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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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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我耳闻近几年新起了一批年轻的，特有锋芒，爱谁谁，把一些德高望重的 “文化恐龙”都抡了。你了解这些人吗？他们怎么样？ 老侠：我看过北大研究生余杰的《冰与火》，号称“抽屉大学”。我特佩服这些年 轻人。 王朔：还有你佩服的人？ 老侠：我佩服他们如此小就如此工于心计，学会怎样出击，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 谁，对什么人塞炸药，对什么人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表现上壮怀激烈，嫉恶如仇， 显得特道义、特诚实、特有学问，实际上那点小尾巴于不经意中一览无余。 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将来的命运 上，特别是知识圈中的地位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于是他就不疼不痒地刺一下， 并不想真说什么。而对那些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学术前途和地位的导师、老师， 现在大学里说了算的人，他却极尽赞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态可掬的乖样，非由鲁迅 的辣笔才能活现。余杰的那本《冰与火》中，除了他的几位老师外，其余的人都灭。 其中有篇文章叫《先生意气》，夸了陈平原、张鸣、王岳川，这样的年轻学子，夸 起人来就再找不出新词了，什么“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什么在老师夫妇的 学术通信中，“读出了一种心心相契的欣悦与温馨。”什么先生的“既然曾经‘独上高 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知道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久久地萦绕在我的 心头。”什么先生的特殊魅力像先生给学生泡的茶一样，“令学生‘闻香识先生’。” 什么在听王岳川先生的课之前“却早已闻先生之名”，先生不但课讲得满堂彩，让学生 入迷，在“睡大觉、读闲书、做白日梦”的九十年代大学课堂，王岳川先生却“次第点 燃了”“学生无精打采的眸子”。文章的结尾又上升到历史上的大儒和仁人志士的高度， 以《论语》中的师生之谊和东林党人的“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相期许。这 些优雅的肉麻之谀和他要剥“钱穆的皮” 的凶狠恰成鲜明的对比。他鞭尸的激烈、义愤已经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谗媚中小 丑化了。对能够直接影响他命运的、在当前的知识界学院中如日中天的学者，他的底气 全无。他才二十几岁，这么小小的年纪，初涉文化界，却圆滑得如同历尽沧桑的商人或 政客。 王朔：比我们刚出道时成熟多了。刘小枫怎么样？这几年总听人提到他。 者快：刘小枫与王岳川、王一川是北大的同学。他主要搞基督教，很早去了国外， 现居香港。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的支点是西方的基督教，他以基督教为参照系，抓中国 传统中的弱点还是挺准的。中国传统中的人格弱点，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中没有一个超 越性的绝对尺度，实用得很，一个民族、一个人，没有一种自律或他律的非实用尺度， 就没有了底线，什么事都敢做，凶残虚伪且丑态百出。西方文化，从圣。 奥古斯丁开始，就为人的自我认识树起了一个绝对的尺度，正是在这一神学的尺度 下，人世才罪恶重重，人性的弱点才能凸现出来，人才能反省自己，心存敬畏。 弗洛伊德的现代心理学，以及西方近现代关于人性之恶的各种理论，都来自这种神 学中的原罪。霍士说人对人是狼，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帕斯卡尔和蒙田也都以神学的尺 度来论述人性的弱点。 休谟的观点最精彩，他说，人一进入社会、进入群体关系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设计 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无赖。人类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养或 塑造一种高大完美的善，而是尽可能地把人性之恶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人类的制度不可 能创造圣徒，但可以使人成为平凡的守法的讲道德的人。“防恶”就是最大的善，相反， 由柏拉图经黑格尔到以“扬善”为目的的制度设计中，“扬善” 的社会实验所造成的恰恰是最大的恶。凡是企图改造人性重铸新人的政治制度，所 带来的只能是人性的普遍堕落，集权体制崩溃后的道德真空，恰是新人理想的必然结果。 王朔：我们这儿也有过重铸新人的试验，而现在，遍地是无耻。 老侠：刘小枫的基督教路数，从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到对当代中国的批判。但他还希 望从传统中挖掘出打通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资源，他在《拯救与逍遥》中对屈原的论述 就是此种尝试。但我以为，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宗教情怀，没有神秘主义，无论是楚文 化还是后来的儒道佛，皆是实用主义的。屈原的《离骚》是把楚文化的巫术性神秘性纳 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开山之作，他的诗中的神话成分，全部服务于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 的道德划分，什么意象代表正面的，什么意象代表反面的。中国的史官文化的诗文，特 别糟的一点就是：把远古的传说和神话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东西、神秘的东西都变成了 一种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礼仪注释，结果丰富的象征变成了简单的比喻，男女的情爱变 成了“后妃之德”，人与自然的搏斗变成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明君品德。中国文人 喜欢掉书袋子，引典故，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释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彻底 阉割了开放的多重性。《离骚》在中国诗歌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文以载道的先例。楚文 化被儒化了，仙女被贞女化了牌坊化了，各种自然现象被道德化了。从屈原开始，“香 草美人‘之类，成为中国文人以诗发牢骚的最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至于《天问》，则 是中国知识人推卸责任的开山之作，问了那么广那么远的问题，无非是为自己的悲剧而 追究外在责任，但就是不扪心自问：”我应该负什么责任？“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狂妄与自我美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还有人说《天问》 中有科学的预言，这不就跟有一阵子说《易经》中有系统论、控制论、现代足球起源于 中国一个德行吗？变着法强调，凡是世界上好的东西，我们中国古已有之。 王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