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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想让他赢，可他赢不了，除非我不走子儿了，等着他吃。”
直到一点，我看贾玲实在困了，也没情绪再下，就让她走了。
“别走了。”杜梅躺在床上说，“又不是外人，就睡这儿吧。”
“那只好你睡地上了。”贾玲笑。
“快追去呀。”贾玲走后，杜梅躺在床上乜着眼朝我说，“她们宿舍今晚就她一人。”
说完她翻身朝里睡了。
下次我领贾玲来下棋，一找棋，棋不见了。
“棋呢？”我问杜梅。
“不知道啊。”她睁大眼睛，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转身又找，哪儿都没有。
“是不是你给扔了？”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杜梅笑了一下，立刻严肃起来，“我扔棋干吗？你自己搁哪儿了？”
“我就搁这桌子上了，怎么会没有了？这屋里就这么大地方。”
“找不着算了。”贾玲说，“没棋不下了。”
“不该呀，怎么会不见了？”我看杜梅。
“你看我干吗？我又没拿你棋。”
“这家里再没别人，我是不会动吧？你要也没动那咱们家就是进来过小偷。”
“算了，我走了，我还有事。”
“我真没拿，你怎么诬赖好人呀？”
“这事儿真怪啊。”
“我走了。”贾玲开门离去，朝我们笑笑。
她走后，我们都很不高兴，杜梅阴着个脸。
“你还不高兴？”
“你冤枉我。”
“得啦，你那点小心眼谁还不知道？”
杜梅把报纸一撕两半，下床就跑，被我一把薅住，声色俱厉地冲她吼：“你知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撕书撕报纸！”
潘佑军一进门就对我说：“你看我给你把谁领来了？”
肖超英微笑着在他身后出现，低矮的门框使他进门得低着头。
“哎哟，超英，你怎么回来了？”我忙跳下床，高兴地迎上去。“听说咱们军官来了，怎么没穿军装啊？怎么着，中校了还是上校？”
“人家现在是上校了，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上校怎么还是团副？”
“开玩笑你还真信。”
“副参谋长在师里。”肖超英嗓音低沉地说。打量着我的房子，“你这儿真够难找的。”
“咳，进门就上炕，就这条件。”
“你媳妇呢？”潘佑军问，“上班去了？”
“今儿郊外杀人，她跟着她们医院的救护车去拉没主儿的尸体。”
“干吗呀？”肖超英问。
我比划了一下刀子割肉的动作：“解剖用。”
我让他们坐，倒茶递烟，看着肖超英笑：“不错呀，一点没耽误。”
“正常。”肖超英道，“咱们那年兵没走的最次的也授少校了。”
“有当将军的么？”
“那倒没有。过去三连的那个叫崔国力的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刚提了大校，调到军区当作战部长。”
“你怎么样？当将军有戏么？再混几年。”
“不行，我这已经是到头了，再干几年就不干了。”
“你媳妇已经转业了吧？”潘佑军问。
“去年回来的，工作还没安排。”
“她这种干政工的现在不是哪都要？又吃香了。”
“不行，她这样高不高低不低的最不好安排，又是女的。我劝她别去机关了，进公司得了，可公司也不好进。得早点回来了，否则老了哪儿都不爱要了。”
“你还行，还能再干几年。”
“也就再干几年吧。”
我们聊起军里的老人。肖超英说过去军里的那些头儿都退了，新上来一拨年轻的、四五十岁的。“你回去一个都不认识。”又说起我们团，过去我班里的一个山东兵现在是团长。此人当时让他复员时又哭又闹，不知为什么没走还提了起来。又说起一些死掉的人，我们军打越南也上去了，有些伤亡。当时最整我的连指导员也被炮弹炸死了，留下老家农村一窝孩子。说到吴林栋，肖超英叹息不已，说没想到。当时他是我们军的比武尖子，军事技术最好，在军区比赛都拿过名次，在军教导队当过好长时间拼刺教练，他一个能同时和三个人对刺。
那时我们一起入伍的几个人，除了我五大技术一般点，个个身怀绝技。潘佑军枪法极精，肖超英障碍越野和投弹那在全师也是无出其右的。那时一到全军比武，我们团就靠我们几个往回抱锦旗了。我不怎么地也能弄个射击第三名土木作业榜眼。
聊了一通，我说出去请他们吃饭。肖超英连连摆手：“不出去吃，就在你家随便弄点，聊着方便，有酒就行。”
我家还真没什么酒，于是我拎着网兜去服务社买酒。告诉他们冰箱里有什么，让他们看着搞。
服务社里只有一些劣质白酒和葡萄酒，啤酒刚卖完。贾玲正好也在买东西，见我问啤酒，就说她那儿还有几瓶，我要急用待客就给我。
“你还喝酒呐？”
“一人没事吮几口。”
我买两瓶红星牌“二锅头”回了家。
没多久，贾玲也抱了两瓶半啤酒来了：“就剩这么多了，全给你拿来了。”
“够了够了。”肖超英说，“喝白酒，啤酒就涮涮嘴。”
“不够。”我掏钱央求贾玲到外边商店再去买几瓶。
