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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又认识了很多人，其中不乏在我们那个圈子里大名鼎鼎的人，不但结识了一些重要的男朋友，还和一些姑娘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我感到了一种脱离组织的孤单和落伍于潮流的悲哀。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米兰的名字，但我以为那是另一个人，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他们用自行车把我驮回了家，坚硬凸出的车后座把我硌得十分敏感。在食堂吃晚饭时，我看到他们凑在一桌低声交谈，脸上浮起的那么相像的诡秘微笑，使人感到他们在共同酝酿什么期待什么。我实在难以忍受被再次排除在朋友们乐事之外，但父亲的在场使我不得不作出对一切无动于衷的样子。他们的父亲大都在外地的野战军或地方军区工作，因而他们像孤儿一样快活、无拘无束。
我在很长时间内都认为，父亲恰逢其时的死亡，可以使我们保持对他的敬意致以最真挚的感情怀念他又不致在摆脱他的影响时受到道德理念和犯罪感的困扰，犹如食物的变质可以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倒掉它，不必勉强硬撑着吃下去以免担上了个浪费的罪名。 在晚饭快结束的时候，食堂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就在我出神儿的时候，我的朋友们不知为什么，一下离桌围着一个系白围裙的战士打起来。食堂里的其他战士没有表现出集体主义精神和对荣誉的珍惜，怯懦地手拿饭勺子站在一边看他们的战友遭围殴。这个战士是个很强壮的青年人，但一虎难斗群狼，大概又有入党提干诸问题萦绕于心，并没放手还击，只是抵挡，很快鼻子便被打破了，流出浓稠的血。仍在食堂进餐的管理科干部试图劝阻，但未被理睬，自己也被搡到一边。后来，在食堂工作多年我们从小便吃他做的饭的胖子任师傅出来大吼一声，才骂走了那些 惹事生非的男孩们，他们往外走时脚步十分急促，似乎惟恐避之不及。我慢慢咽下碗里最后的几粒米，站起来往外走，食堂里的大人们都在愤愤不平地谴责这几个肆无忌惮的坏孩子，他们看到我时也怒形于色，院里的大人都知道我们是一伙的。那时，我父亲已先走一步，否则，他会认为这些谴责同样是针对他的，那样的话，我当真就要为朋友们的行为承担后果了。我穿过二进大殿门，走到每到春天便有桃花、梨花和海棠开放的花园的游廊上，迎面看见一个长着狐狸脸的女孩从月亮门旁的那挂果实累累的葡萄架下闪出来，沿着游廊向我走来。她的打扮一看就是那种爱招摇的不正经女孩，其实服装没什么特别的，连一件时髦的女式军衣都不趁，只是那两把长及肩头的“刷子”具有与众不同的含义。我敏锐地意识到她是来找谁的，当时天色尚亮，花园有不少散步的大人和扎成一堆聊天的规矩的本院姑娘，大家都明白她是来找谁的。我目不斜视地和她擦肩而过，头也不回地拐入我家住的那排原来是下人住的平房。可能是腼腆的天性，或是从小就善于习惯于在执有坚定道德观的大人面前作伪，我一向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兴趣所在，愈是众目睽睽愈是若无其事。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一种顽固的本能，常常使人误认为我很冷漠或城府颇深。回到家里，室内已经暗下来，我躺在床上看一本已经翻得很破的《青春之歌》。这本书在当时被私下认为适合年轻人阅读，书中讲述的一个资产阶级少女成为革命者的故事，在人们的疯狂尚未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之前，曾被认为是一种真实和必然。类似的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我不讳言，书中革命者的无畏和勇气曾使我激动不已心驰神往，虽然保尔·科察金和亚瑟没有亲手打死成排成连的敌人使我觉得他们还不够传奇，但我最初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对危险、动荡生涯的向往，确是因他们而激发。而其中最使我着迷和醉心的是这些革命者和资产阶级妇女的恋爱片断。当保尔最终失去冬妮娅的时候我为他深深地遗憾，而冬妮娅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再次出现时，我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楚，那时我就试图在革命和爱情之间寻找两全之策。当我第二遍看《青春之歌》、《苦菜花》这些小说时，那些书中涉及性爱的张页犹如扑克牌中的王牌，都被翻得格外旧。父亲进来视察时，我已经睡了。当他放心地回房后，我便重新穿上衣服，打开窗户，跳到了外面潮湿柔软的土地上。天已经完全黑了，那时的天空还未受到严重的污染，比现在透明度好，月光更有穿透力，星星也比如今繁密、璀璨。我沿着一扇扇窗前的杨树林走。银光闪闪的杨树叶在我头顶倾泻小雨般地沙沙响，透出蒙蒙灯光的窗内人语呢喃，脚下长满青苔的土地踩上去滑溜溜的，我的脚步悄无声息。