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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四十九岁 吴家花园湖石边
At the time; under the decorative rock behind them; there was a hole dug in 1952。 A pistol was hidden in that hole; That was the third pistol that her husband took care of for George。
1957年来临的时候,戴西一家还过着小院阳光下的双重生活,当女儿静姝从北京回家来,他们就用自家的照相机在小院里照相,她们穿上再也不能穿到外面去〃招摇〃的花旗袍在树下照了相,在花园里的小花坛边上照了相,又在草地上照了相。
在小花坛边上的石头前照相时,静姝笑着,她是个爽朗的女孩,生活很难在她心上留下阴影来。虽然她常常教训弟弟西式的男女相处之道,一起出去要男子拉开大门,帮助女子脱大衣,要是和一个女子一起去咖啡馆,男子要为女子买咖啡,要是在街上走路,男子应该走在女子的外侧。有时中正忘记了,她会用脚去轻踢迟钝的弟弟。但是从本性上来说,她不是那种真正斤斤计较的细心的小姐,她能够很快就把一、切看开了,即使是遇到了后来家里被全面查封,她解释起来,也是双手一摔,说:〃没什么,我们家照样好好的,呼拉呼拉,他们把我们的家具拿走了,然后,我们家到了'七重天'楼上,郭家已经离开上海的那些人家里去,把他们放着的家具选了选,拿回来用,呼拉呼拉的,又是满满的一大家子,什么也不缺了。〃
戴西在边上也笑着,她们像是两生花。
我想,戴西的心事应该比静姝要多得多。
这时,在她们身后的那块小湖石下,有一个小上洞,洞里埋着一把左轮手枪。这已经是她和她丈夫经手为乔治解决的第三把手枪了。
在1949年以前,郭家经历过一些未遂的绑架,所以郭家的男人总是随身带着手枪。到八弟乔治打算从中国大陆逃跑出境的时候,乔治最担心的,就是那些在办公室留下来的枪。当时政府不许私人收藏武器,乔治怕惹麻烦,危及自己不能顺利成行而不敢交出武器,所以先拿了两把左轮枪来找戴西帮忙。戴西和丈夫夜里把车开出去,一把枪被他们丢在没人的路上;另一把枪在去波丽家在虹桥的花园里玩的时候,乘人不备包好了丢在花园的小溪里。
在乔治定下日子要走的前夕,他最后去清理解放前就已经离开的二哥的办公室,无意中触到了什么机关,在写字桌的内侧突然跳出一个暗抽屉,里面赫然又是一把枪。乔治说到底是一个不懂世故的老实人,又已经被自己险恶的处境吓怕,他不知道该怎么把那个暗抽屉再弄回原样,于是就再趁黑夜把枪带给戴西来处理。
戴西的丈夫答应要再帮乔治一次,戴西以为他们又要连夜开车出去。可他说,他有了一个新办法,更安全的。他并没有说,只是把枪先埋在花园里再说。他到底有什么新的好办法对付这把其实不存在任何暴动意义的左轮手枪,他没有说,一直到被捕。所以,直到戴西在四十年以后去世,她都不知道他对那把给家里带来了大麻烦的无用的枪,到底是怎么想的。
她的丈夫,当年在可以随时买到枪的时候,玩汽车,玩纸牌,跳舞,迷美式棒球,可就是不玩枪。
乔治星夜逃往南方,经香港去了美国。
戴西则坐在他留下的枪上,笑着照相。她真的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张像原样子笑着的相片了,她的生活就要全然改变。
〃他们真的没有社会经验啊,〃四十年以后重提往事,静姝说,〃随便把枪扔在哪里,也不能往家里拿啊!哪怕乔治舅舅就把它留在办公室里呢,反正人已经走了,在美国了,你还有本事到美国来抓我啊。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没有社会经验啊,怎么能把那东西埋在家里,随便扔在什么地方不就完了,谁能知道就是他们扔的呢?还要扔到波丽姨妈家的小河里去,后来清理小河的时候,抽干了水,一下子大家看到了河底下的那把枪。把波丽姨妈吓死了。好在我妈没告诉波丽姨妈是她扔的,要不然她肯定说不圆这么大一个谎,又害了一个。〃
波丽是宋美龄的闺中好友,那时她已经为自己少女时代有这样一个好友而成了惊弓之鸟。
在乔治离开以后,戴西的丈夫拿了园丁用的铁锹,去院子里埋下手枪,而戴西则在楼上面对花园的小阳台上望着他。那时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壮年人了,挖地不甚利落,或者说,他对这一类的体力劳动从没有任何经验,他弯着高大的身体,他的身影在花园的黑色竹篱笆墙那里泛出白影子来,矮小的棕搁树沙沙地响着。他的脸在眼角的皮肤松弛下挂以后,显现出一种愁苦的样子。这是戴西不能忘记的晚上,上海的平静的、不大凉的、宜人而秘密的晚上,这对年过半百的夫妇做了如此大胆而幼稚的事。
1958 五十岁 最长的一天
