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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卖个百把十万就在大报小报上告捷了。电视剧有《我爱我家》《宰相刘罗锅》。电影界“第六代”作为一个概念已广为人知，尽管在国内还未有票房成功者，但大都在欧洲小电影节胡乱拿了一片奖。张元的《北京杂种》管虎的《头发乱了》；包括路学长正在拍的《长大成人》，当时叫《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王小帅的《越南姑娘》；还有宁赢，当然她不算“第六代”，接连拍的《找乐》《民警故事》；还有周晓文的《二嫫》，正在筹备的《秦颂》；张元接下来的《儿子》；这一切已拍末拍将要拍的东西，尚未登堂入室，气氛已经哄动，也有满城春色。小说界也出了个“新生代”，南京的韩冬朱文，上海的须兰、张文旻，吉林的述平，湖南的何顿，北京的徐坤、邱华栋，都号称“六十年代出生”（据查也有个别五十年代出生的混迹其中）。中国文坛“奔走相告委员会主席”王干正在《钟山》及各种他的脚力所能到达之处为这批人大声鼓与呼，搞得各刊物一片手忙脚乱，纷纷拼凑人马，简单过一下脑子就开出菜单，“新状态”“新体验”什么的，名词是什么不重要，形容词是一日咬死的，连声喊“新”。“魔岩三杰”也是那年名声大噪的吧？总而言之，那一年的创作形势还算不得悲观，乐观主义者还可称之春水怒起，杂花生树。
悲观主义者的第一声不祥之蹄出自上海。老作家许杰临终前挣扎着艰难吐出五个字：摸拉尔姑娘。这是洋文“道德”的意思。据说这姑娘是“五四运动”时和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来的，后来走丢了，老先生的意思还是给找回来。接着，《上海文学》组织了一批复旦和华师大的博士生做了一个研讨会，批评当今创作的“媚俗”倾向，引发了后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重建人文精神”这一提法的发明权是属于王晓明还是张汝伦我也搞不清楚，因为很快这一讨论就开锅了，众声喧哗，能看得清嘴脸的只有匹马冲出阵前将手中狼牙棒舞得车轮也似的小将王彬彬，从他那开始，捉对儿厮杀，大家战个鼻青脸肿。我倒也不是说人身攻击是他先搞的，得了，我也别绕了，我就是这意思，算不算攻击他可以自辩，冲人身而去他是明的。我的意思是我赞成他这样，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章作风，空谈理论如同打太极拳老百姓不知道你冲谁，以为您自个在那儿锻炼身体，点了名就清楚了，噢，原来是这位和这位掐。所以张汝伦也不要自己在家生气，觉得好好一番高论被王彬彬搅了局，理论问题说到底也是人际冲突，我们老王家的孩子对这点都深有体会。
人文精神的讨论主要是学院中的中文教师们和他们的私淑弟子在讲话，作家大都是点一个名进来一个，夸我，就站在你们这一边，骂我，就站到你们的对立面，没被点的，大都站在一旁看热闹，偶尔高兴放支冷箭。这个里面有正经做学问的，得过洋老师亲授，或隔着很远瞅见过，觉得洋老师有本事，愿意把洋老师的本事和自己的心得传给中国人长长见识的，就算是启蒙派吧。
还有一个救亡派，这大都是没放过洋的，一辈子窝在中国的大学里，做学问也没个正经学问，倒霉事儿一件没拉，上头起不上那些民国老人，下头这批留学归来的小的又踢着屁股撵上来，著作著作罕见，待遇待遇不高，每日胡编一些选集，虽有一群门下弟子环绕吹捧，自己心里明镜似的，还是不靠谱，净剩着急了。这些人对中国文人这些年先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制，后被市场经济所压，生存空间越来越窘固，感受最切肤，也不敢犯上，一腔怒火都喷向所谓市场经济大潮下兴起的拜金主义，具体到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就是“人文精神丧失”和“躲避崇高”，就有“媚俗说”“投降说”。
救亡派是以“精英”自溺的，所批判的方向，所说的去“媚”的那个“俗”和去“投”的那个“降”就是指当时泛滥的大众文化趣味。
人怎么可以不要精神呢？生活怎么可以没有理想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失去信仰怎么得了？这是救亡派文章的主要观点。在这场争论中，兄弟有幸成为救亡派的重点靶子，上述那些访问正是针对兄弟的作品所发。我被指为“灰色人生观”“消费人生”“嘲弄理想”“连孩子带脏水一起泼”。当然还要提到“痞子”，这是我的专有名称，那些激愤有余，讲不大清话，还要硬表个态的朴素的人文精神支持者说了这个词就可以得胜回朝了。痞子嘛，当然与精神无关。还有一些更朴素的，我是北京人，就扯到北京文化，说这块地方就是出“以坐稳了奴隶地位为乐”的人，讲“投降”时还提到“汉奸”，差不多直接说了这地方的文化中有当汉奸的基因种子。
