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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立宇像多数中国人一样，到日本是打着留学的旗号，其实只不过是花了钱到日本的野鸡私塾去读日语。他去的那个学校甚至都不是日本人办的，是几个台湾人绑着一个日本粗人开的，其用意也只在赚大陆留学生的钱。
许立宇去日本前大概搜罗了一些正在日本混的直接或间接的朋友的地址电话。一到日本便去找他们，据说其中有个人对他很不错，帮他安排了住宿和打工的地方。这个人大概属于在日本混得比较好的，住了一套公寓，开了一辆挺新的二手车，也能请得起朋友吃几餐饭。
许立宇先是在一间中国人开的饭馆里打工，至于是洗碗还是卸货就不知其详，反正活儿极累，待遇极菲薄。干了些日子便顶不住了。在他心里也有些愤愤不平，既是为中国人卖命，何必千里迢迢跑到日本？在国内还算个名正言顺。
我不知道许立宇出国是去找什么感觉，但他一下飞机就该明白，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如果他在国内还能发发小脾气，在这里却容不得他搭半点架子。如同监狱能使任何高傲的头颅低下，异国的环境也能使最愤世嫉俗的中国人变得驯从。很多在家里暴君似的人在单位不都是俯首贴耳老实得如同绵羊？
我们没听说过许立宇对比他在国内更坏的日本境遇抱怨、失望。如果有，他也未公开、持久地流露。人一旦落到最卑微的境地要求便简单了。也许他有远大的志向，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作为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对钱的贪婪和攫取成了他现时的唯一具有支配性的动机。
好在日本是个明码实价的国家，只要你肯卖，任何东西都可以标出一个价格，一律用日元付酬，不至于最后给你奖状或荣誉称号了事。
我常常想，为什么很多衣食无忧的又无强烈的生理要求的清白女子会堕入风尘？大概起因皆为无法拒绝那唾手可得的第一笔巨款，难受片刻便归我有。待第一笔钱到手不禁又想，再难受一下岂不翻番？如此类推，欲罢不能，直到丧尽廉耻，身败名裂。据一些未经过科学验证的研究报导，金钱像麻醉品一样可以使人成瘾，并伴有强烈的欣快感。赚钱运动一旦开始便会出现钟摆效应，无穷往复。如同奥林匹克的宗旨： 重要的是参与。运动本身即是目的。无数阿巴公式的百万富翁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对花钱毫无兴趣。
由此可见，许立宇为什么彻底放弃了在学校的应景式学习，又不满足于在中国人或韩国人的餐馆里打工糊口。
他找到他那个混得不错的朋友，说他急需一笔钱，希望他能帮他找个能挣大钱的工作。可以想象，他会为此编出令人信服的借口，譬如他为出国负债累累，或者装出一副重病缠身的苦相。也许干脆就没什么借口。凡倾家荡产到了日本的人都无需解释他们为什么对挣钱有那么股狠劲。他的朋友也没多问，表现出了一个北方汉子特有的侠义和豪爽。他甚至都没考验、试探一下许立宇的决心，便把自己那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分了一半给许立宇。尽管日本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日本民族同样又是个禁忌很多的东方民族。发达使他们的城市遍布高楼，自然规律又使他们终有一死，而禁忌则使他们不允许搬运死人时使用电梯。所以，所有死在高楼的逝者都要雇人从楼梯上背下来。
与死人打交道的工作在我国也是人们心目中最低贱的工作。据我所知，西藏的天葬师尽管颇受礼遇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
发达了的日本人自然是不会也无须去干这背死人的工作。如同北京的小保姆大都来自安徽、四川，在日本背死人的工作也都由外国人包了。那些来自宗教盛行的东南亚和南洋国家的人都不肯干这种工作，肯干而且敢干的都是不畏鬼神的中国人。
许立宇第一次去背死尸，他的手哆嗦了么？他默诵什么语录支撑着自己走完那数百级楼阶还是灌了几口酒借着酒劲一鼓作气爬上楼背起死尸就走？日本的长寿是世界著名的，社会治安良好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自杀率也是高水平的。许立宇的顾客中容貌姣好的少男少女到底能占几成呢？而他们死后这种姣好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在他们生前的水平上？恐怕他每天接触的更多的是那些腐朽的老年尸首。多数人生前即已令人不忍卒睹，死后又多日不被发现，难道不是因为有了浓郁的尸臭，日本那么一个极重法制极重他人隐私权的国家的公务员才会破门而入？
想来没人会觉得和这么一具腐败的尸首呆在一起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大楼管理员或死者家属将许立宇领到公寓门口，指明停尸的房间一定捂着鼻子乘坐电梯高速返回。