They never discussed his feelings towards the plight he was in。 Maybe Daisy was not as strong as she became later; and neither of them wanted to face the grave shadow that was reaching out for them at any moment。 Maybe they wanted to pretend that nothing had ever happened。
这一年,戴西的丈夫吴毓骧被划为右派。戴西从此开始她炼狱的生活。
在1956年,兴华科学仪器行与政府正式合营,并入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吴毓骧从资方成为机械进出口公司的业务科长,被派到上海工商界政治学校去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一边被洗脑,一边参加了对共产党的大鸣大放,当时,他大概以为积极参加各种共产党鼓励的活动,是正确的表现,或者他的生性就是不能好好设防的,容易激动的,没有更多目的就像他年轻时代跟着清华同学去参加〃五四〃游行一样,这一切,就像他当时冒着当反革命的危险收听美国广播。不是要知道反华宣传,也不是要知道被封锁的世界新闻,而是忍不住要听美国棒球比赛的实况转播。在这同时,他认识了更多的工商界前任的资方,他们在一起郊游和聚餐,互相以〃老〃相尊,吴毓骧开始被人称为〃毓老〃,甚为得意忘形。
但是现在不能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与感受了,甚至在当时,连戴西和他们的子女都不能确定。他们在一起旅游,在一起吃饭,在自家花园里照相,熟悉在季节转换时的那些清晨,他因为支气管敏感而爆发出的一连串咳嗽和喷嚏声,就像德国木钟里的小木头鸟按时出来叫时一样。可他们从来不谈论他对于自己处境的感受。也许戴西还不像后来那样坚强,她和他都不想面对越来越近、伸手可及的巨大阴影。也许他们都想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也许他们认为说了也没用,反而是徒增烦恼。他们就这样在阴影逼近的时候紧紧关着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嘴,像鸵鸟。
当1957年到来,吴毓骧在一张《解放日报》上,看到自己上了右派的名单。可是他不知道在他的档案里,从来就没有右派的材料,到1980年全国右派甄别平反时,已经在提篮桥监狱病逝二十年的吴毓骧,因为档案里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的记录,而被无法平反。谁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解放日报》的右派名单上。
很快,他被通知不再担任业务科长的工作,改做清洁工,他回家来,向佣人学怎么将拖把拧干,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到了这一天,戴西夫妇才真正明白过来,他们发家致富的时代没有到,根本没有到。而他们慢慢失去一切的日子,倒是不由分说来到了。
戴西也离开外滩的办公室,被送到资本家学习班去学习。在学习班上,她也第一次学习怎么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一块块的小石子,送去修路用,支援国家建设。开始她不懂,后来,她知道在砸石头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厚手套。
1958年3月15日,戴西在学习班上被通知说,公安局在家里等她,要她马上回家。
果然有两个警察在家里等她。自从家里的保姆偷了美金那次,家里来过警察,这是戴西家中第二次有警察进入。这一次,他们是来通知她,吴毓骧已经被捕,要她将入狱要用的行李送到思南路的看守所,那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那些可以送去的东西,包括衣服、被子、毛巾和草纸,但不可以送牙膏牙刷,怕牙膏里藏着毒药,牙刷的硬柄会用于自杀。
戴西说:〃我听到警察对我说这些话,几乎惊倒。〃
这时,她听到楼下的客厅里传来了琴声,有人在弹琴,她听出来那个人在弹中正这个星期正在练习的曲子。然后,她意识到,是十四岁的儿子放学回来了。他从来不热衷弹钢琴,他们也从没有想过要让他当一个音乐家,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拖拉着学琴。她一开始在心里奇怪,怎么中正今天这么起劲,然后,琴声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她知道自己的亲人回来了,虽然只是一个上初三的儿子,可他是自己的亲人,这种安慰让她清醒过来。
过了三十七年,中正从美国回来看戴西,他回忆了那一年三月十五日的情形,他牢牢地记住了那一天,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那个下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