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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写吧，”处长说，“这将是一份对红军进行反宣传广播的好材料。”
“你这么做可就毁了我，而我可能充当你们的间谍。你这么做也会毁了我的亲人。”
“关于你的亲人──他们的地址、姓名、籍贯和出生年月──我们稍后再谈。这是纸和笔。我的同行会把你带到一个安静的房间，你不会受任何人的干扰。可惜我们的速记员不懂俄语，无法减轻你的劳动。晚上见。”
第五章 历险续篇
1、
保安局局长 国家绝密文件
收件人印章 共十三份
克拉科夫区保安局局长 第四份
外事局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东方战区党卫军和保安局最高领导人发布了下述命令。
总督管辖区的治安状况严重恶化，必须使用最坚决的手段和最严厉的措施，对非德意志民族的谋杀者和怠工者加以惩处，征得总督同意，我命令：凡对德国人进行或企图进行谋杀者，凡破坏重要建筑物的凶犯，不仅被抓获者本人要被枪决，而且其全部男性亲属也要被绞死，而女性亲属──妇女和十六周岁以上女子──则被送往集中营。男性亲属包括：父亲，儿子，（满十六周岁者），兄弟，夫兄弟，内兄弟，表兄弟，叔伯父和舅父。女性亲属照此统计。
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全体男人和妇女，即肇事者所有亲属的集体责任感。这样，政治犯在其中活动的那部分人将受到特别明显的触动。一九三九年期间，这项措施在新设置的东部各省，尤其在瓦尔塔省，产生了巨大效果。经验表明，一旦此项新的惩罚措施为异族居民所了解（可以通过口头宣传），抵抗运动参加者或匪徒在其中从事活动的那部分亲属中的妇女，就会起到防范作用。
我将上述内容通知你们，并建议在规定的情况下（不涉及原有规定），尽快确定住址，立即逮捕相应的家庭成员。
克吕格尔
2、历险续篇
“十天后我来到距柏林三十公里的地方，”斯捷潘手过例行的审讯回来后，对科利亚讲道。“我现在只有晚上到天亮这段时间走路，其余时间就躲在湖边的灌木从睡觉。我睡在湖边是为了防狗。尽管集中营的难友们说水并不能防狗，因为法西斯分子通常从两边岸上同时放出警犬，能够迅速测定你从水中走出的方位，但我还是在湖边树从中睡觉──这样似乎更踏实些。”
他沉默片刻，仿佛要审视一下自己。
“后来呢？”科利亚催他往下讲。
在十天内我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这是个好成绩，因为我不象运动员那样可以吃巧克力，而是靠啃土豆和大头菜充饥。我知道离波兰已经不太远了。那里有游击队，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人。
就在那个天色阴沉的早晨，我钻进一间孤零零的板棚里过夜。雨下个不停。我决定爬到顶棚干草堆里藏身，等到晚上再安安稳稳地继续赶路。
干草里很暖和。散发出阳光和夏天的气味。我睡得很香，有好几个月没这么睡过。我醒过几次，听到雨水枯燥而平静地敲打着瓦顶的声音，又重新入睡了。
在家的时候我很奇怪，父亲怎么能在电车上睡觉。他带我去农展馆附近姑妈家作客时，总是坐在电车的一个角落里，把大衣领翻起来，把拐杖杵在地上，然后用隔壁肘往拐杖上一支，便离开睡着了。起初我对他这么做很生气，后来又觉得好笑。我那时是个孩子，觉得他在电车上睡觉会遭人耻笑，心里很生气。我的态度一准使他很难受吧。后来我参军了，才懂得了这一点，更确切说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到了后来，进入集中营之后，才真正懂得了这一点。只是到了集中营我才懂得，父亲为什么星期天也会在电车上睡觉。由于多年的劳累，一个人要么总想睡觉，要么忍受失眠之苦。
“舞台上的雨倒比这种真正的雨显得更真实。”我一变望着天花板一边想。“今天这场绵绵秋雨显得太柔和了。连风也那么平静和温顺，真会叫人忘掉世上的一切。再加上肚不疼，衣袋里装着土豆。”
生土豆只是刚下口时才难以下咽。习惯以后，那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我掏出一块土豆，用大衣袖擦了擦，不慌不忙地啃起来。我一边啃土豆一边拼命回忆，是哪一位科学家断言，说土豆皮是卡路里的代用品。这个论断完全对，只是乍一听有点可笑。
我发现，吃剥了皮的土豆容易饿，要是连皮吃下去，那么一个土豆就能顶一顿早点。起码从热量上是这样。
