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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人生活状况较好的是那些天天有钱挣的手艺人，而其他人几乎都解决不了起码的温饱问题。
第一部分第二章 国家土地管理
在中国，国家管理来源于家庭管理。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而孔夫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进一步深化、发展了这一理论。可以说，和睦融洽的家庭模式为国家管理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点，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在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远比欧洲的微妙、复杂。我们这里，孩子只在未成年时才可长期留在家里，一旦成年，他们就要脱离家庭，娶妻生子，建立自己的小家庭。而在中国，除女儿外，所有家庭成员都可以长期留在家庭里，不得脱离父母的监管。作为女儿，则随着出嫁而会失去父母的监管。男孩子们，不论他们长多大，甚至以后都年老白发了，也仍然长期居住在父母家里，而其父母对待他们如孩提时一样，享受着对他们的监管权。
虽然男人们都会有自己的小家庭，但是，他们绝不会幻想有朝一日会彻底脱离开父母的大家庭，另起炉灶，独自生活。好像布满脸面的皱纹和长期生活的阅历并没有给予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
中国家庭中子女对双亲的热爱与情感、家庭观与其事务的密切关系都是我们很少知晓的。所谓的密切关系，就是一种相互间的责任关系。其实，这种关系不但反映在家庭中，也深刻地反映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从平民到官员都被这种关系联系着，甚至，皇帝也不例外。除相互间的责任关系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关系能如此约束他们的言行，控制他们的意愿。
按纯东方人的观念，个人意愿与自由必须服从家庭及种族的需要。这一思想是贯彻始终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必须对所有的成员负责任。父亲要为所有成员负责，连他自己犯下的罪过，也要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子女。这种现象在中国的现实与历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此，各个朝代都有血淋淋的记载。如，某某大官暴尸街头，究其原因，可能不仅仅是他本人有过，而是因为他的父母、亲人触犯了国法，他本人受此牵连而被杀头，正所谓，一人犯法，株连九族。
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脱离开这种株连关系，免除惩治。
这种相互责任、相互株连的关系就好比是一部钟表机器：朝廷的制度就是工作原理，而百姓就是机器上的齿轮。在皇帝的控制下，通过齿轮（百姓）的一系列运动，而使指针（大政方针）以均匀的速度转动。而一个齿轮出现毛病，其他的齿轮就要受到影响。因此，就要被除掉。这就是当代的中国体制。
此外，这种相互间责任关系的控制就是组合。即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人都被分成若干个组、部分或行会，并从中选出各自的责任人。该责任人必须申明要代表本组合的权力与利益。在中国，这种责任人往往是在当地较有名气的，或较有威信的人。一般来说，他们愿意为当地人办事。比如，您雇了条船去对岸，但上船后，您感到，船主不但态度冷漠，甚至还对您无礼。这时，只要您找到当地的责任人，向他如实讲出控诉的理由，他就会帮助您解决问题。不但如此，他还会立即惩罚船主。以后，虽然您还是雇用该船，甚至经常乘此船上岸，但再也不会发生以前的不愉快的事了。
凡是来中国的人，虽然来的时间长短不一，但是他们的感受是一致的，即在中国的各项制度里到处都体现着相互间的责任关系。这也毫不奇怪，因为这种关系的确维护着各方面的利益。比如，商业圈子里有公认的代表或责任人。他的职责既强烈维护商人的利益，又不让圈内人损害圈外人。又比如，同一职业的人都把自己的铺子建在了同一地点，而他们选定的责任人，既要调节店铺主人与当地顾客之间的矛盾，又要防止当地官员对本行业人士的敲诈勒索。
目前，在中国，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负责人，每条街道都有行业的代表。就是乞丐等行业也都有自己的负责人。这些人要代表自己不幸的伙伴向有关当局申诉，保护自我，维护权益。
