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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春天，他第一次看见妈妈流泪。当时他们星期日出外打猎回来──萨申卡常和儿子去打猎，她引导儿子爱上了打猎，亲自教会他打枪，亲自选定狩猎路线──那天他们睡得很早，到了早晨，她还没有备完法国文学课（她在外国语学院任教），来了一个电话找她，要她下楼去──楼门口停着一辆汽车。
两个小时后妈妈泪流满面地回来了，她躺在沙发上，脸对着墙。他坐到她的身边，轻轻地抚摩着她的芭。
“萨恩卡，”她象个小孩子似地啜泣着说，“萨恩卡，这既是不幸，又是幸福，也是痛苦。你父亲还活着。”
“在哪儿……他在哪儿？”
“把我的小挎包拿来。”
他把她那个极平常的小挎包递给妈妈。萨申卡打开上面的扣锁。
“在这儿，”她说，“这是他的。”
沙发上摆上了三个漂亮的小盒子。这三个精致的红羊皮包面的小盒子里放着两枚列宁勋章和一枚红旗勋章，国徽图案下面的白色珐琅板上刻着号码：９７４。
所以，当旋风问起他父亲时，科利亚一时没有回答。以前从未有人跟科利亚谈起过他的父亲──无论是人事部门还是指挥部。显然，国内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父亲的情况。因此，旋风问他时，科利亚心里一震──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对朋友隐瞒自己最珍视的秘密。凡是知道他家庭的人都会忍不住问起这个问题。而他对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最亲密的朋友，都一律用回答旋风的那些话作答。
“妈妈不在这里，”科利亚看了看乱扔着的内衣，心想，“在这里，我得自己动手。别人头痛的事对她来说成了件快乐的事。母亲的一切快乐都来源于孩子。妇女──多么伟大！她对男人和孩子的爱结合得多么和谐，多么令人惊异。”
他又想起自己同一位年轻画家的谈话。那位画家为母亲画过一张肖像。有一次这位画家说：“我爱孩子。娶什么样的女人都行，只要能生孩子。”
科利亚对妈妈没有秘密。他把这次谈话告诉了妈妈。萨申卡厌恶地皱起眉头，说：“天啊，有多糊涂。可以跟不爱的女人过夜，而结婚知识让她生孩子──这有点恶棍的味道。我现在讨厌见他了。我将拒绝他到家里来。”
“他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画家。”
“你是个聪明孩子。对于天才什么都可以原谅，唯独卑劣的行为不能原谅。不过，如果你觉得同他在一起有意思，当然你们还可以来往。我准备容忍他。”
“你容忍他很难吧？”
“我不知道什么叫难。我知道怎样做才是有教养的人。”
“这么说，有教养的人可以面带微笑地原谅卑鄙行为？”
“绝不是。但他可以用冷面孔和视而不见的办法回敬那种人的问候。学会视而不见这非常重要。眼睛是一种比手枪还厉害的武器。当然，如果把它们看作是内心情感的流露。”
“你看，我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你，我再见到他会觉得不自在的。如果这些话是他对你讲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他是对我讲的。我成了告密者。明白吗？”
“我明白。你是对的，萨恩卡。是我不对。就到此结束吧。好吗？”
“你说得很可笑──‘我将拒绝他到家里来。’”
“有什么好笑的？”
“有点过去时代的味道。”他笑了笑说，“不过，妙极了……”
科利亚在镜子前站了很久，他把领带打成最时髦的样式──结扣打得很大。然后又把自己打量了一番，把手枪装进衣袋，走出院子。他要去干掉党卫军要员施蒂利茨，要去杀死自己的父亲。
3、四十二秒钟
“证件，”一个党卫军巡逻兵向旋风敬过礼后，对克雷霞说。
“他为什么不象党卫军那样向我敬党礼呢？”旋风想着，手伸进兜里去掏香烟，“为什么他要向我行军礼？看来，这不是党卫军的骨干分子。科雷霞现在会把一切弄糟的──她会昏过去。谢多伊和波格丹诺夫的举止还得体。阿佩尔──好样的。只是手在发抖。如果酒吧里有了动静，就开枪。可是手枪别在我的后腰上。我对自己说过多少遍：要把它装在西服内兜里。谁能想到他们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世上的一切往往取决于几分钟的时间。一件事可以准备好几年，可是那样的关键时刻一到，一切都完蛋了，这是规律吗？也许这是倒霉的巧合？”
党卫军分子检查过波格丹诺夫的证件，敬了个礼，把身分证还给了他。
“请出示您的证件。”他们又对谢多伊说。