“我有钱。”贾玲没要我的钱，一路去了。
“够瓷器的。”潘佑军说。
“那是，这是我二房。”我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简单拌了几盘凉菜，切了些熟食，就坐下吃喝。
我喝了口“二锅头”，吮了下牙花子，挤眉弄眼地说：“不容易啊，又能聚在一起。”
“我是不容易，你们还不容易？”肖超英道。
“一样，别看一个城市住着，一年见不着几回面。”
“主要是你搬这儿太远了。”
贾玲拎着一兜啤酒回来，蹲在地上，一瓶瓶抽出来码成一排。又掏出两个纸包的豆制品给我们下酒。
我们留她一起喝点，她说还有事就走了。
我追出去给她钱，她一甩手皱起眉头：“咳，你这人怎么这样？”
喝到中午两点半，我看到医院的草绿色救护车从窗外缓缓驶过，停在旁边的解剖房门口，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下来抬了两副白被单蒙着的担架进了解剖房。
“杜梅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杜梅一脸倦意，脸色苍白地进来。
“这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好朋友。”我站起来大着舌头给她介绍，“肖，肖……肖超英。”肖超英也站起来。
杜梅冲他点点头：“你好。”接着厌恶地看了眼桌上摆着的切开的火腿肠和油汪汪的素鸡腿。
“一起吃点么？”我脸红脖子粗地问她。
“不吃。你们吃吧。”她走到一边倒了杯水咕嘟嘟仰脖喝，喝完喘了口气。她大概想上床休息，可另外两个男人在场，她又不便躺下，便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一起吃点吧。”我又说。
“不吃，看着就够了。”她声音响了一点。
“她刚摸完死人，劲儿还没过呢。”我劝肖超英和潘佑军，“接着喝。”
“你少喝点吧。”她在一旁说。
“别管我啊，我今儿乐意多喝。喝，喝醉了就在这儿住。”
“酒量不大还爱逞能，回头喝吐了可没人管你。”
“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啊？‘二锅头’，干吗喝这么次的酒？”
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
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
“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没问题，现在三两就头晕。”
“别逗了，照样，不信咱们就喝。”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5点，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才觉得饿了。
“杜梅，煮点面条。”我仰着头叫她。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起身去煮面条。
潘佑军脸红得像熟透了破了皮儿的桃，呆头呆脑地坐着，如不用手撑着桌子一口气就能吹倒他。
肖超英也喝多了，脸白如纸，鼻尖上额头上挂满细密的汗珠儿，身上也在不住地出汗，脱了外衣，衬衣后背都湿透了。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说：“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都不走就好了……”
我克制着头晕和恶心站起来，冲杜梅喊：“你面条煮好没有？怎么那么慢？”
她头也不抬，用筷子搅着在锅里团团转的面条。
我开门出去，到厕所猛吐了一阵，冲了秽物，擦擦嘴一步三晃地走回来，扶着门框力争对他们做出微笑。
晚上，天都黑了，杜梅开了灯。
我们三个还在呆若木鸡地坐着，桌上放着的三碗面条没吃几口。
“回来吧，回来吧。”我对肖超英说，“回来咱们一起开公司。”
“行啊，”肖超英盯着花瓶里的一束绢花，“应该能赚钱吧？”
“应该！”潘佑军面无表情地吐字。
“哎，”杜梅板着脸走过来，“你们是不是该散了？天不早了，再不回去你们家里人也该等着急了。”
她已经在一边摔摔打打憋了半天了，我们酒后反应迟钝毫无察觉。
“没事，”潘佑军说，“我太太和老板去上海出差了，一晚上不回去也没关系。”
“可我们得休息了，明天还得上班。实在对不起，改天再来玩吧。”
潘佑军和肖超英看我，我脸上十分挂不住，对杜梅说：“去去去，不用你管，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散。”
“知道什么？都几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