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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漫话-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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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只兼赋而不含比义的兴,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或和下文只有音节上的联系的兴,如“扬之水”,这在后来文人作品中已经少见了。因为和下文只有音节上的联系的兴,就表现艺术来讲,可说是不十分经济的;只有民间的口头歌唱还存在这种情况。至于兴而兼赋作用的,在后来诗词中还是很多的。《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一首,开头“明月何皎狡,照我罗床帏”两句是写景,它引起了诗中主人公的“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这种写景,实质上虽是兴,却不被后人当作兴而当作赎了。只有兼有比义的兴才成为比兴,而在文人诗歌中大大地发展了。这是比兴和《诗经》的兴不同点之二。再次,后来诗歌的比兴,多含寄托的意义。《诗经》里的兴,很少含有寄托;把草木鸟兽这些自然现象寄托以社会意义,象《鸱芬阅竦谋黄群ν杏魅说谋黄群Φ那菅允呛奔摹6睹钒延行┌槭馐臀问庵皇嵌栽耐崆5忧廊讼悴菘迹庵帧拔男≈复蟆薄ⅰ袄噱且逶丁钡募耐械谋硐质址ǎ谑柚芯统晌<挠诜恕:豪指摹讹糇影唷贰ⅰ赌�
  生》《蜨蝶行》《枯鱼过河泣》等,都以禽言诗的形式反映了压迫者的残酷与被压迫者的悲愤。文人作品中,象张衡的《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评邪不得以通”,就是对《离骚》美人香草比兴手法的继承。其后曹植的《美女篇》《吁嗟篇》《野田黄雀行》《七步诗》等,也都是通首寄托的。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郭璞的《游仙》不消说,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多以古代的寒士自况;《述酒》一首通体比兴,几乎是隐语,现在有人认为它是悼晋恭帝的。唐代诗人亦常有比兴之作,如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和《乐府》,杜甫的《病桔》、《杜鹃》等都是。杜甫又有《佳人》一篇,是通首寄托之作:“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霉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这诗写一位被
  夫婿遗弃而幽居在空谷的佳人的悲惨命运和高洁品格,其实也就是作者自己。仇兆鳌《社诗详注》说:“旧谓托弃妇以比逐臣,伤新进猖狂老成凋谢而作。”陈沆《诗比兴笺》说:“夫放臣弃妇,自古同情;守志贞居,君子所托。‘兄弟’谓同朝之人,‘高官’谓勋戚之属,‘如玉’喻新进之猖狂,‘山泉’明出处之清浊。摘花不擂,膏沐谁容;竹柏天真、衡门招隐。此非寄托,未之前闻。”他的分析,确能指出《佳人》一诗运用比兴寄托的特点。这种特点,在《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中,是常见的手法了。不但如此,在诗歌理论中,比兴也就成为强调作品的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的一个概念了。如陈子昂说齐梁间诗的“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白居易说梁陈间诗‘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己。……于时‘六义,尽去矣!……世称李杜,……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陈、白都是反对齐梁绮靡形式主义的诗风,而提倡《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的。陈提出“兴寄”,白提出‘六义”,于“六义”中特别强调“比兴”。宋词一般可以分为豪放、婉约两个主要流派,但绝大多数词人可说是属于婉约派的。婉约派的特点之一,是以闺情离别为主要题材。
  沈义父《乐府指迷》说:“作词与作诗不同,纵是花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由于这种题材的狭隘性,就容易流于“嘲风雪,弄花草”,而缺乏较大的社会意义。因此更需要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借以扩大词的思想意义。清代的常州词派,就是在理论上提倡比兴与寄托的。谭献《复堂词话》说:“常州派兴,虽不无皮傅,而比兴渐盛,……周介存有‘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之论,然后体益尊,学益大。”他所说的比兴实际上就是“寄托”;所谓“无寄托”是说有寄托的实质而无寄托的痕迹。他们所强调的寄托,从比兴的含义来说,已有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屈原《离骚》“举类迩而见义远”的比兴手法的发展。这是比兴在含义上和《诗经》的兴不同点之三。最后,运用比兴这种手法,一方面必然先由一种具体的事物所触起所谓“触物起兴”。另一方面,这种事物和作者思想感情必然有其内在的联系。比兴是一种形象思维,是我国文艺作品中,特别是在诗歌中塑造形象的常用的艺术手法之、古代的作家或理论家,也用它来调作品的形象性,反对枯燥乏味的缺乏诗
