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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老三届”，既是一个历史名词，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透过“老三届”这三个平常而又不寻常的字眼，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飘逝不远的充满动荡和骚乱的时代氛围，涌上
心头的是一代人的狂热与激情、苦难和风流。
当人们最初把1966年、1967年、1968年这三个年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称为“老三届”时，也许没有谁想到，随着时
间的流逝，这三个字眼会变得如此厚重。
从1966年开始的三年，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全国动乱的开端期。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裹挟着全国大约1100万的“老三届”们自觉不自觉地投身其间。这些当时只有十
几岁的中学生，怀着满腔政治热情和有些简单、幼稚的理想，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匆匆上演了一出出现在看来既悲壮又有
些莫名其妙、既欢欣又痛苦的人间悲喜剧。
不久，这批在中国政治舞台昙花一现的中学生，又大多被狂飙与激流推向广阔的农村天地，去“大有作为”一番。
他们从繁华的城市去往偏僻的乡村、祖国的最南部和最北端，到农垦兵团、到农村插队落户……
经过一番灵魂和情感的惶惑与挣扎，经过10多年的升沉起浮，他们又仿佛从炼狱回归尘世一般，从农村返回到城市
；当然也有不少人就此在遥远的异地他乡扎下根来。
这些今天看似简单的行程，其实是以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的。而青春的浩劫，是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的。
今天，回首这些史无前例的一代人走过的道路，体验他们在“大风大浪”中经历的痛苦与欢乐、失望与希望、惶惑
与挣扎，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引言
“老三届”们都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
从幼年时期起，他们单纯的心灵就处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中”，从少年先锋队、共青团到中共各级组织，都
以他们所未曾亲见的“万恶的旧社会”，来增长着他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幸福感；从小学到中学，他们得
到的教育首先是对革命理想和烈士先辈奋斗业绩的向往和追忆。
无论是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教育，使他们特别容易接受共产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
东西。
他们年轻的心中充满了政治的冲动和敏感，渴望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成为先辈一样的英雄。
不知是不是他们的幸运，他们所处的时代刚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老三届”们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很快，他们如骤起的飓风，横行中华大地，震惊世界……
“红卫兵”裹挟着整整一代青少年，带着他们的狂热追求、暴烈行动和痛苦反思，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迹。
“红卫兵”，这一“文革”的产儿和象征，不时搅动着过来人的心绪，也为后来者留下了诸多的思索……
第一章 起兵上海 毛泽东暗示笔杆子
爆炸北京 老三届秘组红卫兵
1966年5 月。
共和国首都气氛似乎不同寻常，还不到盛夏，可人们心理却焦灼不安。
这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改写了一代青少年的命运。
1949年开国大典以来，每年五一、十一，首都人民都要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举行庆祝活动。彭真市长总是作为仪式
主持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首都数万群众。
1966年5 月1 日，彭真没有在城楼上露面。
嗅觉灵敏的外国观察家都猜测到彭真遇到了麻烦，中国政坛将出现大的波动。
祸起上海
事情确实是这样。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论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北京市市长彭真对《文汇报》点名批判既是共产党员、北京市副市长，又是民盟负责人之一的吴晗表示震惊和愤怒。
因为一般情况下，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且学术批判不戴政治帽子。《文汇报》的这篇文章，明
显违反了党的纪律。
彭真因此明确表示：“《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那么大”，“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
道张春桥没有责任。”
彭真说此话不是有意攻击周信芳，而是向张春桥发出了一支利箭。
中宣部及新华社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认为姚文的最后一部分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
为慎重起见，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一起开碰头会，协商是否转载姚文
的问题。他们决定先探风声，若是毛泽东定的，《北京日报》就转登，否则就不转。
但江青、张春桥早有预谋。他们命令《文汇报》向北京和中共中央筑起一道封锁消息的围墙。《人民日报》理论部
负责人打电话给《文汇报》探询消息，也吃了闭门羹。
彭真当时在外地，遂指示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后再说。
从三且月12日至26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
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转载姚文元文章。
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姚文没有得到北京的回声，这些有背景的发难者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添油加醋地向毛泽东告状。11月20日，毛泽东
要上海立即将姚文印成小册子发行。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
北京新华书店请示市委，得到答复是一本也不订，直到29日，才复电同意征订，但拒绝发行。
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下，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出面了。彭真回京后不得不同意转载，但强调北京各报只能相继转载，以
免闹得风声太大。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也在“学术研究”
栏里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以表明这是学术问题，代表不了党中央的观点。
《人民日报》还在姚文元的文章前面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
方式，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1966年2 月4 日，根据彭真讲话的精神，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拟就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
后来所说的《二月提纲》）。提纲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向军
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还提出，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2 月5 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2 月8 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
2 月12日，中央将《二月提纲》批发全党。
《提纲》的言论像一柄犀利的刀剑，直刺张春桥等人的痛处，使他们如坐针毡，如芒在背。
到了4 月，毛泽东批判了彭真，批判了《二月提纲》。张春桥抓紧时间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学术讨
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其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正应邀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毛泽东将在陕西的邓小平召回北京。
4 月9 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 月底在杭州跟他三次谈话的内容。会议决
定起草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
随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了彭真的“反党罪行”。毛泽东强调说：我们面临严重的文
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很广。
此后，毛泽东还多次批判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
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诚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
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4 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
最先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 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
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毛泽东见了，不高兴，说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新起草。”
毛泽东于是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陈伯达觉得自己一个人难以承担如此重任。于是经毛主席同意，成立了“中央文
件起草小组”，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班底。
万事俱备，这帮“秀才”于是挽起袖子大干起来，很快拿出了初稿。
在讨论初稿之时，康生加了这样一句话：“《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他还提出：“光有通知还
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
康生之奸滑，由此可见一斑。他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参加过《二月提纲》讨论，并一起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到此时却推得一干二净，仿佛《二月提纲》是背着他偷偷干的。
1966年4 月16日至26日，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大