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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事件”。另一家西方电台；美国之音；则具体地描述了那一天罗马尼亚街头的死伤者；说有一千人被打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偶尔出现几个画面；证明来自“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的消息；大都不是无中生有。这些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集会上的讲话遭到听众反对；军队开枪了；群众反击了；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杀了；军队中有人倒戈了；齐奥塞斯库逃跑了；不；齐奥塞斯库没有跑；他和他的一家人都被抓起来了…… 12月24日是个星期日。平安夜不平安。中国这一边；老百姓一整天都没有中南海的消息；只有李瑞环会见了一群日本人；说是代表王震的。北京人的街谈巷议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说他们可能是在为齐奥塞斯库的命运担忧呢。党中央机关报的院子里；记者们面对蜂拥而来的消息；全都目瞪口呆；他们接到社长一条指示：“凡是新华社有稿件和转载其他报纸可以解决的消息；本报记者就不要写了。” 但是罗马尼亚的记者们却格外活跃。前一天；他们让救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罗马尼亚电视台”上露面；还给了足够的时间让他说话。此人宣布齐奥塞斯库的罪状若干条。在电视大楼外面；布加勒斯特的市民围成一道人墙；呼喊着“保卫大楼”的口号；阻止军队进入大楼。那以后的几天；罗马尼亚的最新事态；就是经过这个大楼传遍全世界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保卫大楼”的口号有点多余；因为军人原本就没打算冲进去。他们已经倒戈了。到了这时候；齐奥塞斯库不再顾及给自己“民族英雄”的荣誉抹上“叛国者”的污垢；让外国军队开进来保护他；但还是没有用。反对齐奥塞斯库的人宣布他们已控制各个要点；还逮捕了那个残忍的独裁者。这件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罗马尼亚电视台的画面上；看来不再是谣言了。 最后的结果尽管人人都已料到；但还是难以置信。第二天；星期一；齐奥塞斯库已经被罗马尼亚军事法庭处决了；在致命的一枪之后；士兵们还在不停地射击；把他的尸体打得像个巨大的蜂窝。这位几个星期以前还在接受人民顶礼膜拜的总统；显然至死都不会相信；在他的人民中间居然潜伏着如此强烈的仇恨。 这一天是圣诞节；布加勒斯特的教堂里响起圣诞乐曲；街头还有二十多辆装甲车；还有零落的枪声；不过；冲突已经结束。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这样瓦解了。罗马尼亚不是最后一个；但它却是这场悲剧中最惨烈的一幕。昔日的辉煌转瞬间灰飞烟灭；新的执政者受到新的追捧。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已经表示要为“救国委员会”提供援助。那些环绕罗马尼亚的东欧国家纷纷宣布“支持罗马尼亚的民主力量”。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沉默了两天；等到星期三罗马尼亚新政府的领导人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差不多同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齐奥塞斯库的被称作“花花公子”的儿子；不过这一回他可不是往日那个风流倜傥的样子；而是一个囚犯———他在四天前就被逮捕了；神情茫然；面容憔悴；目光里充满恐惧。还有人发现了齐奥塞斯库弟弟的尸体；警察的验尸报告说他是自杀的。 这一连串变故毫无疑问构成了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共产党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过好多年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可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人世间所有最复杂最微妙也最强烈的感情一起涌出：震撼与解脱、兴奋与悲伤、厌恶和同情、崩溃与新生。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之前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独裁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美国之音”坚持说；他的罪行之一是屠杀六万多人；还企图携带十亿美元逃到别的国家去。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 也难怪报刊的领导人会沉不住气；当时就连中南海里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们；也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十六个字；意思是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政治局于是召开特别会议。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荩卿奉命去同几天前枪杀了齐奥塞斯库的新政府打交道；说中国愿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这是80年代最后一周发生的事。那些天；北京的书店里面；那些已被抛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像日夫科夫的精装本文集；还摆在书架上。驻扎北京的军队奉命提高警惕；特别小心在北京西郊大学集中的地区出事。好在大学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不过；有几个大学生来到复兴门；站在那里发表讲演；围观者几千人。