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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没有冬天，于是我有时会无端地怀念家乡的雪，还有雪里的姐姐，红润调皮的脸。
算起来，我被姐姐欺负了整整六年，后来没人欺负我了，还真觉得有点不习惯。
记得那是一九八八年的第一场雪，好象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银妆素裹的大地，寒假的清闲，还有马上到手的压岁钱，把每个孩子的心熏得暖暖活活。我和寄居在我家表姐走在河堤上，我七岁她九岁，枣红色的棉袄，遮耳的棉帽，将我们裹得像两颗小小的粽子。伴着洞庭岸烟水清朦，沙洲里晚钟清幽。两个胖胖的娃娃，提着一水的灯笼，摇摇晃晃，晃晃摇摇，走啊走啊，走到了小木桥。那是我们是多么的清醇啊。
表姐突然停下，捧起一把桥栏上的雪，伸到我鼻尖，清脆地道：“这是鹅毛雪，最干净的雪，你吃了吧。”我望着一直有点崇拜的姐姐，和那大把冰冷的雪，有些犹豫道：“琴琴姐姐，这，能吃吗？”
“能吃，能吃，这是最好的东西。这是天上的水。”她眨着眼睛说。
这是天上的水，我默念一遍，就勇敢地将头埋在她的手心，寒冷的冬天，静静地吃雪，这在整个地球生物界都很少出现的场景，让幼小的我整个牙齿都在颤抖。
吃完后，姐姐大声赞叹道：“真是姐姐的男子汉。”听到表扬，我深呼一口气，腆了腆肚子，满不在乎地站直了身体。布娃娃一样的姐姐呵呵一笑，帮我拂掉肩上的雪花，轻声问：“好吃吗？”
我呆了呆，正在想怎么回答。姐姐抱住我，温柔地说：“来，姐姐再喂你吃一次。”弯下腰去，又捧起一把更大的。我这次是真的呆了，眼神里流露着无比的惊恐。姐姐歪着头，翘着嘴，期待地望着我，我摇摇头，姐姐却将手放得更近了，我再摇头，姐姐突然眨着童真的眸子幽怨地道：“你不吃姐姐的东西吗？姐姐喂你啊。”那种语气，让幼小的我感觉事情严重了：如果我不吃下去，姐姐就不跟我玩了，我伤了姐姐的心，这是不尊重姐姐，这是不尊重大人，我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好孩子。犹豫半晌，我终于用尽全力吃了下去，这回五脏六腑都冰冷起来，厚厚的棉袄再也遮不住从内而外的天寒。北风那个吹啊，雪花那个飘啊，苦命的娃儿在外头啊。
姐姐居然又捧起一把雪来——我开始疑惑我到底是不是她的亲弟弟了——笑面桃花地伸到了我嘴前。道：“吃雪要吃三把，这样才有营养。”我摇头拒绝了，姐姐笑盈盈地一抹自己的羊角辫，道：“只要你吃下去，姐姐给你买跳跳糖吃。”
那时的跳跳糖正流行，含上一点点，糖果自己会在舌尖跳动很久，价格自然也不菲，我记得很清楚要一块五毛钱，这对当时的小孩子来说是天文数字。无疑我面对着巨大的诱惑。看了看那摊雪，又想了想跳跳糖，我像哈姆雷特一样艰难地抉择着。
姐姐倏地探头望了望桥边的商店，还故意大声咂了咂嘴巴。
我又努力地吃了下去，我是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幸福一代，对于没心没肺的我来说，这件事就是二十世纪整个童年最大的悲剧。
我的肚子不再冰凉，而是火辣辣的生疼，像独自吃了一大碗野山椒，还特小的那种。
姐姐心满意足地哈哈笑了，我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嚷道：“跳跳糖！跳跳糖！”姐姐道：“什么跳跳糖？”我怒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我童话般的世界里居然真有这么“大灰狼”般无耻的事，而且做这个事的是我美丽的姐姐！我歇斯底里地嚷道：“我吃了三———三块雪，你要买——买跳跳糖。”她说：“哦，是啊，但我没说什么时候买啊。”她爱怜地拍了拍自己的弟弟，冷静地道：“不久的将来，姐姐一定买给你。”
沉默，沉默，空气中充满了无语凝噎的味道。姐姐笑得更甜了，漆黑的眸子，弯成新月，非常漂亮，就像个巫婆。我奋不顾身地马上跟她打了两架，结局没有悬念：第一次我没赢，第二次她没输。
一晃二十年了。已经记不清是那次是什么原因去大堤——孩子做事大多没有什么目的却自有他们的快乐——正和长大后相反。但那次的“深愁大恨”我却刻骨铭心，我怀疑我至今记得这么清楚：姐姐欠我一个跳跳糖自然早已不是主要原因，真正让我难受的，是这件事情完美的展现了我从小就智商不高的悲哀现实。
我和姐姐，就这样一路刀光剑影里慢慢长大。她比我大两岁，女孩子又发育得比男孩子早，我总是打不过她。久而久之面对她时也就没有士气了。挨点小打也就不敢还手了。而对于姐姐来说，弟弟是干什么的？就是用来欺负的。好在姐姐除了经常性地欺负一下我外，其它地方对我还算不错，出去玩或者吃东西一定会带着跟屁虫一样的我，也绝不允许别的人欺负她的弟弟。偶尔兴致来了，会捧着我胖乎乎的小脸亲上一口，又或者帮着我欺负一下别的小朋友。