这时，大楼的顶层就只有许立宇和那具烂得汤汁四溢的腐尸单独相处。日本人会给他添置一身消防队队员式的行头，使他从头到脚都裹藏得很严实，手套、口罩，我拿不准的是他在那幽暗的房间会不会戴上他那副使人感到威严的墨镜。即便是纹丝不露，装扮威武，他会产生一种近乎医生和刽子手般的崇高职业感么？他会跟那个死去的日本人来上几句幽默、调侃么？这可是他到日本后唯一的单独面对一个日本人的机会，那个日本人又是那么信赖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了他。
他把尸体装进尸袋的动作必须加倍小心，否则一块肌肉或一条胳膊、一只手、一把指甲会突然剥落。他需要先用一条被单把死者像包糯米粽子一样裹起来，然后像托一块豆腐，像抱一个婴儿一样轻轻托起。他一定要先抱头，否则重心在下，那颗头会像断了枝的果实晃荡不休，会亲吻到他身体的某一部位。死者像一条鱼一样滑溜溜地钻入尸袋，立刻使干瘪平坦的尸袋呈现出奇形怪状的凸凹。他拉上拉练，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抽一支日本的柔和“七星”了。那支“七星”烟在这间气味混浊的房间内除了第一口味道清醇，随后便含入了一股甜丝丝的滑腻，仿佛他把死者的气息也吸入了肺部，这联想使他恶心。他抱起死尸，他不能像背一袋面似地把死尸背在背上。死者和死者的家属有权要求他用一种保持死者尊严的姿态使死者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抱着死者双膝，把死者的头搭在自己肩上，一手按着死者的背。如果他有孩子，当他抱着孩子出门上公园而孩子又因为困顿睡着了的话，就应该是这个姿势。
死者的屁股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臂肘上，他看着陡峭的楼梯一步步从楼上走下来。他的脸隐藏在口罩后面，生者死者都不见面目，这一景象本身就令人肃穆，令人庄严，令每一个目睹者望之悲恸。
在每一层住户门前，都站着干净、典雅、表情娴静的日本妇女。当他经过她们身旁时，这些妇女都急匆匆往他兜里塞入一叠数额不等的礼钱或曰小费。希望他在经过这些人家的门口时，脚步加快一些，把晦气带得更远一些。日本的楼太高了，背着一个死人下楼，逐级而下，实在并不轻松。虽然从每一个窗口看出去，日本风景都是那么秀丽，天空都是那么清澈，他看到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了么？日本的天空会像中国的天空那样时有一群群白鸽唿哨飞掠而过么？
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胳膊酸得几乎失去知觉。但他不能停步，不能歇息，每一层都有人用钱催促他加快脚步，他是嫌楼高还是嫌楼层太少了呢？
当他终于抱着死者出现在楼底门口时，灵车旁聚集的素服死者家属便一齐向他大放悲声。日本人的哭泣是很认真的，个个哭得锥心泣血，悲哀的气氛很容易就造了出来。在这种气氛下一个人要漠然置之是很困难的。我愿意相信许立宇，起码在头几回是会大受感染的，也情不自禁地感到难过，口罩下的脸万分沉痛。集体的哇哇大哭常会使一个不相干者也觉得有义务哭丧着脸。
只有当他接过死者家属的钱，被打发开，摘下口罩后，他才会蓦然发现这悲哀与他无关。死者家属并不打算和他分享这份悲哀，日本人的傲慢莫此为甚。当他沿着那精致、一丝不苟，宛如儿童积木般美丽有序的日本街道往前走时，他会不会感到某种失落呢？还是因为兜里塞满了钱洋洋得意？
十四
许立宇因了这份工作腰包日渐膨胀。他学会了用职业的态度来对待职业。当楼层过高或死者超重他就会要求死者家属加钱，有时什么也不为，就为死者家属看上去阔绰或干脆是因为那天没有竞争者，他便一再坦然伸手。他背着死者经过每一层住户门前，都要放慢脚步或索性停下来，直到该层的妇女给够了钱才走。他才不在乎那些日本娘们儿背后是不是说他借死人来敲竹杠，反正他也听不懂日本的刻薄话。
在背尸的这个行当，他重又体会了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国当出租车司机的优越感。谁都要对他倍加客气。不管他服务多么简慢，也没人敢对他说：“不愿意干你可以走！”他真敢撂下就走，决不像他那些在日本工头手下干活的同胞那么没骨气，逆来顺受。
他认真对几个待他不使用敬语说话、颐指气使的家伙拿过糖，充分享受了一群日本人对他点头哈腰陪笑脸求情的快感。
他对他那些奴颜卑膝又很有牢骚的中国朋友们说过：“只有你不尊重自己，别人才会不尊重你！”
“你们觉得日本人傲慢么？我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对我都很客气。我倒觉得他们很有点低三下四呢。？
十五
如果许立宇一直干到今天，那他早就是个人民币百万富翁了。用这笔钱他可以在国内投资，搞一个很像样的餐馆或歌厅，进入令人羡慕的“款爷”阶层。哪怕什么都不干，把钱买了债券，也可以当一辈子舒舒服服的寄生虫。实际上，他干了背死人这个行当不久，就像他那个朋友一样买了一辆二手车，从鸽子笼搬出来租了一套公寓，虽然那公寓是半永久性的用纸板组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