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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市社科院牵头举办的一个关于大学生在校期间能否结婚的一个研讨会。可以容纳一百五十人的新装修出来的报告厅里坐了一百余人，里面百分之七十是女同志，而且大都是教育口的诸如教育行政官员，大专院校从事学生思想工作的党委、团委的有关人员，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另外的就是从事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法学以及生殖健康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
刘枚作为市里有影响的女经理，也被特邀参加了研讨会。说是特邀，实际上是因为社科院找她赞助了三万元的会议费，因此被王院长点名请来了。她本来不想与这些八杆子打不着的部门有什么来往，但想到社会科学院涵盖的领域太多，专家学者不少，市场经济来势凶猛，今后说不定有用得着他们的时候。而且，王院长还表示，在研讨会门前的宣传牌上要特别注明友情支持单位：金石公司。这也算一个广告。用王院长的话来说，这是企业支持科研、涉足科研的第一步。她本来不想来，扯这些问题，不是企业家的事，是那些政治家、理论家和教育工作者的事，但转念一想，不说王院长一再邀请，又是电话，又是派人送请柬的，不能太拨他的面子，就是自己的儿子转眼就要上大学了，也该来，听听这些研讨也许有好处。安排好工作后，就赶来了。
她一进会场，就看见关敏。关敏正在和一个老头子说话，她也看见了刘枚，但装做没有看见，很快把眼光移开，专注地放在老头儿脸上，边听他讲，边想：这种会，关你刘枚啥事，也来凑热闹？讨论这些前瞻性的问题，未必你还搞得懂？仗着有几个臭钱……
刘枚不知道关敏的心思。她想，李一凡这件事没有如关敏的愿，她心里肯定不了然。否则，她不会在最后关头把她从赴香港、澳门、新加坡考察学习的名单上拿下。尽管当时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但刘枚毕竟是刘枚，搞企业这么多年，吃过的苦头，见过的世面，多的是，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你关敏这搞法明显的小儿科，不大气！报复也来得太快，太明显了。港澳都去过两三次了。这次要不是妇联组织人事处的处长动员，她还不愿报名哩。收费就比市里其他部门组织的收得高，这是明显的赚一笔或者抬几个人一道出去。她答应的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机会，给妇联做点贡献。另一个原因是作为市里的妇女组织的一个团出去，也可能得到一些收获，获得一些信息。结果不让去了，不去就不去。有啥子了不得？她很快就调整了心态。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她。毕竟是妇联的头儿，自己还是她的一个兵。刘枚高高兴兴地走过去，伸出手，说：“关主任，你好！”
关敏瞟了她一眼，像没有看见刘枚伸出的手似的，也没有响应，只是爱理不理地应道：“唔……我正在和雷老谈话。”
刘枚受到了冷遇，但没有马上反映，装做不知道的样子，向着雷老莞尔一笑，还是那种口气对关敏说：“关主任，你忙。”转身走了，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几个专家学者的发言，刘枚有时听得似懂非懂，云里雾里的，有时又觉得说的是大话、套话，好像是从报刊上的社论里抄来的，只好闭目养神，考虑自己的工作。她旁边坐的是晚报记者仲秋，研讨会一开始，他就在本子上不停地记着。关敏发言了，他才舒缓了一下，但还是不时地记录着。刘枚想，工作人员也太辛苦了，搞个录音机就行了噻。想到这里，就侧过身子说了出来：“你们怎么不弄个录音机呀？”
仲秋对她微笑了一下，说：“录了，还得整理。”
“你这样记不全，又费力。录下来，完完整整的。”
“我不要全，我只要主要的观点。”仲秋解释道，“前面几个是专家学者，他们的发言很独到，我就记得多些……”
他是谁？这不明显地说关主任的发言不独到？你一个工作人员不一碗水端平？好奇心驱使刘枚又开腔了：“你……”
飞短流长（2）
“我是晚报的，姓仲。”
刘枚脑子里风车般转着，晚报的，姓仲。这是个不多见的姓。那个专门写社会问题方面的文章的仲秋仲大记者会不会是他？她小声地说：“你们晚报有一个叫仲秋的写的社会生活问题方面的文章，我最爱读了。”
“谢谢！我就是。”说着，他从挎包里摸出名片盒，取了一张名片给刘枚，“请问，你是……”
刘枚也回应了自己的名片。仲秋一看，说：“啊，金石公司，刘总，久仰久仰。我们早在电话上认识了。”
台上，关敏还在念着讲稿：“有的人在一起同居，又心虚，怕别人知道了。如果被别人发现了，就倒打一耙，反诬别人侮辱她，强奸她”关敏提高了点声调，“这种做法很恶劣！所以我主张大学生可以结婚……”