前面大殿的屋脊上，一只黑猫蹑手蹑脚地走过。我穿过一个个跨院、夹道、小广场和花园，路过八角香楼时，从装着铁栅栏亮着灯的地下室窗户看到我们院最漂亮的女孩子和卫生所的女兵在打乒乓球。我来到后院墙杂草丛生的废弃游泳池边，远远看到黑黝黝的假山上，中间的那个亭子里有几颗晃动的忽明忽暗的烟头。果然，他们都在这里，那个狐狸脸的女孩坐在高洋身边笑吟吟地从容应付他们厚着脸皮开的玩笑，她手里也拿着一根烟。他们为我和那个女孩做了介绍，她的名字叫于北蓓，外交部的。关于这一点，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曾认识了一个既英俊又潇洒的小伙子，他号称是“北炮”的，后来被人揭发，他父母其实是北京灯泡厂的，从此他就消失了。于北蓓比我们中的哪一个都大，当时十八岁，应该算大姑娘了，可智力水平并不比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更高。她比我们要有些阅历，称呼起我们来一口一个“小孩”，提到不在场的人，也总说“那小孩那小孩”的。她对我说话很随便，态度很亲热，一见我就和我开玩笑，说我长得很乖像个女孩儿。这使我又喜欢又窘，一向伶牙俐齿当时却喃喃地不知说什么好，脸也一定红了。除了哥们儿，从来还没一个人这么亲昵地对待我，更别说是个姑娘了，她那种满不在乎、随随便便的态度一下就把我迷住了。因为只有她一个女的，所有人都和她开玩笑，但当时没一个人敢说过于猥亵的话。大家问她愿意跟我们中谁，她觉得我们中哪个更漂亮。当时奶油小生还不是贬义词，很受少女青睐，而我们这些人都属于漂亮、健康的男孩子，后来我再也没交过这么一致漂亮的男朋友。她胡乱指，甚至还指了我。虽然是戏言，可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宽容地把她列入可以配得上我的那一档。她向一边挤挤，挪出一个空位，招手叫我坐到她身边，这在她并非有意引诱和挑逗，仅仅是为了使玩笑更具有一种逼真的效果，令气氛更加活跃。我坐了过去，充满自豪。她用一手搂住我的脖子，令我立刻透不过气来，这时我发现她原来就是和高洋勾肩搭背坐在一起。我们搂抱着坐在黑暗中说话、抽烟。大家聊起近日在全城各处发生的斗殴，谁被叉了，谁被剁了，谁不仗义，而谁又在斗殴中威风八面，奋勇无敌。这些话题是我们永远感兴趣的，那些称霸一方的豪强好汉则是我们私下敬慕和畏服的，如同人们现在崇拜那些流行歌星。我们全体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剁了声名最显赫的强人取而代之。说完好汉说侠女，谁最近又转入谁的手中“带”着，哪次有名的斗殴其实是哪个女的引起和召集的，后来又开始聊起本市哪个大院的女孩漂亮多情，哪条街上时常会出现一个绝佳少女而且目前不属于任何人。这时，高晋提到了米兰的名字，她显然是于北蓓的女友，他们见过她。高晋请求于北蓓下次把她带来“认识一下”。于北蓓笑着说你要看上她，自己去“拍”呀，你不是号称全市没有你“拍”不上的？高晋表示他是真喜欢米兰，务必请于北蓓帮个忙。于北蓓说米兰挺正经的，她和她说过好几次她都不肯来。她搭在我肩上的手夹着烟，不时歪头凑手吸上一口，这时她就把我搂紧了，脸几乎挨上我的脸。我甚至能感到她眨动的睫毛在我面颊上引起的柳絮扑面般的茸茸感觉。夜色中浮动着假山上栽种的丁香树、香椿树和其它草木的馥郁芳香，于北蓓天真无邪的举动使我对那一夜的真实细节只留下模糊的记忆，却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温馨印象。后来，夜深了天也凉了，山下院内重重叠叠的窗户都熄了灯。有几个人困了，烟也抽光了，陆续散去回家睡觉。我也该走了，心中担忧这么晚了于北蓓怎么回家，街上的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停驶了。可她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坦然地坐在那里，眼睛在黑暗里闪闪发亮，每当我和她对视，她便微微一笑，十分深情、专注的神态。当夜，我和汪若海结伴下山回家时，他便告诉我，于北蓓已在高洋家“刷”了两夜了。我在朝阳门上了101路公共汽车，仅坐一站，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灰楼对面下了车，外交部的国旗在我身后的白色耐火砖院墙内飘扬。我到现今的“西德顺”饭庄当时只是一个叫“红日小吃店”的回民早点铺买了一个炸糕，边吃边沿着北小街往北走。在“烧酒胡同”口的公共厕所里我吃完了炸糕，估计这条路上已经没有了去上班的院里大人，便出来穿过“南弓匠营胡同”继续往北。我过去的那所中学就座落在这条胡同里，学校已经开始上课，胡同里只有一些迟到或旷课的学生在游逛。在“三义公”杂货店门口，我看到院里干部上班乘坐的褐绿色大轿车驶出院门，在前方一个胡同口拐向“南门仓胡同”消失了。我放心大胆地往院里走，一个我过去的同学站在路边他家院门口跟我打招呼，我问他怎么没去上课，他笑笑说不爱去。院里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公务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