长的威望已经荡然无存。那位更老资格的人;理睬他的人也一下子少了;他出京巡视;处处觉得人家对他敬而远之。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5)
1992年的生活为“解放”这个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就普通的中国人而言;社会的变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拿“右”取代“左”;或者拿今天的偶像取代昨天的偶像;而意味着把亿万民众投入到生生不息的物质生活中。 新时代的最经典的场面;莫过于中越边境的前沿阵地。整个80年代这里都有一种特殊气氛。那个身材瘦小、歌喉洪亮的士兵徐良;他的锯掉左腿后斜倚在轮椅上的身躯;他唱的那首既血腥又浪漫的歌曲《血染的风采》;是这种气氛造就的结果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那些战壕、掩体、猫耳洞、弹坑、满腔的仇恨、山野中的坟茔。对于军人来说;那是神圣的荣誉;对国家来说;那是已经翻过去的一页历史篇章。战争对军人有着巨大的号召力;这没有疑问;但现在让人惊讶的是;和平对军人的号召力似乎更大。在国境那一边的凉山市;广西南宁市的邬氏兄弟和他们的亚洲店;是在战争废墟上崛起的第一个和平标志。一位年过六旬的越南将军;李文进;曾使美国军人损失一百多架轰炸机和一百多架战斗机;也曾使中国军人伤亡惨重;现在则成了新时代的英雄。他是越南经济公司的顾问;也是中越边境贸易的开拓者。 和平的日子正在到来;老山脚下一个叫天保的地方;现在成了开放口岸。战争的恐惧已经消失;但是;贸易的通道上还埋着一万八千颗地雷呢———四千枚反坦克地雷和一万四千枚防步兵地雷。4月22日;这里上演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在中国一侧;军队出动了;身负铁锨、小镐、火焰喷射器和遥控爆破器;一大串的重型推土机尾随着他们。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说;“这是一个辉煌时刻。”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消灭战争。将士们不再高歌“血染的风采”;而是高喊“边贸让战争走开”;还有“消灭战场;催生市场”。随便哪个军人都可以告诉你;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诞生以来;从来都是缴获了敌人的武器给自己用的;还没有过在“敌人”眼前销毁自己武器的事情呢。可是这一天上午九时;军人开始做这件事了:把自己的火箭筒对准自己的地雷。火焰喷薄而出;炮声隆隆;火海中;雷声滚滚。当时在场的一个作家写道:“犹如除夕之夜的鞭炮声;在老山山谷轰响不绝。”又有一道淡黄色的烟雾从遥控爆破器中飞出来;蜿蜒三十米;所经之处;火光冲天;惊雷动地。硝烟散尽;机声再起。军人们开动压雷车;向雷区滚过去。又开来十吨重的军用推土机滚压数遍。5月1日;中断十四年的中越船头公路全线通车。炮火没有了;硝烟没有了;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军人没有了;这个孕育了无数战争故事以及无数活着和死去的战斗英雄的地方;转眼间变成开放口岸;空气中飘着香蕉、菠萝、芒果的清香。“这里的一切都变了。”一个在中越边境上守了二十一年的军人;王琦;那一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战争的辉煌装进了历史的档案。” 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已经出现颠倒过来的迹象。有人在扩大私人投资———这叫“先富起来”;有人在取消“集体所有制”的招牌———这叫“摘红帽子”;逃出去的私营老板们一溜烟全都回来了———这叫“新时代的还乡团”;这些都是两年以前不可想象的。未经政府批准就开始圈地盖房子;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温州成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当初严厉指责它是“和平演变温床”的省委书记;现在说他从来就是支持温州的。无论干部还是农民;谁也不用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操心了;他们全都忙着抢粮食、抢蔬菜、抢生猪;还有西瓜、柑橘、蚕茧、羊毛、棉花……抢所有的农产品。警察在交通要道设卡;不是在追踪逃犯或者“海洛因”;而是在堵截农民和他们的蒜薹;通海县党的官员沿用当年指挥战争的习惯;把这叫做“蒜薹阻击战”;还召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农家针锋相对地说:“我们又没倒卖黄金、海洛因;为哪样堵我们?”所以串通起来打了一场“迂回游击战”。一个老太太说:“再这样闹下去不得了;要出人命的。”三峡工程被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专家论证的结果是四百零三票赞成、九票反对;但是反对派全都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英雄。 人性这东西真是奇特;无论它曾经表现出怎样的懦弱、驯服和逆来顺受;一旦有了机会;它会立即恢复本来面目。《粤港信息报》说:“改革无禁区”。《中国经济时报》说:“让思想冲破牢笼”。这种挣脱了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