  意的诗歌创作。譬如宋诗在内容上反映民生疾苦的题材多了,在形式上又发展了唐诗中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但这也同时带来了一个缺点,那就是有些作家的某些作品,偏重于说理,缺乏诗歌中必不可少的形象与感情的特质。后来有些理论家,为了纠正诗歌的缺乏形象性,也提出“比兴”(或单称兴)的手法来加以强调。这种所谓兴,是就比较广阔的意义上讲的,是作为形象患维的艺术手法来理解的李梦阳《诗集自序》引王叔武语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士,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哭也、呻也、吟也行唱而坐歌,食咄而窹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兴焉,无非其情也,斯足以观义矣。故曰: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梦阳不但强调比兴的重要性,而且以人民口头诗歌和文人诗歌作比较,说明比兴的根源,是生活与感情。可惜他自己的诗,也是“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的。谢嵘《四溟诗话》也说:“凡作诗悲欢皆由乎‘兴’,非‘兴’则造语弗工。欢喜之意有限,悲感之意无穷。……熟读李杜全集方知无处无时非兴也。”
  谢榛以为好诗都是兴中得来。也就是叶燮《原诗》所说:“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的意思。有了形象,并探入这个形象取得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便是好诗,所以说李杜诗无非兴。这样解释兴,固然还不是深入地体会诗人触物起兴之义,但却将兴的意义更扩大了,那就是形象思维与形象塑造的意义了。这是比兴(或兴)和《诗经》的兴不同点之四。由此可见,由《诗经》的兴发展为后来的比兴,它的含义,是不包含发端,只有兼比义的兴才称为比兴且含有寄托之意,成为形象思维与形象塑造的代称比兴和《诗经》的兴,正因涵义不同,所以在运用的形式上也有所发展。涵义更为复杂了,所用比兴的素材的范围也更为扩大了,而且越到后来通篇比兴的形式用得更多了。屈原的作品,吸取了《国风》、《小雅》的手去,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游国恩同志说:“屈原的辞赋差不多全是用‘比兴’法来写的了。”其间很少用‘赋’体坦白地、正面地来说的了。”这虽然未免夸大了一些,但说比兴是屈原作品中比较广泛地运用的一种手法,却是合乎事实的。汉以后的诗人,有
  的比兴用得多些,有的用得少些而这种手法总是在不断地发展着的。特别是在比兴素材的扩大,各种素材的交错运用,以及通篇比兴法广泛的采用三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朱自清《诗言志辨》中论比兴,说后世的比体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所谓“比体诗”,就是比兴诗。朱自清的解释,咏史是以古比今,游仙是以仙比俗,艳情是以男女比君臣,咏物是以物比人,“这四体的源头都在王注《楚辞》里”。他对后来比兴素材运用范围的概括大致不差。《诗经》里所用比兴素材不外草木鸟兽、日月山川等自然界景物,扩大到人事的领域的则较少,更不必说古人、仙界这个离现实较远的领域了。朱自清又在《离骚》中找出有“以古比今、以仙比俗、以男女比君臣、以物比人”四种比兴素材,这在《诗经》里除了以物比人以外,其余是少用或不用的。所谓咏史、游仙、艳情、咏物四种比兴素材,后世代有作者,也代有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艳情为题材的比兴体,不仅在五、七言诗中是常用的;在词中,特别在婉约派词中,这种托兴房帷、眷怀家国的比兴手法,几乎成为非常普遍的一种手法了。即使豪放派词人苏轼与辛
  弃疾,有时也采用这种美人香草为比兴。象苏轼的《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上阕以美人香草为比兴,下阕以石榴为比兴,借写其身世的感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儿番风雨”),上阉就以花草为比兴,下阕则以美人为比兴,借抒其家国之恨。豪放派词人的作品尚且如此,一般婉约派词人的作品就更不消说了。至于通篇比兴,在《诗经》中只有《豳风》的《鸱泛臀娜舜醋鞯摹缎⊙拧ず酌贰T谇髌分校挥小堕偎獭芬黄5诤笕耸柚校庵滞ㄆ刃朔ǎ驮擞玫煤芪惴毫恕@畎椎摹缎σ雍酢罚ㄓ绞罚ⅰ睹斡翁炖岩髁舯稹罚ㄓ蜗桑ⅰ妒竦滥选罚ㄓ轿铮ⅰ冻は嗨肌贰惭耷椋6鸥Φ摹妒龉拧罚ㄓ绞罚ⅰ队娜恕罚ㄓ蜗桑ⅰ恫¢佟罚ㄓ轿铮ⅰ都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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