谢多伊殷勤地笑了笑，把夜间通行证递给他们。他的夜间通行证是伪造的。的确，这是真正的行家在高级印刷厂印制的，那些人战前曾给国际走私贩们干，可是党卫军的巡逻队曾几次抓到持这种假证件的人，这些人被送进值班警卫队，后来又转到盖世太保，进行严刑拷问。
“这里到最近的指挥部也很远，”旋风一边往兜里装子弹壳做成的打火机，一边想，“那里是听不到枪声的。不行，他们的总部就在广场上。那里有一支很大的党卫军警卫队。他们有摩托车和汽车。他们可以把整个城市搜遍，就象我从他们那里逃走时那样。如果要干掉他们，必须不出声响：对准脑袋──然后马上上车。克雷霞没有证件。他们不敢向她索要证件，我就说，她是跟我一一起的。见鬼，过了多长时间？大概有三十秒钟了。如果他们进酒吧，就得开枪。不出声音地打死他们是办不到的。我还想什么，啊？如果能把一个人在这三十秒内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就太好了。只要把谢多伊、克雷霞、阿佩尔、波格丹诺夫和我此时听到和看到的都记录下来，准会得到好几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在科学家们弄清这是否能象记录化学试验过程那样记录下来之前，是不会有人来记录的。在这种时刻，无论哪个民族的人所想的都一模一样。回忆──这是身临绝境者的最后的避难所。如果回忆和联想被绝望代替──人也就完了。起码侦察员是如此。”
“请，”一个党卫军分子说制将夜间通行证还给谢多伊，“您没事了。可以走了。”
这时第二个党卫军分子已经走到克雷霞跟前，说：“太太，您的证件。”
“我没带证件。”
“怎么可能呢？”党卫军分子很惊奇，“为什么？”
“这女人是我带来的，”旋风说，“还有什么问题吗？”
第一个党卫军分子对谢多伊和波格丹诺夫说：“我对你们说了，你们没事了，可以走了。”
“现在应该干掉他们。如果谢多伊和斯捷潘离开，他们就完了。巡逻队只要在酒吧里扫上一眼，很快就会窜出来。即便我刹住汽车，让我的人爬上来，轮胎也得被他们打破，跑上三十米，就得停下来。见鬼，糟透了。”
谢多伊说：“谢谢，我们现在就走。我抽支烟就走。不然，喝多了，嘴里再没抽的，那可就难办了。”
他开始从衣袋里掏装碎烟叶的胶皮小荷包。
“这女人是您邀请来酒吧的吗？”党卫军分子问旋风。
“对。”
“是您的相好吗？”
“当然。”
“请原谅，我不知道我是在向什么人问话。”
“那您就问我的证件好了。”旋风厉声说。
“好吧，请拿出来。”
旋风从衣兜里掏出党卫军军官证和党证皮夹以及两个勋章证书。这些证件都是科利亚弄来的，而科利亚是从他的军需官那里弄到的。两张勋章证书是谢多伊带来的──这是在袭击热舒夫附近兵营时从军官身上缴获的，那是克拉科夫游击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当时他们击溃了当地驻军，然后越过塔特拉山，到了斯洛伐克。
“现在的戏至关重要。”旋风一边往党卫军分子手里递伪造证件，一边想：“我要把我的证件掉在地上，并使他很快弯下腰去捡。这很重要，我必须在所有的细节方面都做到准确无误：我递给他证件，直视他的眼睛，还有我松开手指而瞬间动作，要让他觉得是他的过错，使他立刻明白党卫军军官的证件掉到人行地上是他的失误造成的。谢多伊明白我的意思。我跟他有过商定：他的烟荷包和我的假证件是告急信号。鬼知道，波格丹诺夫能否想起这个？如果阿佩尔一踩油门，把车开走了，那可就糟了。瞧他在那里紧握方向盘的样子，连指甲都变色了。我们不在的时候，他倒是把汽车擦得蛮亮。就是这种性格。换个人就不会这样，或者读点什么，或者往家里写张明信片解闷，可是他却把汽车擦得贼亮。我们开到这里后，汽车已经脏得没法再脏了。可是他在哪儿把手洗得这么干净呢？他的手指甲干净得就象是医生的。啊，那里还有一双手套。皮革制的。小伙是带着手套干的。好样的。只是别老想着就走，阿佩尔。我这就丢落我的伪证件，再过几秒钟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里了。一切都会顺利的，阿佩尔，你就相信我吧。”
党卫军分子的两条腿象瘫了似的蹲下身去捡党卫军军官证、党证和勋章证书。他刚一蹲下身，就看到军官证是空的，只是一个证件皮夹，里面什么也没有。
党卫军分子抬起头，象是抱怨似的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这位瘦削的，戴着眼镜的人，从外表看他很象党内的要人。除了从下向上看了一眼这位戴眼镜的人以外，他再也没来得及干什么。旋风一下子跳到这个蹲下身的人身上，把他压倒在地。
第二个党卫军分子含混不清地说了句什么，斯捷潘用手捂住他的嘴，谢多伊把他的身子一横，拖进了敞开的汽车门里。可是他的钢盔却在人行道上滚动着，发出丁丁当当的声响，这声音是那样可怕，那样刺耳，犹如上百个警报在吼叫，犹如汽笛在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