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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来什么是非，公说公有理，母说母有理，各有糟践对方的一千条民谚、格言。大家都是人，都不是观音菩萨。”“你不是人！”杨金丽脸色苍白地盯着我说，“你从来就不是人，站着躺着都不是人，谁都不知道这事，可我知道。”
“我是什么，大灰狼？”我想开玩笑，可脸色已经变了。
“你是，”好顿了一下，骤然开口，“橡皮人！”
我想杨金丽被我吓坏了，她一脸恐怖，向门口退去，蓦地拉开门逃了。我回头看了眼墙壁上镶的镜子，也立刻毛骨悚然。镜子里那张脸黯淡僵滞，右现着真正橡皮的质感和光泽，我被吓的一声不响。晚上，我不想吃饭，下了楼，在放着轻音乐的酒吧要了两罐啤酒孤独地坐着喝，茫然看着大厅里逡巡往返的外国游客和香港商人。这些衣着华贵的男女一个个神气活现，从容自在，却个个长关张庸俗的脸，让你不得不对如此不堪人目的家伙却如此有钱感到生气。在这种场合坐上一刻钟比上一百节课还体会深刻。我叫住一个女招待，问她这儿晚上有什么玩的地方。她打量下我说，你可以去广场和马呼上遛遛。我凝视着她，她慌忙低头走开。我又叫过来一个女招待，问她这儿晚上有什么玩的地方，她说邻家宾馆有收费昂贵的歌厅。
我叫了辆计程车去那家宾馆。这家宾馆比我住的那爱酒店更华丽些，歌厅所在是有小桥流水、扶疏花木的花园中的一间玻璃房子，有美貌女招待开门引坐，我进去时演唱还没开始。我坐到靠墙一个角浇的厢座里，已经有个醉醺醺的男人坐在那儿了，见我来就口齿不清地跟我搭话。他自称是新加坡人来此是做买卖，问我可曾听说过他的姓氏，这个姓氏在南洋一带是赫赫有名的，我说我没听说过。
“你臭了，你土鳖了，我们家是大财团，每次回国都是人大副委员长以上的‘角儿’接见。”
“你普通话说得不错，连我们方言都会，要是闭上眼听，我会以为你是北京小晃。”
“呃，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念过书。”
“怪不得。语言学院的人我很熟，你认识张燕生吗？他是副院长。”“太认识了，头发花白的老头戴个眼镜。”
“李白玲呢，她好象是党委书记吧？”
“对对，老太太，个不高。”
“你不错，真幸福，新加坡巨富之子。喜欢中国吗？”
“没劲。我打算去美国，美国多来劲。”
“那是，美利坚有的是金山银山。”
我叫女招待送来一杯子，拿起他的酒瓶给自己斟，一支接一支抽他的烟。“唔，我不喝了。”“才几点，再喝点。”我叫来女招待，指着那人说：“这们办事处生再要两瓶……”
“一瓶吧，嗯，我喝得差不多了。”
八点以后，歌手们依次出场了，灯光暗下下，旋转晃眼的迪斯科舞灯扫来扫去。听客开始受到震耳欲聋的音响轰炸。同座那个家伙仍然恬不知耻地胡吹，喋不休，一个劲问我是干么的。我说我是为总参装备部采购的。他问我要什么型号录音机，我说不，不要那玩艺儿，有黑鹰直升飞机可以来两中队。他盯目我一阵。恍然大悟：“原来您是做军火生意的。”我嘘了一声，叫他小声点，问他可听过那个阿凡提的故事？他糊涂地摇摇头。我凑近他给他讲故事。从前有个商人叫阿凡提帮他搬一摞盘子到他家，说可以告诉阿凡提三个提。阿凡提般着盘子去了，向商人请教。商人说，第一个真理：要是有人说，搬着盘子走路比空着手走路轻，你可千万别信。说到这儿，我自个儿乐了。那个家伙好奇地问：“第二个呢？”
“要是有人说，帮商人搬盘子他会给你钱，你可千万别信。”“第三个呢？”那家伙愈发全神贯注。
“第三个是：要是有人说他是世界最大的傻瓜，你可千万别信！”我撇下这个苦苦思索、莫名其妙的骗子，笑着起身离去。骗子嘴里还在嚷：“那阿凡提呢？”
回到酒店夜很深了，我忧郁地放了池热水洗澡，一边浸泡一边吸烟一边想着身不由弓做人的尴尬和不做人的不可能。向非人蜕变的趋势我心中无数。热腾弭的蒸气把烟濡吸不动了，我把烟扔掉，泡在水里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人砰砰敲卫生间的门。我醒过来，感到灯光刺眼，水也有点凉了。以为是燕生回来了。围了块浴巾了门，杨金丽站在门前。“你来干么？”我倦意未消，不免有几分恼怒和敌意。
她没说话，往旁边一让，屋里有两个陌生男人，在翻我扔在床上的衣服。其中有胖子看到我说：“警察。”同时掏出个工作证递给我。我打开一看，这警察是市局十处的，名叫马汉玉。我默默地工作证还给他，看着另一个小个警察把我衣服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掏了出来，钱、钥匙、电话号码本、证件一一摆开。“什么事？”我问马汉玉。
