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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坦诚”，很难说，至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值得推敲。在新加坡留学的女学生真的很难生存下去吗？不见得吧。很多公立学校的留学生是被允许打工的。而私立学校中的女学生们，如果面临卖淫和回国的选择的话，恐怕也不见得非得要出卖肉体留在那个所谓肮脏的国度吧。说白了，还是贱在作怪，在国内生活得好好的，偏偏要跑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呆不下去了，就只好卖淫，然后对大家说，这可不怪我，我是被逼无奈啊，时运不济，逼良为娼啊。
九丹的贱表现在她的以天下为己任，非要为全球的华人揭开所谓留学生黑暗生涯的内幕。她认为所有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必须那么选择，因为所有的女人生来都是一样的，都是妓女。而且，她认为自己之所以让人受不了，是因为她撕破了虚荣的伪装，暴露了赤裸裸的真实。“我不会脱了衣服炫耀自己的身体有多美，我只想把我的伤口指给别人看，并且告诉他们，这些伤口首先是因为我个人的罪恶，其次才是他人的罪恶。”为此，她还不惜自己给自己戴上“妓女作家”的帽子，俨然一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派头。从表面上来看，她的作品似乎在思想深度和出发点上，比美女作家有了突破，起码不是颓废青年的空虚无聊，但是，从深层次看来，《乌鸦》中的故事和想要表现的现实显然缺乏说服力，而“妓女作家”和“美女作家”比起来，也不过是一丘之貉。只是使用的炒作方式不同罢了，她们谁也没有什么资格指责对方。对于“美女作家”来说，好像显得更为坦诚一些呢。想干我就干，因为我想干啊，干嘛不干？“妓女作家”呢？表白自己不想干，可是不得不干啊。你看，我的肉体在被蹂躏，心灵在被践踏，你看，作为一个妓女，多么不容易，你别再嘲笑我，攻击我了。对“美女作家”来说，她们认为当婊子和立牌坊是不冲突的，甚至是顺理成章的。当了婊子，接着立个牌坊。这个牌坊可不是贞节牌坊，是疯狂牌坊。对于“妓女作家”来说，她们其实就是想立牌坊，为了立牌坊不惜当婊子。而且要在牌坊上大书特书，其实，这个婊子是个贞节烈妇，不得已而做了婊子，你们看，她多可怜，她的内心还是很贞节的。
九丹的贱，是深层次的自我炒作；
九丹的贱，是虚假高潮过后发出的无病呻吟；
九丹的贱，贱出了妓女愤青的虚伪和无能。
桃之11：网络女作家的贱
“我是一个小丑，却是一个伟大的小丑。舞台上的小丑，接近艺术家，我的所有的表演，可以看作是一组行为艺术或者更多。”
“我将自己放在一个很真实很人性的状态中，我首先承认我自己就是一个贱人。”
“人之初，性本贱。贱可贱，非常贱。”
“我对自己的底气很清楚。我就是敢说，我是中国最像作家的作家！”
——桃之11
桃之11，本名朱珍。1981年11月生，上海人，天蝎座AB型血。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就读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作为“80年代后写作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诸多著名网站开设专栏，以“原地不动的贱人”自居。拟订于2003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逃之夭夭》。
桃之11很贱。
不用我说，她自己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贱。而且，她对这个词非常钟爱。
在全国人民面前自诩为一个贱人，本身就够贱。
对自己的贱，桃之11也有自己的看法。“所谓原地不动的贱，意指坚持自己的写作和表演，以及个人风格。贱，也可解释为不安分和对现状不满，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是原地不动！现在我走的是低调的实验先锋路线，艺术家就是要不断变化、改变现状、不安分——贱。”我们可以把原地不动理解成坚持吧。也就是，桃之11在坚持着自己所认为的贱。那她认为的是什么呢？不安分，不断变化就是贱，那，那这个理解，还真够贱。一不小心，把全世界所有不安现状的人都拉到身边了。那可真不少，看看周围，我仿佛和一堆懒汉流氓站在一起，而对面呢？满脸得意的桃之11身后，跟着的是爱因斯坦，牛顿，爱迪生，鲁迅，李白……
桃之11贱在表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上世纪70年代的美女作家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流行的是80年代的贱人作家。用google搜索一下桃之11，会得到66000个搜索结果（66000个，这个桃之11一定欠大家很多钱）。桃之11在不停地叫嚣中表演，仿佛一个吃了摇头丸的太妹（当然是有文化的太妹）：榕树下推出个人专栏、出任“新电影”网站的CEO、扫荡各大网站的文化类BBS……用《大话西游》里面的话来说，可谓是“桃花过处，寸草不生”，是啊，在肥沃的土地被批评的板砖淹没的话，也长不出什么花花草草来。不管自己写得怎么样，不管自己为什么要写，不管自己写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写，一个劲儿地表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表演让大家最快速度关注我这个人，这同时也是我行为艺术的组成部分。我的创作不仅是文字，还有写作行为部分和理论部分”。原来她已经把自己的表演列为一种行为艺术了。关于行为艺术的界定，肯定见仁见智。有的人吃夭折的婴儿，有的人用自己的月经作画，有的人裸奔，有的人滥交，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可以算得上是艺术。既然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我也没什么话说，艺术吗，怎么贱都行啊。