湖南的夏天出奇的热，晚上一家子人一定会跑到资江河边歇凉。我和姐姐睡在一个凉席上，望着漫天的星星，漫湖的蓑草，漫地的萤火，漫无边际地说话：人生、理想、新白娘子、还有孙悟空与济公谁能打架。当初我俩正年少，你爱聊天我爱笑，不知不觉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姐姐很聪明，踺子、沙包、跳绳、铁环没有她不会玩的。同时成绩也很稳定，每次都是学校倒数第一名。她小学六年级那一年，我正是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担任着这一辈子最大的官职——班长兼小学少先队大队长，成绩好到拿班上第二名都不好意思的程度。便慢慢地有点看不起姐姐——歧视成绩差的学生——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连和蔼的爸爸也悄悄跟我说过几次：少和姐姐玩，别被带坏了。我倒也没看出姐姐坏在哪里，但既然家长老师都说她坏那她自然是坏的了。每次考试之后，姑妈（表姐的妈妈）往往怒火中烧，我再拿着自己成绩单到姑妈那里一晃，姐姐就更免不了一顿“竹笋炒肉”，我就躲在门口呵呵的笑。这样的事我干了不少，姐姐挨打我反正是不疼的，对于年少的我，有个地方可以让我炫耀一下自己好孩子的成绩，那是赴汤蹈火也要去炫耀的。
小学毕业考试，姐姐再次发挥了自己一贯的水准，语文数学两科相加五十五分，位列全区倒数第一。我怎么也想不通，人的脑袋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成绩来。我带着自己的疑惑，向姑妈坦诚地交换了自己的意见。那一天，姐姐被打得鬼哭狼嚎，第一次向我发出愤恨的眼光。不过一周后，她又带着自己的弟弟出去玩了。
后来姑妈买了一个小房子，姐姐一家就搬了出去。住在一起这么久，两家的大人难免有些磕磕绊绊，弄得我和姐姐也逐渐生分起来。先是天天在一起，然后是每周聚两次，不知什么时候起，半个月也见不着一次。我这个人天性冷漠，也谈不上多么想念她。
上中学的时候，香港电影风靡全国，什么四大天王台湾美女统统进入内地。湖南自古就是土匪味很浓的地方，古惑崽系列的电影更让年轻气盛的学生血气沸腾，我当时的偶像是郑伊健演的陈浩南，加入黑社会是我作文本以外真正的理想。姐姐已经辍学，还偶尔到学校来看看我。有一次，我们又谈起将来的愿望，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姐姐的夙愿是当个人民教师，整天跟小朋友在一起。对这种没出息的想法，我是嗤之以鼻的，我的目标很明确，要统一香港的黑道。姐姐就呵呵地笑。
初中生显然是不能当老师，姐姐慢慢成了社会青年，开始染头发，爱打扮，人也沉默了很多，她这种人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这么做不奇怪，不这么做才奇怪。姐姐长得很漂亮，这也让她招到不少闲言碎语，无心或者有意的，都认为她的坏青年。不少次我见到她一个人低头不语，闷闷不乐，望着我，也只是黯淡的笑笑，也不怎么和我玩了。后来又和一群同样不喜欢读书的朋友混在一起。
我高一那年，她做了黑社会，业绩很是不错，洞庭湖南岸的混混里面，说起“黑凤凰”袁琴没有不知道的。姐姐笑着对我说：既然我不能证明自己不是坏蛋，那我就只好证明自己是坏蛋了。那一天起，姐姐再次成了我的偶像，我好几次想过去跟着她混混耍耍，可她却死活也不答应。硬生生地把我这个“有志青年”逼成个三好学生，这不是逼娼为良吗。这一下子，跟姐姐算是彻底生分了。
当时我们中学也有个小混混组织，自号“封魔党”，都是在校不安分的学生组成。主要的业务是抢篮球场和抢电子游戏币。现在看起来，很有点滑稽。可在当时学生眼里，确实是离得最近的黑社会了。本质上讲，他们连坏人都不算，也就是青春期多动症，或者看电影看多了，觉得打架是很酷的事，就来“酷”一下。
有一天，我正在为考上大学埋头苦干，一个“封魔党党徒”叼儿郎当跑到我位子上，嚼着槟榔对我说：“喂，哥们，老子见过你哦。”
我抬起头，满脸笑容，很认真很斯文地道：“哦，可我不认识你啊。”
我憨憨地推了推眼睛。
他将槟榔吐在我的数学练习册上，拍着桌子道：“认识黄哥吗？黄哥都不认识，你也在六中混？老子是封魔党黄哥的手下，赵舟。”
我点点头，心里有点莫名其妙，道：“你们找我干什么？”
他指着我说：“上次看见你去玩了游戏，今天我们黄哥要去，你准备三十块钱请客。”
我这人从小智商不高，又很有不耻下文的精神，就问了一句：“为什么？”
赵舟勃然大怒，一脚在课桌边：“为什么，封魔党要你的钱是看得起你，有本事你不交啊？今天下午五点钟我们来收钱，不给打死你。听着，有种别告诉老师。”
我本来还想问几个为什么的，赵舟却满脸笑容地飞快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