这种相互责任的关系还体现在君臣之间。下面，我们就专门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清政府中最低的一个官阶是地保（地段负责人）。众所周知，在中国，城乡内要分成许多等级不同的管理区，而最小的管理区段的负责人就被称为地保。担当这一职务的人，既不需要多少文化，又不必要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其道德品格也不见得有多高。
职务虽小，但被赋予的权力却不小，起码是本地段的最高统治者。他必须熟悉本地段的居民，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昼夜间在何处做事，暗地里都想些什么，及其经济来源等。
以上可以看出地保的权力范围是很大的。
如果，所辖居民舍得给他上贡，那么，即使该居民有什么不良的表现，或被怀疑上什么，该地保也能保证其平安无事。
当然，地保还有义务定期向上司通报本地段的情况。对此，上司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作为地保，必须对所辖区的人和事有预见性。如果该辖区内出了事，而地保事先又毫不知晓，那么，他会受到训斥的。
其实，从以上地保做人的品格来看，他们对许多事和人都是昧着良心的。因此，有些人就把他们的良心称呼为“交易心”。不过，从他们的职业性来说，有些事情，他们是不能左右的。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化解矛盾，迎合上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是他们办事的基本手段。
满清政府的街区都是是非之地，如吸毒、乞讨、偷窃、赌博以及三五成群在街头进行淫秽的讽刺表演等。地保对以上列举的事情往往采取灵活的态度：对行贿的人，则放任自流，而对没有行贿的人则立即告发到上司那里，并给予法办。
拿了人家的钱财，自然要替人家说话，替人家隐瞒事实。所以说，地保的品格可想而知。如果收贿的事被告之，而且行贿人又犯了罪，那么，地保也会受到上司的严厉惩处，甚至被施肉刑。
在中国，下属要对上司负责，上司要对下属督察。但是有一点与欧洲不同的是，在这里几乎没有道歉、平反之说。
就此，我想举个因错判而遭迫害的例子。其遭迫害的主人公就是地保。
在市内非常偏僻的空房子里，有两个中国人正在赌博。赌博期间两个人因争吵而发生打斗，其中一人被打致死。事情发生在后半夜两点多钟，当时人们正在熟睡，地保当时也在酣睡，全不知外面发生的事。但是，事发后，他被上司指责为玩忽职守：该地保既没预先制止赌博，又没有在事发后及时报告上司。
他的上司曾讥讽道：“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们一声呀？”
“我怎么能知道呢。”地保委屈地答道。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上司严厉起来：“事情出在你的辖区，所以，责任必须由你来负！”说完，两个早已等得不耐烦的打手把该地保一下子打倒在地，并实施了肉刑。
一个星期后，人虽然被拖回家了，但已经不能医治，甚至不能进食了。
处理该地保的是当地的一个县官。但是，这位县官的地位特殊。他不是那种普通的具有县一级职权的县官，而是权势极大的满清贵族，一位真正的统治者。
一般来说，正常的县令也拥有各种权力。除必需的县政功能外，他可以决定有关土地所有权及征税等事宜，此外，还要调节纠纷、立案侦察、判定官司。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县官与百姓的关系多么紧密。无怪乎，当地人把县官称之为“父母官”。
由此看来，中国的国家管理就是仿效家庭管理的模式，只不过它的称谓更深入，更有意义。作为一级政府的管理者，知县一方面教导百姓如何做人，另一方面他又自我修养，开庭断案，像家里明智可敬的父母一样操持家政。不过与地保一样，知县还应对全县或全区的过失负责。比如，有两个长期敌对的村子，因某种纠纷对打起来。双方甚至动用了刀棍，结果造成双方死伤。还有，一个农民的儿子因急于想把赌输的钱赢回来，就偷了家里的钱财，想去再赌，结果正巧碰上了怒气冲冲的父亲。父亲见状，二话没说一巴掌把儿子打倒在地，并将其弄死。再有，邻县的一帮匪徒窜到本县，将自卫的银号店员杀死，然后劫财而去。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以上案件的发生不仅说明犯案人冲动或凶残，也说明该县政管理上的不足。而更高一级的官员甚至认为，这些悲痛案件的发生反映出该知县的渎职及品格的败落。使人同情的一种说法是：如果统治者能积极进取，示人楷模，那么，他所属的臣民就几乎没有谁会去偷窃杀人的。相反，他们会充分表现出皇上所赋予的真正本能，去生活、劳动。
中国的相互责任关系的理论在对待诸如责任过失等方面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在欧洲由于不注意寻找肇事根源或肇事者，所以其国民管理乃至于军队建设都存在松散无序的状况。而这种状况不可能在中国出现。这里始终要追究人事责任，直至被处罚。比如，按中国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