不过说到底，还是要“让大家以最快速度关注我这个人”，还是为了出名的需要啊。为了出名，可以有很多行为，搞清华、北大爆炸案的哥们儿不就是为了出名吗？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出了名可以带来更大的利，带来关注的目光和崇拜的眼神嘛。
桃之11贱在自己拼命说自己贱，偏偏还不够贱。一方面大喊，“做到彻底是我的风格，这是一种属于艺术家的绝对的、充满自信和力量的风格”，一方面没有什么特别贱的表示，只是说我就是贱了，求你了，就认为我贱吧。我虽然没有裸照，没有乱交，没有公开自己的录像带，但是，我还是很贱的啊。
桃之11还贱在她的狂妄。“我对自己的底气很清楚。我就是敢说，我是中国最像作家的作家！我觉得我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而现在的很多写作者不是。我希望成为罗兰·巴特那样的人，他不是学者，他是真正的作家。”这里恐怕又是概念的问题了。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敢于认同这个观点吧，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愿意认同。提到罗兰·巴特，我倒是想起来了，罗兰·巴特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脱衣舞娘的评论，他认为，脱衣舞是基于冲突与矛盾的大众文化。“女人脱到全身赤裸时，就失去了性感。”观众面对的是恐惧的景象。脱衣舞所表现的色情是“美味的恐惧”，其仪式是为了唤起性的概念和它的魔咒。哇，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突然明白了桃之11为什么贱得不彻底，为什么遮遮掩掩了。而她热衷的不过是表演本身，而不是表演的是什么。她关心的不是赞美或者诋毁，而是有没有人在关注她。
想起来，我还在这里骂她，岂不是正中她的下怀？真该抽自己几个嘴巴，我也够贱。
桃之11的贱，是最直接的自我炒作。
桃之11的贱，是最直白的面目下最虚假的呈现。
桃之11的贱，贱出了当代所谓知识青年的浮躁和冲动。
黄真真
“如果男人更多地了解女人，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否则，他们会被吓坏。”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个人主义者。”
“我的电影想表达的是：你可以做回自己，只要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可以去表达，去做一个真正的我，而不用装扮一个‘我’去面对这个社会。”
——黄真真
黄真真，女，香港人，香港演艺学院戏剧系毕业生，曾以艺名黄乐桐任商业电台DJ。1993年赴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系深造。1997年监制、自编自演剧情片《留下买路情》。1999年回港，摄制纪录片《女人那话儿》，2000年8月完成，获提名角逐多个国际电影节最佳长片，夺得纽约国际独立电影展最佳国际电影。正在拍摄探讨男人情欲的《男人这东西》。
黄真真很贱。
黄真真的出名是因为她拍了一部《女人那话儿》。访问了63个女人，剪辑为90分钟的以真实访问为主线的纪录片，黄真真想让观众听听这些女人都说了什么，话题以性为主，真实赤裸。找到投资者后，她筹组了一支全女生制作组，“这样会营造出一种闺房谈心的感觉，此外，被访者在没有男性在场的情况下，才会畅所欲言谈性”。她先从访问身边的朋友开始，再延至其他不同类型的女性，包括她的母亲。为了片子的拍摄，她带着两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去叫鸭，其中一个是她的母亲。片子最终获奖，而香港传媒给她封了一个“香港首位三级片女导演”的称号。
影片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女人：年老的、年轻的、正经的、不正经的，有知名电影导演，也有妓女、情妇和按摩女郎，影片里只有一个男人，是一个鸭。也就是所谓的男妓。
虽然影片是纪实的，黄真真也表示想通过此片让男人了解真实的女人。但是至少我看了这部片子后，没有真正了解女人真实的想法。一群女权主义者，抽着烟，呷着酒，狂笑着，肆意地辱骂诋毁男人，这能代表女人的大多数吗？你怎么不问问她们的身世和情史？以及她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呢？如果只关心她们的想法，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人们看过了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又有什么作用呢？惟一有印象的是，片子中有一段偷拍的召妓实录，还遮遮掩掩，打上马赛克。
所以说，黄真真的这部片子更主要的出发点不过是揭露女人和男人的隐私罢了。只不过是告诉男人，你们的情妇可能是这么想的，她们可能根本就跟你们没有感情，你们去召妓可能被偷拍，告诉女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