脑子里即便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就不瞌睡了。我暗暗骂自己对土豆和土豆皮的热量这么关心。应该在啃掉一个土豆之后继续睡觉。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大概是巴甫落夫吧，他说午夜前睡一个小时等于午夜后睡两个小时。苏沃洛夫每天八点睡觉，半夜三点起床，然后坐下来工作。我要是能同他作伴就好了。
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是一头母牛的沉重的走动声，水桶的碰撞声，女人的脚步声，轻柔的说话声。只听那女人拍了拍奶牛的臀部，然后一边柔声细语地说话，一边挤奶。可以听到一股股热奶射在桶里的丁丁声。
看来，我说的什么土豆皮的热量，什么白天、早晨和晚上睡眠的效益，全是自欺欺人罢了。
我一听到热呼呼的牛奶流到桶里的丁丁声，全身一下子就瘫了──由于饿，由于胃痛，也由于虚弱引起的躁怒，我大概呻吟了两声，因为这时牛奶的丁丁声中断了，女人惊恐地问道：“弗里茨？！”
“肥头大耳的弗里茨马上就会冲进来，”我想，“我得跟波兰永别了！”
我屏住气，一动不动。在逃跑这段时间里，我曾多少次屏住气，一动不动！曾多少次想消失得无影无踪，变得很小很小，叫谁也看不见！这对一个人是多大的屈辱啊！
“唉，妈妈！”
我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那声音很远，大概有五十米左右。
如果这孩子就是弗里茨，那么事情还不象我刚才想象的那么糟。我听到有人朝板棚跑来。然后是孩子的喘气声、笑声和我听不懂的问话声。女人回答了些什么，孩子便跑了。我又听到牛奶流到桶里的丁丁声，女人温存的低语声。在集中营时有个兽医和我一起干活儿。他说德国人发明了一种仪器，用电动挤奶器挤奶，电唱机会自动播放音乐或女人温柔的低语。这么一来，奶牛就不紧张了，让电动仪为自己挤奶。德国人真是个聪明民族，连奶牛的感情都考虑到了。
女人走了。奶牛在下边嚓嚓地吃干草，并象人似的发出沉重的喘息声。我又开始困了──巴甫洛夫万岁！苏沃洛夫也不例外……
我睁开眼，看见一张女人的脸。她长得很美，尽管已经不年轻了。我在集中营很少梦见女人。别的囚犯也是如此：饿肚子的人是很少梦见女人的。做梦做得最多的是吃饭，不过我们在梦中也得尽量克制自己。我们强迫自己只做爱国主义的梦。否则就会支持不住，非垮掉不可。
我把头扭到一边，闭上眼，想用手挥去眼前的幻想。我的手碰到了什么人的肩膀：一个女人正跪在我的面前──这不是梦，这是现实。
“怎么回事？！”我问。
女人哭了。
“亲爱的，你是咱们的人吧？”她低语道。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过女人说话了。男人们在集中营是用另一种声音说话的。在我们的任何一句话里也不会有我刚才听到的这种善良、惊恐和欣喜。
“小声点！”我请求道。
“他们都睡了。”
“他们是谁？”
“我的女主人和她的孩子们。”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她叫我来的。”
“来干什么？”
“来顶棚拿干草。”
“没说谎吧？”
她没有回答。她俯在我的身旁，闭上眼，向我贴近。她身上披的军上衣掉了下来，我看见了她的肉体。我开始浑身打颤，仿佛冻僵了。她很快地说着什么，紧紧抱住我，越来越用力地把我往她身上拉。我看不见她那眯得很紧的眼睛，我只感到她的整个肉体贴在我的身上。
女人！也许，在集中营里男人想女人就象渴求自由一样强烈。只有那些家里有孩子的男人才更多地想孩子。我们集中营有个大尉，夜里总是泣不成声哭诉道：“我的小儿子萨申卡……你离了我怎么过呀？我的小儿子萨申卡……”
一年前娜佳从布良斯克被赶到了德国。她的母亲、两个兄弟和丈夫科利亚留在了俄国。丈夫在部队当兵。
她的呼吸弄得我的耳朵发痒。我微笑着听她说话。后来我怕她生气，便把头稍微移开了点。可是她跟我贴得更近了，她的呼吸又弄得我的耳朵发痒，我禁不住又笑了起来。
“我们家很干净，房子用主墙隔成了两间，”娜佳低语道。“窗外种着天竺葵，还有两棵榕树。我们还种了一棵柠檬树，可是叫弟弟碰断了。他夜里去穿堂喝水，不小心把它碰断了。我们又换了一只桶栽下去，可还是枯死了。”
“大概伤着树根了。”我说。
“当然是伤着树根了，”娜佳高兴地说，“那还用说？我们想再买棵新树苗，可是战争爆发了。”
“打完仗再买吧。”
娜佳立刻哭了起来。
“别哭，”我央求道，“不应该哭。你在这儿受气吗？”
她摇摇头。
“不受气，”她说，“这个德国女人心还挺好。也不打人。只是她那个男孩有时往我身上扔石块。不过也没什么。别人家更糟。咱们别说他们了，”她不哭了，求我道：“你讲讲咱们人的情况吧。”
“好吧。”
“讲讲家里的事。”
“好吧。”
“你家也有花吧？”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