“你认识她吗？”他指杨金丽。
我看看杨金丽，又看看警察，“认识。”
“她半夜到酒店来是来找你？”
我大概猜出是怎么回事了，点点头：“是的。”
“你们什么关系？”“朋友。”我毫不犹豫地说。
“什么朋友？”“一般朋友。我们是在街上碰到的。她说她住的那个旅馆很脏，我就叫她到我这儿来住，反正我这儿有两间客房。”
“既然你叫她来你的房间，她怎么钻到港客房间里去了？”
“也许走错门了吧，这儿的房间看上去都一样。”
“走错门？为什么进到人家间里去，敲门不开，我们进去她还藏在门后。”“那你应该问她，也许是被下流生港客缠住了。现在开放，什么人都往国内来，大概他们还以为我们这儿也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了。你不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女郎半夜敲门的事很多，腐朽没落就别提了。”
“老实点！”旁边那个掀床垫子拉抽屉搜查一番一无所获的小个子警察走过来对我吼。
我瞧他一眼，继续对胖警察马汉玉说：“可能她慌了，一听是警察。你知道人人都怕警察，有些事碰上警察就解释不清了——我可以穿上衣服吗？”
“穿吧。”胖警察一摆手。
我穿好衣服，把钱和证件往兜里装。
“不许装！”一直恶狠狠盯着我的小个子警察喊。
“为什么？这是我的东西，你刚才不是看过了。”
“叫你别装就别装！”小个子一步抢上来，粗暴地打我的手，夺走钱和证件。
‘你客气点行不行，不要动手动脚。“
“嘿”小个子瞪起眼睛，“你狂什么，蹲下！”
他上来扭我胳膊，企图压倒我，可惜技术夹生，被我一下甩开，正告他：“你要干什么——现在可不是‘四人帮’那时候。”“不是‘四人帮’时期又怎么样！”小个子年轻气盛，急了，又扑来扭我，我再次把他轻轻推开。
姓马的胖警察冷眼旁观，大概也觉得他的小伙计不够老练，说话造次，授柄于人，走上来隔开我们，问我：“你这套房间住了几个人？”“就我一个。”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个谎警察一查住宿单便戳穿了。胖警察果然给服务台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找出这个房间的住宿单，一会儿，一个穿警卫制服的男人拿着三张住宿单进来。胖警察仔细看了三张住宿单，问：“这个姓蒋的和姓张的哪儿去了？”“到别的地方办事去了。”
“你是这个商业局的干部吗”
“不是。”我只好承认，“我是来玩的，因为认识老蒋就住到了他们这里。那张住宿单是胡填的。”
“这样看来，应该诠在这儿的人都不在，住这儿的是两个来‘玩’的。他们什么时候回来？那两个，姓蒋的和姓张的。”
“不太清楚。”“这儿的房钱谁算，你吗？”
“当然不，我哪儿那么多钱。”
“就是说他们肯定会回来？”
“大概是。”消逝了片刻的小个子警察忽然从盥洗间出来，手里拿着我的漱口杯，神秘地倒出一件东西给胖警察看。
“这是谁的？”胖警察手指捏着一只黄澄澄的女表。
“不知道，我没见过这东西。”
“这杯子是你的吗？”“是我的，可这表不为我的。谁知道哪个混蛋给我栽的脏，一小时前我刷牙还没有。”
“你指我们吗？”“没那意思。”“表是我的。”杨金丽红着脸承认，“我放进口杯里的。”
“你手脚真麻种”胖警察移向她，“也许你接下去要告诉我这表是你妈给你买的吧。”
“是我妈给我买的，我工作那天买的。”
“你工作？你妈还挺支持你，给你买个表看时间，你们了怒就不能编得象样点，都这么说。这表国内市场就没出售过！看来你还不是个老手，我再告诉你，这表是假的，一文不值，你被那个老色鬼港客骗了。好吧。”
胖警察站起来，伸了懒腰，把我的证件、电话号码本拿起来：“这些东西我先拿走，用完还你。”
“可我明天就打算走了。”
“你先别走吧，既然有人付房钱你就再舒舒服服住几天。记住，这几天哪儿也别去，我们随时来找你。还有，我们来找过你这事不要跟你那些哥儿们讲。”
“我没哥儿们，独门儿。”
“不管有没有，谁也不要讲，讲了后要你自负。”
“我也没犯法，规规矩矩来旅游……”
“谁说你犯法了，我说了吗？”胖警察提起皮夹，一指杨金丽：“你，跟我们走。”小个子警察充满恶意地瞧我一眼，用鼻子哼了一声，推搡着杨金丽耀武扬威地往外走，杨金丽伤感地频频回头看我。
警察走后，饭店警卫又盘问了我一会儿，主要问我怎么住地来我，谁介绍的，大概回答不知道。
早晨，张燕生回来了。一进门还挺乐呵，看来昨晚过得挺惬意，问我睡和怎么样。
“挺香。”我瓮声瓮气地回答，“就是半夜你的两个朋友来找过你。”“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