同居和倒打一耙有什么关系？如果同居可以倒打一耙，那么，结婚还不是可以。她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是明显的逻辑错误。谁给她写的讲稿？仲秋沉思着，但找不到她这样讲的理由。对了，是不是她有所指，有弦外之音？刘枚见仲秋突然不说话了，以为他要记下关主任的重要内容，但没有看见他动笔，只是木木地咬着笔头发神。她用手肘轻轻地碰了他一下，问：“你和李一凡熟？”
“不……”他突然问了一句，“那晚，她是不是在加班吗？”
“对。那天，负责搞这个材料的办公室主任赵平生病了，就临时抓她的差。”刘枚抬眼看了看在发言的一个四十多岁的满口专县口音的女人，说，“本来，我要她就是想让她在办公室。你想，一个文学硕士，在办公室搞材料是再好不过的了。结果，她不愿干办公室那些婆婆妈妈的活儿。小两口都是外地人，老公又是个老师，收入也不高。她可能是想到业务部门收入要好些，让小家庭日子好过一点。”
“这个人怎么样？”
“相当不错。工作积极肯干，不多言不多语，人际关系很好，是公司的女工委员，正在培养她入党呢。”刘枚叹了一口气，“这么好的一个同志，就遭毁了。都怪我。”
“要怪只能怪坏人。她不撞上，就是另外的女同志撞上。只有打击坏人，才能还一方平安，才可以路不拾遗！”
正在发言的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党总支书记贾玉珠，尽管她尽量用普通话，但这四不像的普通话怎么也掩盖不了她的家乡口音：“大学是改造人的工场，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吔。如果可以结婚，那么，肯定会有很多学生都来要求结婚吔。那时，一个校园不晓得会出现好多好多小家庭吔，还会出现好多好多小母亲吔。那呀！学校就不成为学校，学校成为了一个社区吔！……”
仲秋听了听，说：“夸大其辞的理论！”
“有点。”刘枚附和道，“即使要结婚，也不是全部，而是个别。”
“你听这些发言，很有意思。这些年来，我总结了一个经验，不管任何问题，部门、系统的专家学者们，当然官员也包括在内，一般来说，他们都是站在部门、系统的立场、角度说话，就是进行研究也是这样。惟有不属于部门、系统的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的发言或者文章，才是中肯的，对推动或改进工作有利无害。”仲秋抬起下巴指了指贾玉珠，对刘枚说，“你听，她肯定是教育系统的，尽量维护学校现有秩序，使之一层不变。”
“那么，这种发言，你登不登出来？”刘枚问。
“报纸要坐到不偏不歪，尽量客观公正。不同的观点都登出来，让读者评判。读者心中有杆秤嘛。”
“李一凡的事情，你准备写一篇长文章？”刘枚转了回来，问，“我最喜欢看你的文章了。”
“谢谢你。已经写了，早就登了，一快豆腐干……”
“啊，我可能忙，没有看见。还写吗？”
“可能写不出来了。”
“你刚才问这么详细。我还以为你要写一篇哩。”
“咳、咳！”仲秋清了一下嗓子，说：“刘总，我是一个当事人。所以要问清楚。”
“什么当事人？”刘枚大惑不解，睁大双眼盯着他。
“那天晚上，是我救了她。”说着，他把那晚的经过复述了一遍。
刘枚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怪不得，我听见一些风言风语，说她半夜三更的和一个什么情人在树林里……是江红的弟弟去碰上了，以为那男的要欺负她，就去帮忙。结果反而被他俩弄到派出所去了。”她说完，看了一眼仲秋，见他脸上毫无变化，就补了一句，“我不相信。我太了解李一凡了。”
“可是，就有人要把黑的说成白的，乱泼脏水。”
贾玉珠已被另一个女人替换。仲秋全然忘了记录， 瞟了发言席一下，侧过头，说：“刘总，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平时专门问你，显得冒昧，或者又没有多大意思。今天反正谈都谈到她了，我就问一问。”
飞短流长（3）
刘枚没言语，只是看着他，用眼神表示了“你问嘛”。
“她在你这里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你们？这么好一个单位，又是她自己挑选的，你又待她不错。”
“我在想呀，”刘枚组织了一会儿思绪，然后从容地说，“一，那个人是江红的弟弟，平时她和江红她们处得都不错，发生这事后，据说，江红去找过她，要求她看在同事的面上，私了。她坚决不同意，因此得罪了江红。江红是个很有能量的人，一时间，各种风言风语流窜，她觉得压力太大，又不愿做违心的事……”
“我看呀，她即使违心答应了，那脏水还要泼，只不过是另外的版本，比如说她长期和哪个男的几七几八哟，等等。因为事情都传开了。对不起，我抢了你的话。”
“二，她可能感受到了公司受到的压力……”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