警察很快来了；驱散了人群。一时间；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那时候中国人的神经特别脆弱；容易紧张；一紧张就会产生联想；一联想就会神经过敏；好像射向齐奥塞斯库的枪弹也正在朝我们中国这边射过来似的。 现在历史终于走进了90年代；全世界都在闹事。没有出事的地方也在期待着出点什么事。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男人还是女人；也不论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作家还是凡夫俗子；都充满了政治热情；而且火气都挺大。拿很多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 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可是；按照西方人那时的说法；这社会主义是谁也救不了啦。1月1日；90年代的第一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人互致新年问候。 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融合。” 撒切尔夫人说：“不；社会主义肯定要完蛋。” 对于中国内外那些研究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出人意料的南巡；实在是多灾多难。在这两个事件中间；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很多。年岁稍微大一些的青年很快转入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俚语———“一边玩儿去”；“一无所有”；有发泄内心郁闷的滑稽语———“烦着呢；别理我”、“沉默是金”；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长达脚面的牛仔裤；短统袜、厚底鞋；上身是一件圆领T恤衫；前胸后背印着手写体的大字：“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有群聚起来消磨时间的方式———“愚人帮”、“不喝白不喝”。整容成了风尚。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专家张涤生因此大为吃香。他领导的小组在这一年为六千九百三十三人做了整容手术；有个男人想要一个“阿兰·德龙式的下巴”；有个女人希望他照着英格丽·褒曼的样子为她做出一个鼻子。上海市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中；百分之五十的男生和百分之三十二的女生到舞厅去跳舞。圣诞夜那一天；“梦上海”夜总会的入场券每人八百八十八元“外汇券”①。和平饭店里还出了个穿着“三点式”舞衣的女郎。这些都是报纸上的新闻。不过这样的事情还是凤毛麟角的；大多数人喜欢去的地方是JJ迪斯科广场；每天晚上；至少一千个年轻人在迪斯科音乐中摇晃不停；狂欢到午夜。“卡拉OK”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也是在那时流行起来的。那一年中国已经有一百八十八家音像出版社；有五十个音像生产厂；销售了三十六万盒录像带和一亿一千七百万盒录音带；激光唱盘还很少；尺寸大小也不统一；几乎所有音乐都是靠录像带和录音带流行起来的。“卡拉OK”歌厅在六个月中便已遍布全国；上海有三十三家；广州四十多家；北京有五十家。其中最红火的要算北京的“四季歌厅”；三十块钱一张门票（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大约一百元）；每唱一支歌要付五元；唱得多了自然口渴；于是；一杯美国可口可乐三元；一杯日本苹果汁八元；一杯德国啤酒十元；一盘去皮切成小块的中国西瓜二十元。可你要是在遥远的陕北小县榆林的那家歌厅里；花上二十块钱；就能唱一整夜；当然你只能喝到一杯陈年老茶。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1节 活着的祖宗（3）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1节 活着的祖宗（4）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1989年底由中国旅游音像出版社出版的。这是崔健那时在大陆授权发行的惟一盒带；也是中国第一盘摇滚歌曲专辑；包括九首歌曲；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吉他伴奏；自己演唱；歌词平和；旋律悲亢；节奏强烈；情感激昂。有那一年里最为流行的《一无所有》；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会唱：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还有《让我睡个好觉———为修复卢沟桥》。他在唱这歌的时候；好像他就是卢沟桥；卢沟桥就是他： 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 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 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 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崔健这个人是当日中国流行歌坛上的异类；也是无数青年心中的偶像。把他的歌词“一无所有”写在T恤衫前胸后背；再印了他的名字；穿在身上走来走去；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而他自己的演出服永远是一身旧军装和一双大皮靴；这让人想起六十多年前的红军和二十多年前的红卫兵。有时候他会在头上扎起一条红布带；那时候“酷”这个词还没有；但很多中国青年心中已经有这种感觉。他们为崔健的扮相而发狂；当他以这种形象走上巴黎的舞台时（据说他是当时惟一能在巴黎亮相的中国大陆歌星）；连那些矜持的法国人也激动起来。 崔健矮个子；长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