我心里很清楚，在这场争论中我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救亡派这一路的不满主要是对大众文化的现状不满，要救的也是大众文化这个“亡”，目标并不在我的创作，只是借题发挥，再没其他一个作家像我这样对大众文化介入这么深的，所以他们针对我在大众文化这一块发辉的影响和带来的后果讲话也显得言之有物。这也是我们搞批评时的一贯作风和不得已，只要不是做论文，就不能面面俱到，那等于讲不成话，要简洁，突出观点，惟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过去也总以为批评家是作家的附庸，任务只是解释作家及其作品，这观念早就过时了，批评家像作家一样是独立的观点表达者，只不过作家是拿自己当素材，而批评家是拿作家当素材，都是观点在先，接着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
救亡派们是大众文化的真正明白人。他们早就看出我搞的这一套不是大众文化，或者说不是大众文化的正路子。前面说过，大众文化是什么？是宏杨崇高理想，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泛道德主义和传奇性的浪漫主义。了解我创作和文风的人都知道那确实不是我的专长，或者说我一向是与之相悼的。有一个说法几乎是众口一词：也许我的语言在消解过去那套八股腔是有意义的，也只在这方面有意义，到今天，反“左”已成往事，各方面军都应该刀枪入库，开始认真的文化建设，我还来这套，就是油滑，是贫嘴，是堕落，是转而进攻神圣信仰。这就叫开国斩将吧？这就叫重振朝纲吧？这就叫天下已平你未平，天下已治你未治。这个意思很明确，就是结束混乱，呼唤正面的传统的合乎规范的大众文化秩序早日建立。
他们是对的。尽管我在感情上不是狠能接受他们那种人所共弃的态度，但我明白，已到了我在大众文化舞台上谢幕的时刻了。早叫你走你不走，现在我们来一起哄你下去。一个国家不能总是乱，什么什么老是一帮业余人士在里面捣糨糊，海星河清终有日，大家各归其佼，换专家来。大众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文化，别的不知道，这个我们传统的根子也是又粗又长的。这百余年，历经革命、动乱、改良，很多传统文化的根子断了，今天，我们将看到它首先在大众文化这根链条上复接。
群众基础是有了，就差知识分子再进行一些舆论准备了。第一是清场，把与此无关的东西轰开；第二就是正名，这个工作严家炎已经在做了，北大的其他一些老师还有些羞羞答答。别不好意思，为大众文化正名，还其本来面目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刘再复下水了，李陀也下水了，洪子诚谢冕这都应该跟上，别清场时有你，托场子的时候伤跑了。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你们不是也一向不齿？不喜欢这个作家可以换一个，这方面成功、货真价实的人士也很多。或者干脆空谈，这既是你们的强项又无为大众情人抬轿子之嫌。大众文化也需要一个理论，很多观念不厘清就会出现打混仗，站错队，起了阶级敌人想起起不到的作用于了阶级敌人想干干不了的事情。譬如“精神贵族”这个词，大家都往自己脑袋上套，其实包括你们自己好多人只不过是“精神资产阶级”。贵族是什么？是躲在家里，凡人不理，不追求进步，专做历史潮流的反动分子的那种人。以天下为己任，干预社会，哭着喊着给大伙指道，专门攒出一词管自己叫“知识分子”并小心翼翼地解释“这就是社会良心”的，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兴起的做派。
我说的这个“精神资产阶级”跟过去流行的那一套阶级观念没关系，那是从经济上划分，以区别政治态度。我这是从知识形成角度上划成分，以区别文化态度，仅仅是为了说话方便，不带褒贬，老师们别一看“资产阶级”就跳起来，说我政治陷害，那我可不认账，勿谓言之不预。
我的划分很简单，“精神贵族”，天生的，就像封建贵族大都是世袭而来。“精神资产阶级”，是赚来的，上学，头悬梁锥刺股，学别人书听别人话照别人的指示办事，一猛子扎好几十年，最后把人家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了。我在这儿就先一刀切了，凡是念过大学的，都算。当然这里有本来是精神贵族的，天生有，又学了一套精神资产阶级的方法，这是如虎添翼。当然这里也有上了大学也没混成精神资产阶级的，充其量是个“精神小资产阶级”。你们比我清楚，多少笨蛋在大学里混，什么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叫他们上的，就是高四高五高六高七。这个话题有点说跑了，关于大学怎么使一个聪明人更聪明，怎么使一个笨蛋更笨的奇妙教学法改天另文再谈。剪断截说，我是一什么呢？我和那帮文盲都是“精神无产阶级”。
话说回来，大众文化需要一个合流，一个同谋，“精神资产阶级”自动充当了这个角色。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大众文化反映的就是“精神资产阶级”的精神实质，也叫他们的人文精神。只有精神错乱的“精神资产阶级”才会站到“精神贵族”立场去批判他们自己。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